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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对于这位嘉靖以后声名赫赫的宦官，在他生活的时代及其后的数十年间，其事迹不见于任何官私文献记载，连名字也无人提起过。因此有人怀疑刚铁是否确有其人。据目前所知，史料中较早提及他名字的，是弘治八年（1495年）的一通称做《重修黑山会坟茔碑》的碑文，其中说到黑山“永乐年间开国元勋司礼监太监刚公铁葬于是”，但没记相关的事迹。刚铁传奇经历的“揭密”与丰富化，主要是从嘉靖时期开始的，其后不断被演义发展，于是就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刚铁事迹。
应该说，刚铁确有其人，其身份是燕府承奉，也可能参加过靖难之役，但在朱棣称帝前就死去了，死后葬在黑山；而他的事迹，则基本可视做后世宦官附会出来的。
宦官附会刚铁事迹的目的，无非是借古兴怀、以古利今，后者应该更主要。刚铁的身份表明他在朱棣做燕王时，就有侍驾从龙之功，是个具有光荣历史的老资格，这使后世宦官，特别是那些跟随嘉靖皇帝进京的宦官，对刚铁具有了认同感，表彰刚铁就如同表彰自己，而刚铁的事迹越“辉煌”，其现实影响就越大，那些参与创造这个辉煌的宦官，也会因此而受益，名利兼收是不成问题的。自古就没有单纯为表彰而表彰的，都有现实的考虑，更何况是对前人的表彰。嘉靖以后刚铁的事迹多起来应与此有关。
有地位的宦官热衷于此，普通宦官对于钢铁事迹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明代的黑山是一处较大型的宦官墓地，至弘治时“葬此者不下数百冢”。宦官对于这个葬身之地，应是比较关注的，为黑山增加一些美丽的政治光环，将其打造为宦官的圣地，无疑对已葬于此和将葬于此者都是一个慰籍。所以，这些宦官，是刚铁事迹得以发展传播的坚实基础。在嘉靖以后宦官中还出现了以黑山为纽带的组织，称做“黑山会”，“中贵人置会其间，岁以上命致祀如礼”，黑山在宦官的生活中的影响力于此可见一斑，他们之乐于刚铁成贤成圣是在情理之中的。
在发掘刚铁的现实利用价值，演义其事迹、塑造其形象的过程中，明代各个时期的宦官在黑山刚铁墓前都有所兴造，至万历初，黑山已形成一组包括刚铁墓、神道、褒忠祠、护国寺以及灵福寺在内的建筑群，万历元年（1573年）司礼监太监冯保还置地二顷一十亩、园圃一处作为祠寺的香火资。
在这组建筑中，褒忠祠的规模较大，专门用来祭祀刚铁，位于刚铁墓前，相当于墓的地面建筑。其享堂内有刚铁塑像，左右设蔡伦、郑和等人的牌位，据《帝京景物略》载，在其东堂还设有永乐以后的历任司礼监太监的牌位。褒忠祠现在只有享堂尚存，其余建筑均已拆除。
在褒忠祠东面，就是护国寺。北京名为护国寺的不只一处，黑山护国寺是专为守墓而建，“念刚公有功于国，恐后为耕樵所废，延访行能之僧守之”。护国寺的规模也很大，山门南临官道，进入山门，依次为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入清后，清代的宦官对护国寺也多次修缮，使之得以保存。现在，护国寺的建筑已辟为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但格局未变。
灵福寺在黑山建筑群的最东部，即现在清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原402医院）所在的位置。灵福寺原本与刚铁无关，相传它是元世祖至元年间为纪念海云和尚所建，元明鼎革之际废坏，明正统七年（1442年）内官监太监李德在原址上重建。据说，李德的灵福寺，应是刚铁最早享受香火的地方。《明实录》记载，李德死后，灵福寺于景泰七年被赐给锦衣卫百户李安为香火院，李安是否继续崇祀刚铁就不得而知了。现在，灵福寺的建筑已经无存，只有原来的两株巨大的银杏树依然挺立路旁。
