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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老伯原认为蛮有把握的事情，这才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开口。这时，遭到胡大海的婉言拒绝，他的脸面上有些挂不住了，心里很不舒服，但听胡大海这般诉苦叫难，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望着宋老伯失望地离开店铺的背影，胡大海叹息了一声，苦笑着摇了摇头。
说实话，宋老伯主动提出这个先赊帐、后用分期付款还贷的购物方法，当时听起来十分新鲜，细想起来也不是不可行的。胡大海自知宋老伯忠厚老实，相信他一定会在日后如数还清这笔钱款的。可是，如果真的用这种赊账方法来销售电视机，那么，自己又怎么能在三个月内把全部钱款付清给电视机厂家呢？这确实是让胡大海感到左右为难，十分苦恼和头痛的事情。
这天夜晚，胡大海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心烦意乱地坐起来，点上了一支烟，脑里又想起了宋老伯提出的要求。他反复地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拿不准主意。这样又过去了一个星期，商店里也没卖出一台电视机。这一回，他再也坐不住了，自己主动上门来到宋老伯的家中。
“宋伯，你上次说要买我一台电视机的话，还算数吗？”
“胡老板，来了，”宋老忙着给他让座欲倒茶，说道：“呵，怎么能不算数呢？”
“好，你在家等着，”胡大海连椅子也没坐，转身就往外走，把话扔在屋里：“我这就给你把电视机抱过来。”
其实，胡大海的这种做法也实在是迫不得已。不过，这样做至少能让宋老伯无话可说了。没料到，胡大海如此销售电视机的事情，竟一传十、十传百地在街坊邻居中传扬出去了。两天以后，就有七、八个熟人主动上门来找胡大海，都提出以同样的分期付款方法来求购他的电视机。就这样，在此后的十几天里，胡大海竟然销售出了二十多台电视机。赊买到他电视机的人们，一个个兴高采烈，笑得合不拢嘴，犹如抱回家一个宝贝似的。其间，有的人给胡大海出主意，让他到一些单位去联系。并且还断言说，这种销售电视机的方法肯定会被很多家庭所接受，能让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卖出手上所有的存货。
此时，胡大海是又喜又忧：喜的是，手中的电视机不愁没人要；忧的是，向电视机厂付款的限期只剩下一个多月了。而今每台电视机收回的钱款数额还不到一半，剩余的钱款要一年之后才能到手，他又如何实现对厂家的许诺呢。为了要补足这笔钱款，胡大海开始想到了借债。可亲朋好友当中，谁又有这么一大笔钱借给他呢？有人提醒胡大海说，是不是可以考虑跟银行借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若说到银行给私人贷款做生意，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情。而缺一大笔资金来周转的胡大海，此时已经走投无路了。无可奈何之下，他还是硬着头皮试着与银行方面接触。“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几经周折之后，事情竟然有了转机。银行方面说货款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用什么抵押物来担保呢？胡大海坦言自己手上有七十多台电视机，还有二十多台电视机欠款的的凭据。银行方面对此不感兴趣，但又告诉他说，只要有国营单位做担保人，还是可以发放贷款的。这样，他不得不转而去找一些单位洽谈。就这样，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在银行和某些单位之间来回奔波。半个月后，终于与两个单位谈成了这样一个结果：由该单位里想要电视机的职工先付三分之一的现款，余下的数额以一年时间来分期付款，而后从他们每月的工资里扣除。实际上，这就是以单位出面采用团购方式来买下胡大海的电视机，而银行方面事实上等于贷款给该单位。银行方面欣然接受了这个方案。
