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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吧，你先治伤，”秦晓勇本想细问，见医生忙着给他检查伤情，于是说道：“过后，让我们的同志再给你录一个口供。”
“嗯。”刘文斌点着头，脸上挤出一副笑容，却不三不四地说道：“那就麻烦你们公安同志了。”
之后，秦晓勇来到急诊外科办公室，向当班医生了解其余三位伤者的情况。
“你说刚才送来的那四个人？”当班的外科医生翻看着桌上的病历，说道：“除了一人右臂粉碎性骨折需要住院外，其它的三个伤者都是皮外伤，已经处理过了。”
“这么说，”秦晓勇征求着医生的意见，问道：“我可以把其余的三个伤者带走了？”
“当然可以。”外科医生点头答道。
公安方面询问了双方当事人，调查了这一起打架斗殴事件的起因经过，很快做出了处理决定。虽然毕自强确有自卫的性质，但已造成了打人致伤的严重后果。当天晚上，毕自强就被朝阳派出所刑事拘留了。
“我现在向你宣布，”秦晓勇把拘留证摆在毕自强的面前，虽然心里也十分同情他，却身不由已地说道：“毕自强，你因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被刑事拘留了。”
“玉琴呢？她现在怎么样了？”毕自强首先想到的是秦玉琴。
“玉琴没事，”秦晓勇的脸上有几分动容，说道：“她已经回去了，你放心吧。”
“我不是故意伤人，”毕自强倔强地抬起头，争辩地说道：“是他们故意滋事挑衅，先动手打我的，我是为了自卫才出手还击的。”
“我这也是公事公办。”秦晓勇知道自己帮不了他，不由放缓了语气，说道：“不管怎么说，你打伤人这是事实。我也无能为力，你还是签字吧。”
在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上，时常会遇到这样的三岔路口：一条是通往梦想的崎岖之路，一条是随波逐流的世俗之道，还有一条是直达布满竹刺的可怕陷阱。每当你还站在那儿犹豫不决之时，是谁会那么开玩笑地推了你一下，让你不得已走上你的人生必须面对的这条道路。
无可奈何，毕自强在拘留证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就这样，他被秦晓勇等公安人员押送进了市拘留所。在拘留所等待法院宣判的日子里，他获知了今年高考发出了分数通知书的消息：自己考出了三百八十二分，超过了当年本科录取分数线二十多分；而秦玉琴考出了四百一十六分，超过了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十几分。
透过拘留所牢房里的小铁窗，毕自强的心里仍然祈盼着能被无罪释放。那样，他就可以跨进那梦寐以求的大学，让自己的生活充满绚丽多彩的阳光。
但事与愿违，他天真而纯朴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一个月后，即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五日，毕自强被南疆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的罪名，宣判有期徒刑四年。这天，正是毕自强十八岁零五个月正。
恰巧就在这一天，秦玉琴收到了西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吃晚饭的时候，她怀着愉悦的心情把这一喜报告诉了全家人。父母都为她感到高兴和自豪。下班后回到家中的秦晓勇，在得知妹妹考上大学并祝贺她的同时，把毕自强今天已被判刑的不幸消息转告了她。
获悉毕自强得到的最终结局，秦玉琴面色一下子黯然下来，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滋味。她为了毕自强那料想不到的凄惨命运而悲伤，泪水沾湿了她的衣襟。她心里十分清楚地知道，从今以后，他俩将各自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未来之路，越走越远了。这一辈子要她忘却曾经爱过的那一个人，也许是不可能的，但现实已确定无疑地葬送了她这一生中犹如玫瑰花含苞绽放的初恋情怀。此刻，她泪如泉涌，一颗颗泪珠滑过双颊向下流淌着。终于，她放声痛哭起来。
