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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芒特家那边-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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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卢给我谈起过他的另一个同事,他也来这里了,他们的关系尤其融洽,因为在这群人中,就他们两个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件。1

    1德雷福斯是法国犹太血统的军官,1894年,法国军事当局诬告他出卖国防机密给德国而判终身苦役。当事实证明为诬告后,当局却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不满,导致民主力量(德雷福斯派)与反动势力(反德雷福斯派)之间的尖锐政治斗争。在舆论压力下,1899年,德雷福斯被『政府』宣告无罪。

    “噢,他呀!他跟圣卢不一样,狂热得不得了,”我的新朋友对我说。“他甚至不够老实。开始他说:‘等着吧。有个人我很熟悉,是德…布瓦德弗尔将军,非常精明,非常善良。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接受他的观点。’但当他知道德…布瓦德弗尔将军声明德雷福斯有罪时,就把他看得一钱不值,说是教权主义和参谋部的偏见妨碍他作出真诚的判断,尽管没有人——至少在过去,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前——比我们这位朋友更崇拜教权主义了。于是,他对我们说,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的,因为这个案件就要由索西埃受理了,说这个人是拥护共和政体的老兵(我们这位朋友出生于一个极端拥护君主政体的家庭),有钢铁般的意志,不屈不挠的信念。可是当索西埃声明埃斯代阿西1无罪时,他又为这一判决找到了新的解释,不过不是对德雷福斯不利,而是对索西埃不利。他说是军国主义思想蒙住了索西埃的眼睛(请注意,他本人既是军国主义者,又是教权主义者,至少是军国主义者,我都不知道该怎样看他了)。他家里人看到他思想这样狂热,都快愁死了。”

    1埃斯代阿西是匈牙利籍的法国军官,在法军参谋部任职,在德雷福斯案中被指控为出卖军事情报给德军,后又被军事法庭宣布无罪。

    “你瞧,”我说,把脸转过一半朝看圣卢,为了照顾到两面,又把另一半对着他的同事,好让他参与谈话,“因为人们认为环境对人有影响,可是思想对人的影响更大。人都有一个思想观点。但思想观点比人少得多。因此,有同样观点的人都差不多。但思想观点并不是具体的,因此,在一个有抽象观点的人周围生活着的具体的人,丝毫也改变不了这个人的观点。”

    这时,圣卢的呵责声打断了我的话头,因为刚才有一个年轻的军人笑嘻嘻地指着我对他说:“迪洛克,和迪洛克完全一样。”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感到那张怯生生的脸上表情十分亲切1。在圣卢看来,当我讲话的时候,别人对我的称赞是多此一举,他要求大家保持安静,就象一个乐队指挥,当听到有人弄出了声音,就敲敲琴弓,让他的乐师停止演奏,圣卢也是一样,他呵斥捣『乱』分子:“希贝格,”他说,“别人说话时不要『插』嘴。要说等大家说完再说。好了,您继续往下讲,”他对我说。

    1圣卢并不满足于这一比较。他兴奋极了,而想让我在他朋友们面前『露』一手的欲念又使他的兴致倍增。他一面抚『摸』着我,就象抚『摸』一匹第一个跑到终点的马,一面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对我说:“你知道,你是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接着又改口说:“还有埃尔斯蒂尔。你不会不高兴吧?你明白,这叫留有余地。打个比方:我这样对你说,就好比有人对巴尔扎克说:您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还有斯丹达尔。你明白,多留些余地,实际上是无限的赞美。你不同意?不同意加上斯丹达尔?”他又说道,对我的判断力表示出天真的信赖,而这种信赖从他那笑眯眯的绿眼睛里『射』出来的『迷』人而几乎是幼稚的询问目光中流『露』了出来。“啊!好,我看你同意我的看法了,布洛克不喜欢斯丹达尔,我感到他很愚蠢。《巴马修道院》不是很了不起吗?你同意我的看法,我很高兴。你最喜欢《巴马修道院》中的什么?请回答我。”他急着命令我作出回答,显示出青年人容易冲动的『性』格,而他身体散发的威力使他这个问题有点吓人。“莫斯加还是法布利斯?”我战战兢兢地回答说,“莫斯加有点象德…诺布瓦先生。”西格弗里德—圣卢听后仰天大笑。“可是莫斯加比他聪明得多,但没有他爱卖弄学问。”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听见罗贝边笑边拍手叫好,他笑得差点儿憋不过气来。他大声喊道:“高见!太妙了!你真了不起!”——作者注。

