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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上海人凭着记忆学习的呢？那台湾人问我的时候，我还真不知道。我说，在上海久居的西洋人，常常抱怨买不到一块真正的面包。
从申申面包房出来，向第二个弄口去，走进一条在上午很安静的上海弄堂。在弄堂的底部，夹杂在各种呆板的灰色的建筑里，有一栋完全不同的南欧式样的房子，有红色的瓦顶，窗子的两边，有藤蔓般卷曲而上的柱子，小而细长的、深陷在墙里的窗子，那就是上海已经有了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房子，法国城的遗迹，西班牙式的房子。
如今这些遗迹，像打碎在地上的玻璃杯一样，片片撒落在小街的深处。
弄堂非常安静和窄小，向前经过神学院，那里本来是一个小的天主教教堂，有一个说英语的西班牙嬷嬷，她在三十年前不见了，教堂倒塌于一次火灾，同样是呆板不堪的灰色建筑的神学院，就建立在它的废墟上。经过它的外墙的时候，可以听到有人在钢琴上练习赞美诗，清晨有学生的歌声。
从1412弄出来向西去，在永福路上，左手的方向，有一些被刷成黄色的西班牙南部的建筑，它们也是突然在杂乱无章的房子中出现的。走进积满了灰尘的拱门里去，在拱门的深处，有一个应该有一百年的西班牙式的喷泉，嵌着细小的瓷砖，肮脏而斑驳，早已被废弃。用一个手指在上面拼命擦，拼命擦，然后，在眼前就出现了一小块白底蓝花的小小的瓷砖，一百年前的坚固的釉，还在闪闪发光。
从那个院落出来，再向西走，可以在十分钟内到另一条安静的马路，像英国一样有那种来历不明的雾，或者纽约天阴起来像一大块铁，上海也是一个阳光不多的城市，常常是灰色的。这条武康路，像一只灰色的袜子一样。那里，你可以看到另一些西式的房子，小小的、突出的铸铁阳台上，攀满了微微发红的长春藤，带着真正古老的欧洲情调，江河日下的精致。它又有一种远在东方的奇异气氛：陈旧、隐秘和被遗弃的东方式的多愁善感，这是欧洲那些被精心保护的老房子所无法表达的。
中午，从武康路上126路公共汽车，沿着淮海中路，可到新乐路上的葡萄园中餐馆。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地方，它本来是一家私人开的小饭馆，像在这条路上的不少小饭馆一样。也许是它提供干净而惠价的上海风味的食物，也许是它的家族服务有着上海人的风格，随和而时髦，铺着施特拉斯堡小铺子一样的红白方格的桌布，所有的人都可以用洋泾浜英文，和你讨论菜单。总之这个饭馆永远是有人在外面等座的，那里是在上海的外国人常常碰面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听到许多种语言，还有至今为止仍旧惠价的新鲜食物。
然后，我们去了在新乐路和襄阳南路交界处的圣母大堂。这个东正教的白色小教堂，是法国城时代逃亡在上海的俄国人怀乡的地方，想学俄语的上海青年，可以在教堂外面墙上的俄文布告栏上，找到一个说地道彼得堡贵族俄语的家庭教师。教堂有比上海的晴空更蓝的洋葱式的顶。
只是你无法看到一个幽暗的、有画在木板上被烛烟熏黑的神像的俄国教堂了，如今里面是一家证券交易所。
那些患了怀乡病的白俄，早已不在上海，也再不会回到上海这个他们暂时的避难所来了。
从教堂向南去，又可回到淮海中路上来，越过它，到上海音乐学院，在那里的高大树木下，一路都是弦歌声。
这就到了法国城中的俄国小区。在岳阳路的三角街心花园里，有俄国人为普希金竖立的铜像，被矮矮的、黑色的铸铁栅栏围着，像在俄国的公墓里到处可以看到的那样。
上海的法国城，在当时充满了俄国的情调，俄国公主在舞厅里跳舞，俄国的音乐家在酒吧里弹着在家乡学会的法国小调，小饭馆里有真正的俄国大菜，面包房里可以买到真正的俄国列巴，俄国人在到处散发对优美的西方文明忧伤的怀想。
