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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9 日，中共中央指示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拒绝国民党方面将热、察作为停战例外地区要求，并向马歇尔声明，由于国民党在热、察发动进攻，内战尚未停止，美军应停止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
周恩来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立即会见马歇尔，向其表示了如下意见：（一）如中共承认政府根据中苏协定（不论有无）有接收赤峰、多伦的权力，这便给政府一个政治基础，依据同样理由来接收其他地点，如朝阳、古北口等地；（二）政府提出赤峰、多伦的理由是说要接收主权，但该地的主权已由中共部队接收，如中共的部队不能代表中国，则所有它已接收的地方将均被否定，如承认中共是中国的军队，则当然也能接收；（三）如赤峰和多伦由政府占领，即使政府在战略上处于四边包围解放区的优势，中共已经同意政府可以进兵东北，政府既可以在东北调动，又可各方配合，使在以后的谈判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因此，要中共承认政府进军占领该二地是不可能的。目前立即停战，符合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的希望，是全国全世界人民都在等待的，中共也愿尽一切力量无保留地保其实现，现如仅赤峰、多伦两地之争而导致停战不能实现，中共则恕难负责。这实际上是马歇尔发出了最后通牒：如国民党仍坚持其无理要求，中共将收回其先前的承诺，反对美军帮助国民党向东北运兵。周恩来此举的意图，是想利用马歇尔急于向东北运兵的心理，让他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让步，以尽快实现停战。
华北停战和向东北运兵是马歇尔调处国共停战的基本思路，如果国民党在多伦、赤峰问题上过多的坚持，肯定会影响整个华北停战。周恩来和张群相持不下，只有看马歇尔的态度如何了，如果马歇尔“不公正”，那只能使会谈再次陷入僵局。
实际上，马歇尔对张群的建议是清楚的。在1 月6 日的会谈中，张群曾提出热河应与东北一样，可以作为政府调动军队的例外地区。马歇尔当即表示反对，认为中共不可能接受，并转而建议不要提热河全省，只提赤峰和多伦。当时他认为那里仍由苏军占领，国民党为接收主权可以派军队前往。张群被迫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但马歇尔同时声明，他不能保证中共方面肯定会接受。在周恩来明确表示华北内战不止，就不同意国民党向东北运兵的情况下，马歇尔调来处去，结果竟毫无进展，这是他所难以接受的。他不能听任国共谈判这样僵持下去！于是，他于1 月9 日晚上直接向蒋介石提出了赤峰和多伦问题。由于马歇尔手中握有运兵和美援大权，蒋介石在权衡利弊之后，只好同意“发布停战令而不提赤峰和多伦”。这样，停战谈判的最后一个障碍终于被扫除了。
1 月10日，周恩来和张群正式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该文件规定：（一）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二）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惟对于复员、换防、给养、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之军事调动，乃属例外；（三）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所有阻碍该项交通线之障碍物，应即拆除；（四）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之，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
同日，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向各自的军队下达了停战令，要求最迟在1 月13日午夜前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毛泽东还号召说：“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随着停战协定的签署和停战令的发布，国共冲突终于在全国范围内（东北除外）逐渐平息下来，从而使东方的地平线上再次露出了和平的曙光。虽说和平只是昙花一现，但这毕竟为政协会议的召开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
37．政协会议的和平曙光
停战协定的签订，为政协会议的如期召开铺平了道路。重庆国共谈判形势看好。就在停战协定签字的当天，即1946年1 月10日，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礼堂隆重开幕。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8人，其中国民党8 人，共产党7 人，民主同盟9 人，青年党5 人，社会贤达9 人。中共代表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和邓颖超。
会议首先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致开幕词。随后，中共代表周恩来、青年党代表曾琦、民主同盟代表张澜、社会贤达代表邵从思相继在开幕式上致词。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表示，本会议召集的目的，是邀集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来共商国是；政府对于本会议的决定，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建设，有稗于人民的幸福，有助于民主的推进，无不倾诚接纳。并声称政府决定实施以下事项：（一）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二）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三）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四）释放政治犯：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