    我松了口气,因为我担心他会让我从头开始。

    “因为一个思想观点,”我继续说,“并不是物质利益的一部分,也不可能享受物质利益,因此有同样思想观点的人不会受物质利益的影响。”

    “喂!我的孩子们,这下你们可目瞪口呆了吧!”我刚说完,圣卢就惊呼起来,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我,神情关切而忧虑,就象我在走钢丝一样。“希贝格,您刚才想说什么?”

    “我说这位先生很象迪洛克少校。刚才我还以为是少校在讲话呢。”

    “我早就想到了,”圣卢回答道。“是有许多相象的地方,但您会看到他有许多东西是迪洛克所没有的。”

    这个贵族出身的士官有一个兄弟在音乐学校读书,他的兄弟对任何一部新问世的音乐作品总和他父母、表兄妹以及俱乐部的同事们的看法迥然不同,而和音乐学校其他学生的看法完全一致;圣卢的这个朋友也是这样,他的“心理状态”,正如有些人所说的,和所有德雷福斯分子的心理,尤其和布洛克的心理如出一辙——当我同布洛克谈起这件事时,他对这个士官产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看法,他听说他和自己属于同一派很受感动,但鉴于这个士官出身贵族,受过宗教和军事的教育,便把他想象得与众不同,就象远道而来的游客,具有非凡的吸引力——他的家庭传统和职业利益对他的心理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同样,圣卢的一个表兄娶了一位年轻的东方公主,据说,她赋的诗可以同维克多…雨果或阿尔弗雷德…维尼1的诗媲美,尽管如此,人们仍然认为她的思想与众不同,是一个幽居在《一千零一夜》式宫殿中的东方公主的思想。而那些有特权接近她的作家,当他们听到她的一次谈话后就会感到她不是夏哈札德2,而是维尼或雨果,他就会大失所望,或者不如说,会喜出望外。

    1维尼(1797—1863),法国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他的精巧的诗歌对唯美派诗人颇有影响。

    2《一千零一夜》中说故事的女人。

    我特别喜欢同这个年轻人聊天,谈军营,谈驻军的军官和军队。这也是我和罗贝的其他朋友,和罗贝本人经常谈论的问题。在我们平时吃饭、聊天和生活的环境中有各种各样的事物,不管它们多么微不足道,只要我们看多了,它们在我们眼里就会破格升级,就会大大增值,使其他事物相形失『色』,被搁置一旁,象梦幻一样虚无缥缈,甚至不复存在。就是这样,我开始对军营中的各个要人,对我去看圣卢时在院子里遇见的或早晨醒来,当骑兵团经过我窗前时看见的军官,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想详细了解深受圣卢敬佩的那个少校,了解即使从美学观点看也令我悠然神往的那门军史课。我知道,罗贝讲话咬文嚼字,常常空洞无物,可有时却表明他理解了,并且吸收了一些深刻的思想。可惜,在军队这个问题上,罗贝这段时间满脑子的德雷福斯案件。他很少谈论这个案件,因为餐桌上只有他一人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其他人都激烈反对,除了我的邻座。我这位新朋友观点常常摇摆不定。他对上校佩服得五体投地。上校被公认为出类拔萃的军官,他抨击在各种现实问题上的反军『骚』动,因而被认为是反重审派。我的邻座得知他的长官无意中透『露』了几个表明他对德雷福斯罪状有所怀疑的论点,得知他对比卡尔1很尊重。不管怎样,就这最后一点来看,说上校是相对的重审派是没有根据的,正如围绕一件大事总会产生种种莫名其妙的谣传一样。因为没过多久,上校负责审查原情报局长比卡尔将军时,对他的粗暴和蔑视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怎样,尽管我的邻座不敢冒昧直接打听上校的情况,但为了向圣卢表示礼貌,对他说——说话的语气就好象是一个天主教女信徒在告诉一个犹太女人,她的本堂神甫谴责过俄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赞美过某些以『色』列人的宽宏大量——上校对重审派,至少对重审派的某些观点,并不象人们所描绘的那样是狂热而狭隘的敌对分子。