上海人也因此染上了古怪的怀乡病，对永远不属于他们的西方文明，从街心花园出来，沿着衡山路走十分钟，可以看到一家栅栏里的私家花园，据说那是上海如今最大的一个私家花园了，那里有美国四十年代流行的美式平房，如今是主人的私人画廊，沿着地砖斑驳的台阶而上，画廊里陈列和出售主人所画的小幅水彩，在上海法国城里的旧洋房，在上海的薄薄的阳光里面，破败而温情。
有时，主人播放他自己编辑的音乐，那是他的咖啡音乐，下午的音乐。是法国城时代的四十年代的西方音乐。
晚餐去了锦江饭店，一个老式的大旅店，有不少东西还是上个时代的式样，比如长长的走道里的灯，以及温厚而熏黄的灯光；比如褐色的门以及套房的小回廊；比如楼上餐厅的雕了花的高大护壁板。那是一个有许多桌子的大餐厅。有烫过的发硬的白色桌布，精致的食物放在蓝花的中国瓷碗里，你可以看到上一个时代的人的奢侈。可惜的是，那里的东西一点也不好吃，像一九四九年以后在上海出生的年轻人心里的老上海一样，徒有其表。而我和那台湾人，不想扫兴地吃了好多，还说不错。
上海的夜晚常常是有雾的，空气潮湿的，也许是一种特别的诗意，也许是由于大气污染，也许是大城市人口拥挤的关系。法国城没有明亮的路灯，路灯在梧桐树叶里暗淡地照亮着近旁的东西。
这是连歌里都唱着的，上海法国城的魔法时刻。夜空的暗影里，英式的烟囱上隐约的一个S，那是在白天很容易被忽视的，大露台由于看不到白天的积尘和裂纹，而好像焕然一新，时代和时间被抹去，老旧的小楼里灯光明亮。
在复兴中路上，有一栋法国人在五十多年前盖的小木楼，如今它的地基已经随着上海的地面下沉而下沉，减去了两级台阶。那个法国人盖了一个简朴的、东方化的法国小楼，在里面做了一些褐色的嵌在墙里的家具，代替桃花心木，它的楼梯舒适而窄小，被漆成了白色。可是不知为什么，法国人很快卖了房子，回法国去了。当时买下了房子的中国人，住了以后的五十年。世事变化，可是那些被嵌在了墙壁里的法式家具，留了下来，还有住在里面的人的习惯：喝加奶的红茶。
法国城是那么奇怪的一个地方，它一直有某种东西，有生命似的在暗中无声地蠕动着，不能名状，不曾相识，可毫不陌生。
那个台湾人，很陶醉地问：〃法国城遗址是不是有许多东西，好像就在眼前了，可就是看不清。你说这是什么？〃
我说：〃不知道。〃
有普希金像的街角
在岳阳路上的十字路口，有一个小小的街心花园，街心花园的中央，有一座普希金的铜像，那是从前沦落到上海来的白俄竖起来的，不过，在我出生以前，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在一九四九年逃到外国去了。他们住过的房子，俄式的，还在那里，红色的、有着白漆斑驳的窗子，门楣上还有一百年以前的石头浮雕，半圆的灰色石头上，雕着有藤蔓的叶子和花。
现在住在这房子里的人，当然是中国人了。一些老人，有时候还会说起他们的故事。说他们中有许多酒鬼，喝啊喝啊，喝了就用罗宋话唱他们的歌，唱着唱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就睡着了，上海冬天的晚上，在淮海路大商店的门廊下，他们就那么嘟嚷着睡着了。说他们中的女人，说是什么什么公主，在DDS当舞女的，也卖身，跳舞裙子里，什么也不穿，只要人家为她买一杯酒，就行了。俄国的女人，绿色的眼睛斜斜的，身上像冰山。说起来，上海的租界里，倒像是一个奇怪的俄国城市，餐馆，衣服店，面包房，舞厅，到处都有俄国人，剧院里上演着俄国芭蕾，梧桐树下贴着从彼得堡来的诗人亲自面授正宗俄文的告示。
那时候，这有普希金雕像的街角，就是法租界的俄国小区的中心。说这故事的人，老了，他们说从前他们管这些俄国人叫罗宋瘪三。他们说：〃不要看外国人，外国人也分三六九等的，外国人要是瘪三起来，比中国穷人还有瘪三不知道多少倍，真正的瘪三。〃
老人的眼睛里，有一种笑意，我想，那应该就叫幸灾乐祸。
小时候，常在塑像下面玩，仰望那铜像，只看见童年的蓝天下，有一个又尖又高的青铜色的鼻子，忧郁而诗意地指向前方。小时候常常在那里放风筝，有一次风筝落到了普希金的肩膀上，望着这个外国人深深的眼睛，就是不敢去用力拉一拉细细的风筝绳子，大哭着放弃了新风筝回家去。