十五天以后，秦晓勇替妹妹秦玉琴扛着行李，亲自把她送到了火车站。一声气笛长鸣，北去的火车缓缓地离开了站台。她把头探出车窗外，直到看不清哥哥秦晓勇在站台挥手告别的身影。不断加速的火车载着秦玉琴对未来的希冀，飞快地向前奔驰而去……
与此同时，在骤然而来的一场狂风暴雨之中，毕自强也在走向他的未来人生。一辆由武警押解着数名犯人的警车，正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不停顿地颠簸着向前驶去。
风去了，雨停了。不知过了多久，警车吃力地爬上了山顶。毕自强坐在警车的后坐上，双腕上戴着一副镣铐。面对着车窗外山丘茂林那美丽的深秋景色，他竟视而不见，内心早已万念俱灰。此行要押他去劳动改造的监狱越来越近了。
劳改四年啊，那是一种多么悲惨的日子呀！
毕自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完全是为了自身的防卫出手的，虽然打伤了人，可挑衅者却不承担任何责任而自己却陷入了牢狱之灾。他觉得自已实在是太冤了。然而，他并不知道刘文斌在南疆市也算是一个有家庭背景的人物。
刘文斌，一九七六年的高中毕业生，曾到农村插队两年。一九七八年得到招工返城的指标，被安排在南疆市人民印刷厂当上了工人。刘文斌的父、母亲原来一直都是南疆市里的机关干部。父亲刘国栋，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一名连指导员，四野南下“两广”作战后受伤，因当时地方工作的需要，伤愈后就地脱下军装，转业到南疆市工作。在*当中，已是南疆市某局局长的刘国栋受到冲击，进过“五七”干校，蹲过“牛棚”，最后被下放山区农村劳动改造。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开始落实老干部政策，*冤假错案。一九七九年夏天，刘国栋举家从山区县城返回南疆市，不久得以复职并出任了市计委主任。刘文斌的母亲张燕，年轻时是市工团的舞蹈演员，后改行做了市机关的人事干部，*中她与丈夫一起患难，同甘共苦。刘国栋复出之后，张燕的工作也得到组织上的安排，调到刚刚恢复的市工商局担任人事科科长。刘文斌是家中独子，也是父母亲心目中的掌上明珠。
在得知刘文斌被人打伤后，他的母亲张燕闻讯赶往市朝阳派出所了解情况。对儿子被毕自强所伤，造成刘文斌右臂粉碎性骨折而住院这件事情上，张燕表示非常气愤，始终不依不挠，要法院一定严惩打人凶手，终使毕自强被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这天中午，刘文斌的母亲张燕、妹妹刘晓红俩人一起到市第一医院骨科病房探望病人。
在骨科住院部的七号病房里，刘文斌正躺在十九号病床上翻看着杂志，伸着的左胳膊正在打着吊针输液。他已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了。不过，现在他的右臂上还打着石膏木夹板，缠着白色绷带。
“文斌，好点了吗？”张燕走进病房把一袋水果放在桌面上，来到儿子的病床前，关切地说道：“躺着别乱动。”
“医生说，过两天就能拆夹板出院了，”刘文斌对母亲说着，又转而向妹妹问道：“你也来了，今天不用上班吗？”
“今天我休息。”刘晓红坐在刘文斌的身边。
“文斌，告诉你一件事情，”张燕手里用小刀削着苹果，对儿子说道：“你出院后不用再回印刷厂上班了，工作调动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解决了。”
“是吗，那太好了！”刘文斌欣喜若狂，差点没在病床上手舞足蹈起来，说道：“妈，我真的可以到市政府车队开车了？哈哈哈！”
“看你高兴得这个样子。”张燕把削好皮的苹果递给儿子。
“妈就是偏心你，”刘晓红坐一旁撅着小嘴儿，颇为不满地说道：“我工作也不好嘛，为啥不帮我换换。”
刘晓红是年十七岁，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不过，她可比许多待业青年幸运了，高中刚毕业就有了一份正式工作，被招进市百货大楼当上了售货员。
“你哥哥都进厂三年了，你才参加工作多久呀，”张燕用手点着女儿的脑袋，数落着她，说道：“还没到一个月，怎么给你换工作，真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刘晓红不理睬母亲的指责，把小脸凑到刘文斌的面前。
“哥，爸当上副市长了，市里昨天宣布的。”刘晓红面露得意之色，说道：“所以你呀就跟着走运喽。”
