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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毒品所苦。最初是自己吸大烟玩，后来父亲被日本人暗杀，东北被日本人蚕食，蒋介石命令他不要抵抗日本人，他和共产党军队开战，损失惨重，收复家乡变得遥遥无期，举国上下，对一个不报国仇家恨、吃大烟追女人、不开一枪的东北将军，只是恨得咬牙切齿。他也只用鸦片来消解，他成了真正的吸毒者。等想要戒断的时候，有一个从日本新近回来的医生帮他戒毒，医生给他注射一种特效针，几针下去，果然把原来的鸦片戒断了，可他对特效针上了瘾，其状远比原来的鸦片瘾厉害。等到了上海，送针剂去化验，才发现原来它是远比鸦片更剧烈的毒品，最后，是一个在上海行医的美国医生为他真正戒了毒。
一九九七年的某个人，在某个夜晚，睡在张学良的大床上，是不是附带也想到了这将门虎子留在风情旖旎的西班牙大床上的刚烈？
小旅店的一楼，靠着花园的一面，是一间间小餐室，墙上有意去找了一些和张学良有关的东西来装饰。一些照片，过去那一身戎装、英气勃发的人，过去那娇小矜持的人，现在垂垂老矣。选的也是在餐桌上的照片，看上去好像他们在家里招待人吃饭一样。
一九三四年的时候，他也常常在家里招待客人，那时，赵四小姐会亲自用新鲜玫瑰花和酒，泡制成〃玫瑰露〃待客，那是上海张宅的特色。日后，一个老人回忆当年在张宅吃饭，张学良曾说，有算命的高手说他将要〃西北将军会八牛〃。那天的灯红酒绿之间，大家数了数在席上的人，只有六个属牛的，少了两头牛。后来才领悟过来，是他要去会〃朱〃（德）。他给他们玩了一个中国拆字游戏。在来上海以前，他的军队与共产党开战，在来上海以后，他决定要联合共产党一起抗日。
在张宅四周什么人都有，经历了浩大的工人运动，也经历了四·一二大屠杀。向前走不远，是孙中山故居，再走。是周恩来公馆，共产党的许多领袖都在这里工作过。再向前，一栋带花园的大宅子里，梅兰芳已经住了两年了。就在张宅的同一条路上，有莲花般的东正教堂，一到礼拜天，路上常常能看到白俄，那些落魄的彼得堡将军身上留着俄国菜馆厨房里的炸洋葱气味。而这时，也许犹太人的复国主义党派团体正在开会。往前去，可以看到一栋美不胜收的南欧式房子，带着意大利黄色的墙壁，那是袁世凯家族里的住宅，里面的人带着破灭了的皇族梦。再向前走，在街口处，有一个从德国逃难到上海的德国犹大人开的小店，还有一个从俄国逃难到上海的白俄贵族开的小店，这两个人在上海各自骄傲地捍卫着德国法西斯和苏联共产党，常常在马路上闹得不可开交。而就在边上的俄国咖啡馆里，日本特务和汉奸坐在一张桌子上，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谈什么。法国公园的另一个门边，是上海进步文艺界青年的聚会场所，上海地下党出入的地方。那时的上海，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张学良就在这样五方杂处的上海走来走去，有时他去看朋友，比如杜重远，从他那里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时他在家请人吃饭，比如他的将领们，听他们说东北子弟不能保家为国的耻辱。张学良下野在上海，自由地接触了抗日的思想并在许多声音里最终选择了它，一次次宴客和清谈，最后使这年轻的将军在上海做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变。上海是个温柔乡，他在香车美人之中离开他生命中的温柔乡。
此后的人生，是西安捉蒋，导致全国全民起来抗日，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是长长六十年被关进蒋介石行李箱的幽禁生涯！对日本人有着深仇大恨的年轻将军直至被蒋介石关成需要坐在轮椅上下飞机的老人，甚至不曾有机会对仇敌放上一枪。
江青的房间