胡大海利用手上掌握着的七十多台黑白电视机，通过与个人、单位、银行三方的经济合同来达成合作，使这些电视机都有了欲购的主人。他把这些黑白电视机用汽车拉到上述两个单位里，通过单位人员登记核对姓名之后，便让认购的人们抱着电视机回家去了。他手中七十多台的黑白电视机，最后是一台不剩，一下子全部售完了。最终，胡大海从银行那里拿到了销售电视机的全部现款，而此时离向厂家交款的限期还有二十多天。
此后，胡大海粗略地计算了一下，销售完这一百台电视机，除去支付运费和一些其它费用，每台电视机净赚五十元，前后在两个多月时间里竟净赚了五千元。“借鸡下蛋”，这种通过借助银行的力量，而用经济合同来完成的“贷款”方式，让四十多岁才初闯商海的胡大海，第一次朦朦胧胧地领会了商业界的“融资”概念，掘到自己平生的“第一桶金”。这对他来说，或许是其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大步，也许，而这过程的深刻印记将会终身如影随形，影响着其以后事业的成败。
胡大海尝到了甜头后，如法炮制，再接再厉，仅在半年时间里，先后四次从厂家进货，在南疆市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先后共销售了一千二百台十四寸黑白电视机，总共赚了六万多块钱。在当时，国家核定的大米零售价是：每斤一角四分二。一户普通四口之家的中等生活水平，每月的生活费用不过是五、六十块钱。他“一夜暴富”的发家史，对当时的普通百姓来说，犹如天方夜谭……
当天吃完晚饭，胡大海把前来庆贺新居之喜的最后一批客人送走后，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收拾好客厅里的桌椅后，他与陈佳林、田志雄这两个徒弟一起在沙发上都坐了下来。
“怎么样，你们俩也跟着忙乎了一整天了，”胡大海给他俩一人递了一支烟，颇为关切地问道：“呵，都累坏了吧？”
这时候，胡小静也从别的屋子里蹦跳着窜出来了。
“唉，我可是累坏了。”胡小静坐在两个师兄的中间，装模作样地叹息道。
三个大人让她那模样给逗笑了。
“你作业做完没有，”陈佳林搂着胡小静的小肩膀，问道：“干吗还不去睡觉？”
“小静，别闹啊，我还有事跟你两个师兄说呢，”胡大海冲着胡小静挥了一下手，又从衣袋里摸出一叠十元钞票递给陈佳林，说道：“拿着，这是三百块钱。你们俩商量一下，找个时间替我到劳改农场去看看你们的师兄，这一百块钱是给你们俩的路费，另外那两百块是给你们师兄的。在里面，有些钱日子会好过一些的。”
“知道了，师傅。”陈佳林点头答道。
“你们去看大哥哥？”胡小静看了两个师兄一眼，走过来拉着胡大海的手，乞求地说道：“爸，我也要去看大哥哥，你让他们带我去嘛，好吗？”
“你不上学了吗？”田志雄在旁边插嘴问道。
“我不管，我也要去、我也要去。”胡小静爬上沙发把手，用力地摇晃着父亲的肩膀。
“好好好，去吧，”胡大海被女儿纠缠不休，便开口答应了她。他转过头来，对两个徒弟说道：“那你们就带上她一块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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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这没问题。”陈佳林看着笑咪咪的胡小静，说道：“不过，路上你可要听话哟。”
“我保证听话。”胡小静举起右手，发誓般地答道。
第九章 踌躇满志（之上）
1982年，八月的盛夏。
这天上午，何秋霖从家里出来，口袋里揣着工作分配通知单； 精神抖擞地骑上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穿大街、过小巷，兴冲冲地来到南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大门口。
他上身穿着一件时兴的“的确凉”白色上衣，下身是一条新的蓝色西装裤，肩上还背着一个草绿色的军用挎包。他今年十九岁，刚从省工商行政管理学校毕业，看上去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正当他推着自行车走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门时，被收发室的一位白发老头叫住了。
“喂，小伙子，”白发老头从收发室里走出来，仰脸冲着何秋霖问道：“你找谁呀？”
“阿伯，我是新分配来的，刚来报到，”何秋霖解释着，并掏出分配单递给他看，顺口问道：“人事科在哪儿呢？”
“哦。你上二楼，向右拐，第四间办公室就是。”
“谢谢您了，阿伯。”
在停车棚下架好自行车后，何秋霖昂首挺胸地走进了办公楼。