因为怕惊动了这个被人打死的人，会有报应。
在我家和普希金公园的中间，要经过一个街面房子，那里终日响着钢琴声，教琴的，是一个又白又胖、像一座有洋葱味的雪山一样的俄国女人，我常常听着她的琴声走远，可是不知道她在弹什么，那些曲调在一个小孩子听起来，就是阴郁的。
有时候，趴在高高的、有陈年雨痕的窗子上看着暗暗的屋子里的女人，看到她走过来了，马上就逃开去，逃得飞快，像有鬼赶着一样。
因为这个雕像，所以我第一个记住的，就是这个外国人。也爱读《金鱼和渔夫》的小书。哥哥学校里读的是俄文，他教我普希金的俄语读法，可是他自己学不会卷舌音，发出来的声音像吃多了安眠药的呆子说话。那时候最好的学校里好像都让学生读俄文，因为那里是列宁十月革命的故乡。那时候，有人唱着苏联歌，唱莫斯科郊外晚上的一个好姑娘，那时候，我家楼下有一个大哥哥和中学里的一个女孩子恋爱了，那女孩子穿着布拉吉在黄昏的大院子里走过，露出了麦色的锁骨，让院子里所有的小女孩都看傻了眼，以后，我们这一代女孩子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要在一个黄昏穿上露出了锁骨的苏式的布拉吉。
追究起来，上海是一个挑剔着崇洋的地方。在有比较的时候，从前的年轻人把在上海的俄国人叫做罗宋瘪三。而到了楼下大哥哥的时代，他那穿布拉吉的女朋友，就成了我们的理想。像一个感冒的人，塞了鼻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只好侧面躺着，让上边的鼻孔把鼻涕流到下面的鼻孔里去，就整夜地用一个鼻孔，呼哧呼哧地吸气不已。那时候的上海人，紧紧捉住唯一的外国，那是苏联。
后来，〃文化大革命〃，将普希金像敲碎推倒了，苏联也没有了，它成了修正主义。
那时候我长大了。
有一个时期，我特别喜欢自己冲洗相片，常常和同学结伴到向阳公园去照相。那里有一个最好的背景：蓝色圆顶的东正教堂。数不清有几张照片是以它们为背景的，从镜头里面看着蓝天下面退色的蓝色圆顶，和顶上小小的黄色圆点，真觉得它是那么浪漫那么悲伤的房子。站在上海那不蓝的蓝天下，好像在怀念什么遥远的东西。那时候，我知道那是白俄留下来的房子，他们到了礼拜天，就到这里来，这一小块地方，是他们真正的故乡。他们在这里唱歌，在这里哭，俄国人才有的那种广大温柔的忧郁，就这样子在上海的蓝顶房子上留了下来。
后来一个时期，我特别喜欢读书，从四面八方弄来的书，大部分是俄苏文学，书中的人，在说话的时候常常夹着法文，在书页的下端，有那些法文的译文。因为俄国人对法国，有种深刻的、像怀乡似的崇拜，就像上海人对租界文化。
后来，我又长大了一点，喜欢用零花钱和朋友一起在外面吃饭，好像只有坐在外面餐馆的桌子上，才表示我们都长大了。去的那家上海西菜社，在梧桐深深的淮海路上，里面有褐色的火车座，在那里我吃到了罗宋面包和乡下浓汤，一种有番茄沙司、卷心菜、土豆和红肠的俄国汤。餐后还有一道俄式的冰激凌，里面没有一点点冰渣子。听说，那里的大师傅还是小时候从俄国人手里学来的。
有时候还到岳阳路上去，没有了普希金雕像的街心花园绿树葱葱，路上经过那白俄女人的琴室，里面再也没有她的琴声，没有人知道她到哪里去了，她的门上也落满了雨痕。那时的岳阳路，白天几乎看不到行人，在寂静的空缺里，少年时代的我，感到了在俄国民歌里的那种温柔和忧伤。
那时候，离上海人那么难忘的四十年代的好日子已经远极了，上海人还是不肯喜欢俄式的东西，迷死了租界的人说：〃我其实不喜欢俄苏的东西，我喜欢的是上海的租界。〃可是，那个留在越来越老的老人嘴里的租界，在我们看起来，就只看到蓝顶的房子和红汤了。那时候不再有白俄女老师教孩子钢琴课，可是走在马路上，还是随时可以听到有孩子在家里的窗前学琴的声音，我不知道这传统和从前这里有那么多钢琴老师的历史，是不是也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