除这组建筑外，在民间传说中，这一地区的许多地方都与刚铁有关，如上庄、下庄、鲁谷（明代称鲁郭或鲁国）、石槽。有一则传说是：残元之兵入掠北平，刚铁奉朱棣之命遏敌。两军相遇，刚铁与敌兵女将萧玉梅大战数十回合。胜负未分之际，萧玉梅佯败，将刚铁诱至洪炉山（传说中八宝山的称谓）的西山头上。这里早有萧玉梅摆下的迷魂阵，刚铁左冲右杀，终于突出重围，来到东山头。就在刚铁喘息未定之时，萧玉梅催马赶上，一刀将刚铁挥作两截。战马狂奔，刚铁的尸身相继坠落。当地人为纪念刚铁，称其上身落处为上庄，下半身落处为下庄，战马经过的村庄为鲁郭，而战马停息饮水处为石槽。
显然，这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传说，反映了当地人的崇尚英雄、与英雄同在的心理，他们并不因为刚铁是宦官而泯灭他，相反是积极地去创造他的事迹，并使这事迹与自己有联系，从而为自己的现实生活环境，注入虚幻但斑斓的色彩，民间的生活与故事往往如此。当然，此地区的村庄与刚铁并无关系，辽代史料中鲁郭之名即多次出现，而石槽之名更是唐代已有之。下庄虽然只见于明代史籍，但它们应该与灵福寺有关，天启时丁乾学有诗题为《晚观灵福寺下庄》，则下庄的田地很可能是寺产，是因村庄的位置而得名。现在，这些地方只剩有名字，其余只能在老者的记忆里或书本中寻觅了；但与刚铁有关的传说依然在这一地区广泛流传。
清代的宦官也崇祀刚铁，护国寺还成为了一些宦官的养老所，至建国前这里仍有宦官居住。此时，八宝山的名字早已经叫开了，至于八宝山的八宝为何物，则说法不一。民间故事中的八宝是：金碾子、金磨、金簸箕、金笤帚、金箩筐、金老太太、金驴、金米，皆与农村生活有关。而实际上指的是：红土、耐火土、矸石、青灰、白土、马牙石、沙石、板石；还有一说是：红土子、青灰、干土子、白土子、黄土、红干土、黄干土、马牙石。这些都是传统建筑装修装饰用的材料，当地百姓多以挖八宝为生。很明确，八宝山之得名，与当地百姓最真实生活有关，而与刚铁则没有什么关系。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949年底，中央拟筹建烈士公墓，明史学家吴晗受委托于京郊寻找吉壤，最后墓址确定在八宝山。1950年以护国寺为中心，拓建成北京革命公墓；1970年改称八宝山革命公墓，成为我国规格最高的公墓。
据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成书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在中城保大坊东厂胡同之北，隔着翠花胡同，有一条胡同名为刚太监胡同，不知是否与刚铁有关联。 （张兆裕）
坐落于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东北、翠微山南麓的法海寺，由于保存了多幅精美异常的明代壁画而闻名于世，它的建造者李童也因之受到关注。长期以来，李童是明代宦官中少为人知的一个，如果不是因为修建了法海寺，这位正统年间的御用监太监，恐怕早就湮没在历史中了。
其实，李童在当时并非无名之辈，按照胡濙景泰四年（1453年）作的《御用太监朴庵李君墓碑铭》记载，李童有着“光荣”的历史。他字彦贞，号朴庵，江西庐陵人；永乐初年入宫，此后一直在朱棣身边服务。朱棣每次巡幸塞北，李童“皆披戴甲胄，朝夕环卫”，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崩逝于榆木川，李童即是护灵返京之人。其后历朝均受宠信，宣德时升任太监，有园第、家仆之赐，非常荣耀。御用监太监在政务上虽不如司礼监有影响，但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肥缺”，这可能也是李童有实力修建法海寺的前提。
法海寺尽管闻名于外，寻觅它却颇费工夫。循着两旁是高高山墙的大道一直走下去，仔细看才能发现上标“模式口大街”的路口。拐进路口，外界的喧闹突然安静了下来，面前也豁然开朗，弯曲的街道，古旧的四合院，路旁不时出现一些断碑残磨。一座清代建筑的墙壁上用墨笔写着“恒德成记布店洋货发庄”，应该是民国年间的一家布店旧址。一切都彷佛是另外一个天地，似乎模式口村是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时空里，有着自己的进化历史。