在淮海路上接连向右拐，就能到江青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住过的那条大弄堂。想要真的找到那地方也不容易，我留意了好久，都无法得到准确的地址。一路上问了几个老人，他们都用一种大有深意的脸色对待我，但是帮助我找到了弄底的那栋房子，和大多数里弄洋房一样，它也是灰色的，窗下挂着孩子的花汗衫，平平淡淡，没一点出挑的地方。回头一望，长长的弄堂里一个人也看不见，那脸上带着奇怪微笑的老太太，在某一排房子的后门处一闪就不见了。
听不见日常生活的声音，孩子的说话声啊，电台音乐声啊，洗衣机搅动衣服的机器声啊，什么也没有。
我的脚步声从弄堂两边的墙壁上反弹过来，一声声，走回到了江青当道的少年时代，一瞬间，就在周围和内心都感到了恐怖。她被乌黑短发环绕着的脸在颜色失真的新闻片里向我伸过来，她保养得好，看不出年龄，她的眉眼周正，神色峥嵘，从三十年代的剧照，到七十年代的新闻片，到一九八○年坐在法庭上受审，一直有一种傲岸的恶毒神情，就像乘风破浪的巫婆。一个和我要好的女孩子说，巫婆没有年龄。
弄底的一条小夹弄里，能看到二楼亭子间的窗子，和对面的楼只是一臂之隔。当年江青从苏州回来的夜里，就是在这潮湿小夹弄的窗下叫已经睡着了的唐纳开门的吧，那个夜晚定给唐纳留下非常好的回忆，使他在被变心的江青气得自杀前，在遗书里还提到。后来他们的争吵声也是从这里传出来的吧，这样窄的两壁之间，有任何声音，都会像提琴的共鸣箱一样被放大，他们吵，他们打，大清早冲到朋友家去评理。那时候，二十三岁的江青从来不考虑面子问题。她也一定不知道有一天她能成毛夫人，红都的女皇，对她在上海度过的艺人生涯，得粉饰一新。
三十年代她在上海的朋友、熟人，多少知道她故事的那些人，后来被她收拾得只剩下几个九死一生家破人亡的，谁还敢像我这样，找到她从前和唐纳同居、又和章泯同居的亭子间来。要是她知道，会把我整死至少五回，把我的头发剃得只剩下头顶的一长撮，那是为了打手抓起我的头用的把手，像当年在这栋房子里照顾她的常州保姆阿桂在北京的监狱里一样。我真的害怕被人虐待致死，在我大学时代，看了许多这样的恐怖回忆录，说起来，都是青少年不宜的。所幸的，她已经早死在监狱里，她的肉体，已经烟消云散。可我还是怕。也许那些老人奇怪的神色，也是因为多年以来深深种在心里的，对这弄堂里的事实的恐惧吧。
她是巫婆，一辈子骑在扫帚上飞。就是她飞走了，那长长的阴影也还是拖在大地上。
楼道里很暗，很平民，是上海芸芸众生的地盘。那个在生活中处处碰壁的山东女子当年也是这样走上来的？她租下这里，是因为亭子间的房租便宜。她在电通时的月薪是六十块钱，要寄四十块回山东养活妈妈和姐姐，剩下来的钱，总是不够一个月的生活。到了月底时候常常没钱吃饭，靠常州保姆阿桂从东家厨房里偷食物出来。直到她离开上海投奔延安的最后一顿夜饭，也是阿桂接济她的。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大明星们灯红酒绿的时候，小演员可以没有饭吃。江青住的弄堂当年正对看法国总会的大门，都市眩目的生活她天天可以看到，可就是进不去。而她是那么一个处处争强、要胜人一头的女子，自恋，泼辣，当她走上黑黑的木头楼梯时，回首望一望那灯火通明的法国式大房子，怎么会不想推翻这一切呢。
她是个苦孩子，从小生活在一个暴力的家庭里，父亲是个木匠，喜欢打人，有一个元宵节的时候，她还是小孩子。父亲为她的母亲打烂一个碗而痛打她的母亲，打断了妈妈的手指。她当时吓得大哭，被父亲打落了一颗牙。她的母亲带着她连夜逃出家门。那是她童年的创伤，多少年以后，她回忆她的童年，是〃走夜路，穿过青纱帐，野狗咬了我的腿〃。十五岁离开妈妈离开家乡的时候，连内衣都没有。我们常常不知道故事里一个巫婆的底细，也没有想过她们也有一个童年。其实她们也是有的，而且是一个极黑暗的童年，她将童年创伤化为一生为人的蛮横、无耻和仇恨。她恨天、恨地、恨人，心里装满报复的念头，一九三五年王莹和她争演《赛金花》，一九六六年她一旦有了权力，马上通过国家机器在中国找出王莹，将她关进监狱，置于死地。
到了二楼，看见一个小小的厕所，据说就是江青当年与房东家合用的厕所，浴缸、洗脸池和马桶都是那时的，厕所里刚刚有人洗了澡，地上湿漉漉的。老式的大搪瓷浴缸已经很旧了。