这是一栋已有些年头的两层大楼。市政府是在一九七九年初才将这栋旧楼腾空，划给了刚恢复挂牌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用做办公大楼。它在外墙上涂抹的那一层白灰已在岁月的流逝中变得暗淡无光，许多地方的白灰已渐脱落而暴露出里层的红砖。楼内的中间有一条走道，两边是相对称的房间，楼上楼下各有二十多间办公室。楼梯和扶手都是用木头架构而成的，二楼的楼面也是用厚木板块铺成的，它们被漆成暗红色。在人走动最多的地方，有些木板已被磨穿，表面上显得凸凹不平。有人在楼道里行走，脚步声便会在整个楼道里回荡，使人有一种不寂寞的感觉。
何秋霖来到二楼人事科门口，探了探头，见里面有一位女同志正坐在办公桌的后面，便走上前去，彬彬有礼地把工作分配通知单递给她。自一九七九年工商行政管理局恢复以来，各地、市、县都大量缺乏专业人才。一九八二年何秋霖这一届的中专毕业生，是“*”之后第一批充实到工商行政管理战线上有专业知识的、充满活力的年轻人。
“哦，是何秋霖同志，欢迎你到我们局来工作，”那位女同志站起来主动和何秋霖握了握手，十分热情地说道：“认识一下，我姓张，是人事科科长。”
张科长满面笑容地请何秋霖坐到木沙发上，还给他倒了一杯茶水。张科长的亲自接待，让何秋霖倍感受惊若宠。这种办公室待人处世的常规礼仪，让没见过多少世面的何秋霖心里有些忐忑不安，生怕自已的表现不佳，弄坏了给人的“第一印象”。他挺着胸脯，端庄地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僵直的手脚似乎也不知该怎么放了。
局人事科科长张燕，是一位四十七、八岁的中年女人。看她微笑着的样子，眼角上的鱼尾纹清晰可见。她衣着整洁，身材匀称，没有一般中年妇女那种肥胖臃肿的体态。可是，让人略感惊异的是她身后却甩着两条长辫子，都快垂到腰部处了。依稀看得出来，她年轻时一定长得很漂亮。可瞅着眼前她的这番打扮，让人心里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省工商学校今年分配到我们局工作的只有五个人，你是其中的一个，”张科长的目光将何秋霖上下打量了一番，口气郑重地说道：“你的个人简历我已经看过了，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在工商学校的两年里都是三好学生，还是副班长嘛！你们这次分配下来，我们是抱着很大期望的。目前，我们工商部门编制紧缺，尤其是在基层第一线上，缺少有专业知识、充满朝气、能干实事的年轻人。像你这么年轻，又有专业知识，我相信你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会有所作为的。局里已研究决定，分配你到江南中心工商所去工作，你有什么意见吗？”
张燕科长的普通话相当标准，她的语音中透着一种女性的魅力与的亲和，显示出她多年来做人事工作的职业风范。
“我没意见，服从局里的安排！”何秋霖弹簧般地一下子站了起来，似要拍着胸脯表示决心的样子，豪言壮语地说道：“我是一个共青团员，组织叫我干啥就干啥，到哪里都是为革命干工作。”
“很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张科长夸赞着他，微笑着点点头，说道：“今天下午，你就去江南中心工商所报到吧。”
“是，我知道了。”何秋霖向张科长告辞之前，又一次表态地说道：“请领导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在市中心街区的附近，有一个占着几条中小街道组成的农贸产品交易的“马路”市场，被称之为“和平”菜市场。这是一个市人皆知的、有着悠久历史的“自由农贸市场”，既使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七十年代，也没有能够使它彻底消亡。八十年代初，这里农贸产品的交易从萧条走向复苏，而今又迎来一个繁荣兴盛的开端。
在占据街道两侧用来摆摊设点的马路市场中心地带，有四间用玻璃纤维瓦、框架式铁柱、木板块和草席临时搭建的棚架房。每间房屋的空间大约在二十平方米的样子，里面摆了一些办公桌、椅凳、直立文件柜和一些紧靠墙壁放置的木制长椅。看上去像是有什么人在这里面驻扎办公似的。时值仲夏，过了午时的太阳常常从头顶上直射下来。棚架房上面盖着深蓝色玻璃纤维瓦，虽然它遮住直射而灼人的阳光，却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