“是吗？”刘文斌对父亲的一直以来的严厉管束窝着一肚子怨气，心有不满，哼哼地说道：“爸当不当上副市长跟我有什么关系，他那么马列，从来都不过问我的事情。”
“不许这么说你爸，你呀，真是个不孝之子。”张燕唬着脸数落着儿子，忽然又转换了一个话题：“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打伤你的那个毕什么的人，法院判了他四年。”
“啊，才判了四年？”刘文斌觉得还不够解恨，哼哼地说道：“太便宜他了，判他一个十年八年，都是应该的。”
“哥，你知不知道，”刘晓红打断他的话，抢着说道：“要不是妈出面找法院的人，坚持说要严办这个案子，恐怕还判不了那个姓毕的呢。”
“你个小丫头片子，别张开嘴巴就乱说话呀。”张燕狠狠地瞪了女儿一眼，强调地说道：“法院是讲法律的地方，凡是犯了罪的，那是一定要判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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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红作了个吐舌头的鬼脸，一时闭上了嘴巴。
“文斌呀，不是妈老说你，都二十三了，”张燕又对儿子唠叨起来，没完没了地教育着他，说道：“老大不小的年龄了，还一天跟人打架，也太不像话了。你以后少在外面惹事生非，你爸现在当上副市长了，一定要注意影响，绝对不能给你爸丢脸抹黑哟。”
“我知道了。”刘文斌卖乖地迎合着母亲，说道：“我出院后到车队报到上班，一定好好干。妈，你就放心吧。”
几天之后，刘文斌伤愈出院。这一天，他手里拿着商调函，来到市政府人事处报到，被安排到市政府车队的“小车班”，当了一名专职司机。
第七章 锒铛入狱（之一）
省第一监狱所属的劳改农场，设在南疆市以北一百八十公里以外一个偏僻的山区。
一辆押送犯人的警车开进了劳改农场的大门，停在一栋两层办公楼前的操场上。押车的军警勒令毕自强等五、六个犯人从车上下来，在操场上站成一排，就地蹲下。
办公楼后面，是一块用高墙围着的四方形地域，里面是一排排整齐的平房。围墙的四角均竖立着高高的岗楼，上面各有执勤的军警手持长枪在走动着，日夜监视着下面监舍的动静。
毕自强跟着管教干部，走过一条长长的通道，来到七号监舍。屋内很宽敞，里面有近二十张铁架床，分上、下铺。毕自强拎着随身的行李包，走到管教干部指定的铁架床前。他的床位在下铺，编号是二十三号。他把行李包搁在床上，一声不吭地坐在床边上。
管教干部刚离开监舍， 房内的犯人便“哗啦”一下把毕自强围拢起来。
“喂，你犯了什么事？”有人问道。
被众犯人如此近距离的围观，使毕自强产生了一种有形的被压迫和侵犯的感觉。他发现，这些犯人的眼睛里似乎都透着某种敌意的目光，不怀好意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忽然抬头挺胸，缓缓地将一口气地吸入丹田，本能地绷紧了全身肌肉，锐利的目光横扫过所有人的脸，沉稳地说道：“与人打架，伤害罪，判了四年。”
“知道这里的规矩吗？”又有一个犯人沙哑着嗓子问道。
“嗯，知道。”毕自强下意识地点点头。
毕自强仍然坐在床沿边上，把随身带来的帆布包拉开，从包里拿出来一条红灯牌香烟。这时，一个年近三十岁的犯人探身上前，劈手将毕自强手中的这条香烟夺了过去，如获至宝，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灵巧地拨开人群，窜到不远处的一张铁架床旁，双手奉着那条香烟，俯身对躺在下铺床上那个犯人表示出恭敬的态度，献殷勤地说道：“呵，黑哥，这回可有烟抽了。”
这拍马屁的犯人名叫韦富贵。只要一看他到那张总是带着笑容的脸，就知道此人精于钻营取巧，善于人情世故。
那被称为“黑哥”的人，把正在翻看的一本杂志扔在一边，抓过韦富贵递上的那条香烟，掂着它凑近鼻子底下嗅了嗅，似乎已闻到了那烟卷燃烧时飘出来的香味，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他懒洋洋地从床上坐起身，双脚往床下的那双胶鞋里一伸一蹬，随即站了起来。
“黑哥”的真名叫杜云彪，二十七、八岁，一米七左右的个头，一副偏瘦的身板看上去不太结实。说实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