然后沿着走廊往里面走，到底的一个门，就是她当年住过的房间了，那是一个三角形的房间，听说是因为房产商买的地到这里就到头了，最后一间房是贴着地界造的。在那个尖角上拦出一个壁橱，里面安了一个小小的绿色的洗脸池，那算是江青当年的化妆间。
房间里很暗，屋角充满了阴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一种热腾腾的欲望和恼怒的气息，从现在黄色条子的墙纸和一套刚刚过时不久的组合家具的后面渗透出来，那是江青的气息，她一生的气息。一个人住过的房间有时比一个人的脸还能说明这个人。
这个房间是荒芜的，潦草的，让人想到这个女子一生大概都不会在意好看的内衣，她会在穿大领子衣服的时候尽量多露一点脖子，而将内衣领子一圈圈向里卷。不管她在吃的东西上如何挑剔，脸色是多么白净。
在这里，江青度过了她一生中作为年轻女艺人争锋的日子，为了出名，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廉耻，自己的脸都是工具。在这屋子里，她和两个有用的男子同居，一个是名编剧，一个是名导演。听上去，可以算是香艳的故事，可并不是。江青泼命去争，争名不争利，带着苦孩子无法无天的窘相和外地人赤手空拳的奋勇，她不爱跳舞，不坠入爱河，即使是做了时髦的电影演员，也穿得像一个农村姑娘般的纯洁质朴，她看不起爱情，看不起都市艺人风花雪月的小日子，她把它称为是〃糜烂的生活〃。她也看不起女子的性别，虽然她尽量地利用她的性别，可她实在是钟情于男装的。她为了事业可以随时放弃爱人，她演娜拉的时候说过，易卜生没有说明女子离开了家以后怎么办，她想，就是〃不再做玩偶，要自立〃。而她的目光，不光是自立，她要做大事。那个大事是出人头地，让别人都成鸡，而她一个人当那只成语里的鹤。当年那个在寄人篱下中长大的小姑娘，现在要生活加倍偿还她。到以后，她贵为主席夫人，说到上海生涯时，她不在乎他说到了她的穷，可忍不住要把自己说成是当红的第一流演员。当年把一切都贡献出去，还站不住脚，这实在是不能释怀！
墙上贴着新的墙纸，没人想到要把它像什么人的故居一样保存起来，这里住了一户人家，又换了一户人家，墙上换了墙纸，又换了新的墙纸。这里的墙上，在一九三七年的那些晚上，暴怒的江青曾抓住唐纳秀气的长发，把他的头往墙上狠命撞过去。她一生都有杀人的倾向，她轻易就可以将一个人恨之入骨，她恨的人，就要置他死地。这让人想起她五岁的时候目睹父亲对母亲的暴力。要是这些墙会说话，它们会说什么？江青把知情者赶尽杀绝，她不想让人知道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事，她以此为耻吗？当年她离开上海的时候，曾说到她不想在上海继续〃言行不一致〃的生活，她曾在年轻的时候想过要从上海的生活里自新吗？可人人都说她其实是在拆散章泯家庭的桃色新闻里引起公愤，站不住脚了，一走了之了。她的一生中充满了谎言。
在那个三角形的房间里，你还可以感到那个不快乐的大腮帮的女演员，这被贪得无厌的渔夫老婆的鬼魂附了体的女人独处的时候，是孤独而怨慰的。这房间里没有安宁的痕迹，她的生活大概也没有过真正幸福的时光，和唐纳相处时，她说过〃除了自己的妈妈，谁也不能相信。〃她住在这被外面的楼房遮住、终年不见阳光的房间里，像一只鸡水淋淋首尾同向缩在壳里，苦等破壳而出的那一天。周围的墙是那么厚，弄堂是那么深，上海这个地方看上去大家都是来冒险的，机会相当，可其实上海更像一个大大的玻璃橱窗，把她想要的东西展示给她，但不给她。就像她天天路过法国总会回家，可是一次也没有进去过一样。大门很大地开着，但不是为了你而开。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她是真正的拼搏在上海，却离她想要的东西越来越远。她回忆起那时的情形，说过自己常常激愤得猛击自己的头来缓解心头的失望。可是即使是这样，也无济于事。
于是她走了，到延安去找她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