穿过这个保留了很多明清老北京风韵的小村子，经过已辟为博物馆的太监田义的奢华墓园，循山路而上，几经曲折、几回路转，终于遥遥望见了郁郁丛林中的法海寺。
还未到山门，在向山的小径旁，看到了元人赵孟钍樾吹摹胺êｌ臁薄７êＫ率抢钔亟ê蟮某坪簦裕悦项的题字应该是后人附会寺名而增刻的。法海寺依山而建，仰望上去，林中的殿寺显得十分雄壮与巍峨。清人对于法海寺周边环境的记载，便于我们理解选址于此的原因。《钦定日下旧闻考》称法海寺“左冈右泉，曲回旁峙，云烟飞动。”以现在的地理形势而言，法海寺南距模式口村500米，东靠馒头山，北连福寿岭，西依蟠龙山，山谷幽静，峰峦绵亘，松林葱郁，泉水潺潺，风景优美。
法海寺初成时规模较大，除大雄宝殿外，还有四大天王殿、钟鼓楼、护法金刚殿、伽蓝殿、祖师堂及云会堂、厨库、寮房等。沧海桑田，法海寺许多建筑多已湮没无存。目前法海寺共四进院落，建在逐层抬高的四层高台之上，东西面宽72米，南北进深150米，院落占地1。08公顷。主要建筑分别设置在三级平台上。第一级平台有山门殿，第二级平台有四大天王殿，第三级平台是大雄宝殿，环宝殿东西南三面是祖师堂。
在遍寻各殿之后，未发现关于李童的任何专门遗迹，后来看到相关记载，才知道在“文革”期间，人们可能是出于对于太监的嫌恶，铲毁了李童的塑像。这个可能是保存了李童唯一的相貌的遗迹就这样永远消失了。
明代太监尽管地位显赫，但却并不是历史的书写者。历史的书写者，是宦官的政敌——士大夫。在士大夫的笔下，关于太监的记载较少，而且多数是负面印象，这应该是因为太监与士大夫属于不同的政治势力，他们的斗争几乎贯穿了整个明代。即使在实际生活中，士大夫为了政治需要，为一些太监歌功颂德，却多数不将这些文章收在可以流传后世的文集中。所以，太监的事迹往往在他们的坟茔碑刻中才有些简单的记载。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碑刻与塑像，也多数被毁坏，他们的事迹也渐渐不为人所知。因此，尽管明朝的太监是对于明代历史影响很大的一个政治群体，但却是世人了解最少的一个群体。李童留下了法海寺，却无法留在史书的记载中。
但记录李童修建法海寺的经过的碑刻还是保留下来了。在山门的后面两侧，有两座碑刻。一座是吏部尚书王直所撰《法海禅寺记》，另一座是礼部尚书胡濙所撰《敕赐法海禅寺碑记》，都是撰于正统八年（1443年）。这一年，文臣中威望最著的杨士奇称病在家，杨溥也已年老。任事的文臣中就以王直与胡濙权力最重、威望最尊了。能让二人共同撰文纪事，李童与法海寺的地位可见一斑。
他们二人都记载了同一个“神话”：御用监太监李童由于得到了英宗的提拔，十分感激，想回报英宗。一天夜里，梦见在山谷丛林中，一位白衣老人对他指着这片地方说：“此精篮地也，他无以过此者。”李童醒来后，觉得十分奇异，于是让一位相地师寻找这个梦中的地方。结果发现与李童梦境完全相同的地方，就是现在法海寺的位置，当地人说这是龙泉寺的旧址。相地师归告李童。李童十分高兴，说：“吾营佛寺，用其法以报上恩。而神人能辅吾志，吉莫大焉。”于是向百姓、官员、喇嘛与僧尼募款，用于建寺。从正统四年 （1439年）闰二月动工修建，到正统八年 （1443年）十月才完工，历时达五年之久。
这个神话般的创寺缘起，不过是李童讨好英宗，同时使建寺更加顺利的一个手段而已。宦官由于无法生育子嗣，所以往往信仰佛教，一方面使自身的伦理责任焦虑感得以缓解，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来世得到好的报应。因此，明代宦官与佛教关系十分密切。北京周围诸多的寺院中，大多数都与宦官有关；有的，还直接与信仰佛教的皇帝有关。与太监、皇帝不同的是，士大夫群体尽管也喜谈佛理，但他们认为寺院的修造会耗费大量国家财政。所以，士大夫往往反对国家修筑寺院。李童的做法其实通过将修建寺院的行为神化，以取得修建行为的合理性，避开士大夫的批评。
很显然，李童的目的达到了，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