    1比卡尔(1854—1914),法国将军,1895年曾任情报局长,确信德雷福斯无罪,竭力主张重审此案。

    

第一卷 第六章

    “这我不感到惊奇,”圣卢说。“因为他是个聪明人。尽管如此,出生的偏见,尤其是教权主义『迷』住了他的眼睛。嘿!”他对我说,“迪洛克少校,就是我给你讲过的那个军史教官,看起来是完全赞同我们的观点的。再说,他不赞成我们的观点那才叫我感到吃惊呢,因为他不仅是一个高尚而聪明的人,而且是一个激进社会党人和共济会会员。”

    出于对圣卢的朋友们的礼貌(他的政治主张实在叫他们受不了),同时也因为少校的其他事情更使我感兴趣,我问我的邻座,少校是不是真的把军史课讲得具有真正的美学价值。

    “千真万确。”

    “您意思指的是什么?”

    “嗯,打个比方吧,您在一个军事报告里谈到的一切,哪怕是最小的事实,最小的事件,我认为从里面都可以发现思想的蛛丝马迹,这些思想常常互相重叠,就象在隐迹纸上写的字一样,你必须把它们理出来。这样,您才可以发现任何一门科学或任何一种艺术的大体情况,可以满足我们大脑的需要。”

    “对不起,请举些例子。”

    “这很难给你讲清楚,”圣卢『插』嘴说。“比方说,你读到这样一句话:一支部队试图在你往下读之前,这支部队的名称,它的组成不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这次行动不是首次尝试,如果在同一次行动中我们看见又有另一支部队出现,这可能表明前面几支部队在上述战斗中已被歼灭,或者损失惨重,不能将这次行动进行到底。然而,应该设法搞清楚今天被歼的这支部队是什么样的部队。如果它是用来强攻的突击队,那么,一支战斗力比它弱的新部队就很难在它失败的地方获胜。此外,如果不是在作战的开始阶段,这支新部队就可能是拼凑起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推算出交战的这一方还拥有多少兵力,他们的兵力可能在什么时候不如对方的兵力,这就使这支部队将进行的这次行动有了不同的意义,因为它如果不能弥补它的损失,按照逻辑推理,它的成功也只会导致它的全军覆灭。此外,敌军的番号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如果这支部队的兵力比对方弱得多,但已经消耗了对方好几支重要部队的兵力,那军事行动也就改变『性』质了,因为它即使最终会丢失防守的阵地,但是如果用少量兵力就已经摧毁了敌人的大量兵力,那么能守住阵地一段时间也就是一大胜利。如果说,分析双方投入的兵力能使我们从中发现一些重要的东西,那么,研究阵地和阵地控制的公路、铁路以及阵地保护的后勤供应,也就更具有意义了。这一点,我想你是会明白的。应该研究整个地理背景,这是我起的名称,”他得意地笑着说。(的确,他非常满意地理背景这个提法,后来,甚至过了几个月,每次用到这个名称时,他总会『露』出同样的笑容。)“交战的一方正在准备一次行动,如果你读到它的一支侦察队在阵地附近被另一方歼灭,你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交战的一方是想侦察敌方的防御设施,以免敌方用来挫败它的进攻。对某一地方极其猛烈的进攻可能意味着企图攻占这个地方,但也可能想要牵制敌人,不想在敌人进攻的地方还击,或者仅仅是佯攻,用凌厉的攻势掩盖从这里后撤部队的真实意图(这种佯攻战术是拿破仑战争的传统战术)。另一方面,为了弄清一次军事行动的意义,它的目的,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同时部署的其他配合行动,还要进行什么行动,就应该多多查阅国家军事条令,而不要轻信指挥部的公告,因为这种公告可能是为了『迷』『惑』对方,从而掩盖一次可能是失败的行动。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总可以作这样的假设,一个军试图采取的行动,是根据现行条令的规定拟订的。比方说,如果条令规定正面攻击要用侧翼攻击作掩护,如果侧翼攻击没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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