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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他的确不能平静了，周志明难道是坐了冤狱吗？不，如果是，他为什么一直不申诉？
等犯人走出去，场长才笑着问：“是不是挺刺儿头？”见马树峰站起来穿大衣，忙又说：“我已经告诉他们呆会儿把饭给D副〔1送到这儿来，这儿暖和。”
然而马树峰仍然系上大衣的扣子，口气坚决地说：“你赶快给场部狱政科打个电话，叫他们科长下了班先别走，叫那个常松铭也别走，我们马上回去！”
拉开房门，春天的劲风在他的胸前用力撞了一下，他回过身来，又说：“另外，以后咱们干部和犯人谈话，给他一个凳子，别让他们再蹲着了，人格上一律平等！”
几9床的哨音从半空中猛地劈下来，似乎比往日更突然、更尖锐。周志明一骨碌爬起来，刚刚惊醒的意识被一阵急促的心跳敲击着。入监快两年了，他始终没能习惯这种把人从睡梦中扯起来的短促而尖厉的哨子。哨音停止了，满屋子响起了紧张杂乱的穿衣叠被声，他也飞快地将衣服胡乱穿上，又跪在铺上整理好枕头和被子，当手伸到枕头下面的时候，他无意中触到了那几本边线已被磨得发软的书，心头突然被一种难以名状的眷念占据了。
唉，他走了。这几本书的另一位主人杜卫东昨天刑满回南州去了。
从那次被捆伤以后，杜卫东住了五个多月的医院，他的右臂骨头扭伤，部分肌肉坏死萎缩，一条粗壮的胳膊细成了～根麻秆，直到出院后才逐渐生出新肉来。他们转调到机修厂以后，恰巧又分在一个班里，同住一个号子，同在二车间干活。二车间主要是杂活修理，杜卫东分到木工组，他呢，因为过去在处里学过开汽车，虽然连“本子‘施没有，但对汽车构造原理方面的知识多少有点儿基础，所以就被分到了汽车修理组。
杜卫东自打出院以后便和他异常亲近起来，拼命在他面前表示着殷勤和服从，以表达对他的感激。特别是刚出院那会儿，连吃饭都一改以往粮吞虎咽的习惯，故意细嚼慢咽，为了等他先吃完，好把自己装做吃不了的窝头掰下半个来送给他。对杜卫东这类认真而又笨拙的心计，他是洞悉的，却也没有点破，免得让他尴尬。直到后来社卫东竟要天天给他打洗脸水，他才受用不了了，笑着对他说：“你别再打了，我可不是田保善。”杜卫东做出一脸不屑的表情，“田保善什么玩意儿呀，你别提他，一提他我就犯堵，要是我还在砖厂的话也不伺候他了。”
他笑笑，木去接他的话，因为他总觉得在自己和杜卫东之间很难建立更多的共同语言。
他是一个小偷，和卞平甲截然不同。卞平甲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就平反出了狱，被他原来的单位——市第二医院派人颇为隆重地接回去了。卞乎甲乍一走，他觉得很孤单，便也时常跟杜卫东找些话来闲扯，但真正和他交心贴腑地亲近起来，还是他们在伙房帮厨时的那次交谈以后。
那是去年冬天一个阳光充足的上午，他们俩被派去给伙房的菜窖晾菜。两个人一通猛干，不到两个小时便把一窖大白菜全部搬出来，摊晾在一片空地上。社卫东抹了把汗，说了句：“歇会儿。”便歪在一个破草垫子上了。
他也找了个空某筐，反扣着坐在上面。这天没有一丝风，头顶上的太阳暖烘烘的照得人周身舒坦，他看了一眼懒洋洋地躺在草垫子上的杜卫东，随口问道：“你的胳膊还疼吗？刚刚好，干活别太猛了。”
杜卫东若有所思地冲太阳半眯着眼睛，含糊地摇摇头，过一会儿，突然撑起半个身子，望着他，脸色有点发红，吃吃地说道：“我一直想跟你说呢。你知道吗，那天，那天我直想自杀。”
“哪天？”他没料到杜卫东会扯出这么一个古怪的话题。
“就是我进医院的那天早晨，我真不想活了。”
“你当时疼得那么厉害吗？”
“不是，”杜卫东一摆脑袋，“跟疼没关系。”
“那为什么？”
“为了，你，你”他扭捏半天说不成句。
“为了我？”
“你给我穿衣服，提裤子，还给我操屁股，喂我，我”
“哈，”他笑了，“你到现在还不好意思哪？”
‘不是不是，“杜卫东有点儿急，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不是不好意思，我是说我自己，我没脸，不是人，我在你面前我真不是个人！“
他茫然望着社卫东那张态度真诚的脸，说：“你胡思乱想些什么呀？”
杜卫东坐起来，脸更加红，“跟你说心里话吧。在医院里头，我老想你，做梦梦见你，你别笑，真的，我这一辈子，爹死娘嫁人，没一个亲人，那时候我真忍不住想叫你一声亲哥哥，我真是这么想的，知道你不信。”
他忍俊不禁，“我比你还小两岁呢。叫我哥哥，就为了给你穿衣服喂饭吗？”
“不是，不光是这件事。你一来我就看出你跟我们这帮人不一路，你身上有那么股子劲儿，我也说不清楚，反正能感觉出来。”
他有点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想用玩笑的语气来冲淡这种一本正经的气氛，说道：“那你当初还在窑上整我。”
“那是田保善叫整的，况且这也是规矩呀，新犯人一来，就得给他叠被子，打胜水、挤牙膏、洗衣服，连他妈挠痒痒都得伺候着，这些规矩他倒没敢跟你身上用，他其实也怵你，不然也不会这么的整。像我，刚来那阵地这些下贱活儿都干过，我说我服你们还不成吗。我他妈这辈子就没碰上什么好人，我们原来那帮哥们儿也木灵，有钱聚在一块儿，没钱，一哄而散，什么哥们义气呀，连我都是光喊不信，我在那里头就算是老实的了，你在十一广场抓住我那次，才是我第二回偷东西，不像他们，坏都坏出花儿来了。”
“我抓了你，你还恨我吗？”
“原来有点儿，现在不恨了。说实在的，我原来根本就没打算改，砖厂那地方不像机修厂，你想改也没法改。我本来想这辈子还不就这样，等出去了，见着我们那帮哥们儿，好歹也游过自新河了，这资格在他们中间白震，他们顶大也就见识过分局的拘留所。后来你来了，我整你是整你，可心里是佩服你，我以前还从来没有真心佩服过别人，我心里头很想也能做你这么样一个人，犯人是犯人，犯人中也有大丈夫，也有臭大粪，我就是臭大粪，我这还是头一次看不起自己，真是的，活了二十多年了，偷东西、瞎混，欺软怕硬，什么也不会，真活着没劲，还不如死了呢！”
他在杜卫东这番发自肺腑的倾吐面前沉默了，他开始明白周围的这些犯人是不应简单地一律冷眼相对的。他们许多人是可以重新塑造的，杜卫东不是已经感觉到自己过去生活的无味，在开始追求新的人生了吗？他不应该厌恶他、疏远他，这一刻他突然感到自己被赋予了一种责任，那就是要在这些犯人当中起一点儿作用，帮助他们，影响他们，让他们变好！
从那天以后，他们就亲近起来了。他愿意倾听杜卫东的衷曲，也向他敞开自己的心扉。
他不由又想起那个仪态威严的老局长和他谈到的改造罪犯的途径问题，他当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那么冒冒失失地反驳了这位公安工作的专家，也许会给这老头儿留下一个没理乱搅的坏印象。那些天他翻来覆去地想了多遍，马局长的道理是对的，强迫劳动的确是促使罪犯转变的第一关，但他还想，除了这一关还需要什么呢？他在公安局七八年，还从来没有学习过一点儿劳改学，他无法从理论上说出改造犯人除了劳动和上政治思想课之外还需要什么，但是这段囚犯生活的切身体会却使他从自己感触最深的那个角度上抽出一个道理来，那就是环境，他觉得把一个罪犯变过来，环境是最重要的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杜卫东难道天生是犯罪的坯子吗？不，是他周围的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的，那帮包围在他身边的“哥们儿”把他熏坏了，使他养成了恶习。而要去掉这身恶习，就不是一言一语、一朝一夕的过程，还得靠环境，靠一个正气旺盛的长期环境。在一个好的集体中生活几年，才会在耳濡目染的演化下成为一个好人。他觉得一个劳改单位改造工作的成效，就看管教人员能否在犯人中建立这样一个环境了。在砖厂，就是再劳动，各种政治教育课上得再多，也不能把人变恶为善。
在和杜卫东的一次次闲谈中，他又发现，没有文化也是造成青年人野性和蒙昧的一条重要原因，杂草只有在荒芜的土地上才能泛滥成势，像杜卫东这些人，脑子里太空了。想到这点，周志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知识领域也是那么窄狭、空泛、肤浅和零碎，由于在监狱这两年没有读过什么书，思维仿佛都已经开始衰退了似的。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坐在杜卫东身边，突然异想天开地对他说：“咱们以后没事的时候，学学文化怎么样？”
“学文化？”仿佛文化这两个字眼很生分似的，杜卫东茫然不解地反问了一句，“学什么？”
“学什么都成啊，语文、历史、数学，脑子里多装点儿东西没坏处。”
“咳，”杜卫东的反应是冷淡的，“咱们这么大个子了，还跟小学生似的，学哪门子语文、算术哇。”
“你那么大个子，你都懂了吗？我考考你怎么样？”
“考什么？你不能太难了。”
“不难，我出一般的题，常识性的，怎么样？”
“常识？行。”
他想了一下，问，“咱们中国最高的山峰叫什么，这是地理常识。”他特别又补白了这么一句。
杜卫东干眨了两下眼睛，半天才犹犹豫豫地答道：“二孙中山。”
“嘟／他差点儿没把饭都喷出来，”孙中山是山哪？不懂别瞎说呀，最高山峰是珠穆朗玛峰嘛。“
“地理咱以前又没学过，”杜卫东分辩着，“你考别的。”
“好，再考你一个历史常识，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都是谁？不过这个太简单了。”
“喊！”杜卫东一脸不屑，“这我还木知道？”
“是谁？你说呀。”
“蒋，蒋介石呗，对不对？”
“说对一个，宋哪？”
“宋，宋江呗！”
他忍住笑，没打断他。
“孔，孔老二。”杜卫东见他未置然否，便用眼睛探询着他的反应，不放心地问：“对不对？”
“你往下说吧。”
“陈——，陈他妈是谁呀？”杜卫东用筷子敲着脑袋，“噢！想起来了，陈伯达！嘿嘿，就是他。蒋宋孔陈嘛。哎，怎么没有林秃子呀？”
他真是一点儿也笑不出来了，甚至还想哭，他望着一脸沾沾自喜的杜卫东，觉得很可怜，连他自己，还有许多许多他们的同辈人都非常的可怜。本来，学文化的话他只是随便说说的，没想到这一来他倒真的下了决心。第二天正赶上星期四，也就是犯人的星期天。他跑到供应站去买书，看遍了整个货架子，只有一本《伟大的祖国万紫千红）的小薄本是介绍地理知识的。便买下来。想了半天，又跑去找到比较熟的丁队长，把三张两圆值的钞票交给他，求他在外面书店里给买几本文化书籍，丁队长接过钱，笑着说：“你每月就二十五大毛的零花，买那么多书干嘛？‘”没事看看呗，“停了一下他又说：”将来总得出去啊，什么都不会，不是废了自己吗？“
丁队长直点头，“对对，政府倒是也考虑组织你们学学文化，可现在一没教材，二役师资，再加上犯人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差别太大，所以得慢慢来，你要急的话，我就先给你出去买买看。”
书买来了。书在他和杜卫东之间增加了许多共同语言。在杜卫东玩命地往他的小车里装上的那会儿，他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现在竟成了朋友和“同学”。
但是他们之间也吵架，有一次几乎要闹翻了。
事情起因在年初从四车间调来的一个惯窃犯身上。这人偷东西六亲不认在全厂是出了名的，为此已经调换了好几个车间，还加过刑。他一来，同屋的犯人没有不防备他的。木料在元旦第二天，他倒无嚷嚷起来了。
“妈的，谁偷我东西了？手那么不干净！”
大家都觉得新鲜，七嘴八舌地起哄。
“你还丢东西？丢什么了？”
“魂丢了吧？”
“糖！过年发的精，刚吃几块全没了，妈的，真不是东西，我缝在衣服兜里了还偷！”
一直不吭声的杜卫东站起来，剥开一块糖，大模大样丢进嘴里，又阴阳怪气地从那气琳琳的惯窃犯身边走出门去，嘴里念念有词地哼着“趁他醉得不省人事，我就一不作，二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