周恩来代表中共在致词中指出：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和民主人士多年以来所期待的，经过政府及中共代表在抗战胜利后的会谈中加以确定了。这次会议主要的是各抗日党派的协商会议，为使会议的范围扩大和比较完备起见，更邀请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参加。这样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还是创举。尤其当举国一致要求迅速结束训政，积极筹备宪政的过渡期中，这个会议更负有严重的历史任务。他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请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方案，就是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他表示，中共代表团“愿以极大的诚意和容忍，与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努力合作”。在致词中，周恩来还对蒋介石代表政府所作的四项保证表示欢迎。他说：“人民权利和党派合作，更是目前急迫待决的问题，方才听到蒋主席关于保证人民权利四项的公布，我们表示欢迎这个公布，并愿为实现这四条权利而奋斗。”
中共对政协会议是十分重视的。周恩来在12日大会报告和谈经过时，总结了四条经验教训。他指出：“第一点是要互相承认，不应互相敌视。既然商谈了，就是要政治解决，也就应该互相承认，不应敌视，尤其是商谈的双方代表，更要常常保持这种态度。第二点是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既然是政治解决，就是要互相协议，而不是一方面决定了，通知到别方面去做，这样是无法求得解决的。第三点是互相让步，不要独霸。既然政治解决，总是要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既然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那么两党之间、各方面之间，有什么不可以让步的？不错，立国的原则，像今天中国所需要的三民主义，民主国家制度，这些是不能让的，没有这种准绳与方针，就不能谈到合作，不过，在这种大前提下，许多具体问题应该力求互让。如同过去之所争执的军队问题、地方自治问题、人民权利问题，都应该在立国方针和制度之下，求得互让解决，不应要求独霸。第四点是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我们觉得既是政治解决、求合作，那么两党也好，各方面也好，总有些意见不同，应该在工作上竟赛，在地方上努力，而不是说，你做好了，我不高兴，或者这一方面做好了，那一方面不高兴。因为好的事情，都应该欢迎，不管行之何方，出之何党。只有这样，中国的人民力量、民族精华，才能不互相抵消，才能有益于建国。”最后，周恩来强调：“以上四点，是从九年来，双方商谈中得来的痛苦经验与教训，虽似泛论，但很希望各位先生和全国人民了解，这是一种由衷之言，我们诚恳希望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能够认识到这方面。这是我要报告的主要部分。”
国共两党谈判的历史已经很长了。自1936年以来，已九个寒暑。漫漫九年的国共谈判，周恩来除去苏联疗伤的一个极短时期外，几乎全部参加。由于长期处在国共谈判的第一线，他总结出来的这四点经验教训，人木三分，切中要害，且充分体现了中共希望谈判成功的愿望和诚意，从而紧紧地抓住了与会者的心。虽说会议由国民党主持，但周恩来那合情人理的话语，为会议的走向定下了一个务实的基调。对此，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唐纵是感慨万千。在当天的日记中，他曾不无叹服地写道：“懂得宣传的人，必须懂得人民的心理，离开人民的心理而言宣传，必扦格而不能人。共产党是懂得宣传的，因为他们时常注意人们的心理，人民的要求。”
唐纵的话，没有讲错。中国共产党及其杰出代表周恩来正是这样做的，所以他的讲话总是那么深人人心，得到人民的拥护。
从1 月14日起，会议进入正题。大会的中心问题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问题。其议题有五个：一是改组政府问题；二是施政纲领问题；三是军事问题；四是国民大会问题；五是宪法草案问题。会议由此分为相应的五个小组，各议题在全体大会提出后，再分别交由小组具体协商。周恩来除出席大会外，主要参加了军事组和宪法草案组的讨论。他对会议的每项议题都发表了重要意见。
关于改组政府和施政纲领问题，董必武代表中共系统地阐述了10项主张：（一）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二）人民自由权利问题；（三）结束训政，扩大政府的民主基础；（四）筹备国大制定宪法；（五）实行地方自治，废除保甲制度；（六）改组军事委员会，分期整编全国军队；（七）制定善后复员计划；（八）改革财政经济；（九）改革文化教育；（十）维持国际和平，保护华侨利益。周恩来侧重谈了人民基本自由权利的保障问题，他说：“蒋主席在本会宣布的四项主张，我们非常拥护，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全部实现。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立即可做。”说到这里，周恩来“感到很沉痛并表示遗憾”，他特别提到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人身自由问题。他说：“不愿来说过去历史，但是在道义上不能不说。九年前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的张扬两先生，他们做法虽然鲁莽了一点，做了一件政府认为不对的事情，但此事结果，却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若没有他两人的赞成，也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不念旧恶，是中国人民的美德，要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给人民自由只有对国家有好处，望政府当机立断。”同时，他还表示：“我们负有一部分地方政权责任的方面，政府党与全国人民也可以提出向我们要求，我可负责声明，只要各方面有真凭实据来批评，错了的，我们一定认错，应改的一定改。”
关于军事问题，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了12项建议：（一）成立各方人士参加的委员会，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二）全国整编与大量裁兵的原则；（三）凡是抗日有功部队，应该一面承认，一面整编；（四）用文人主管军政，军政机关应隶属行政院；（五）改革军队制度与教育问题；（六）地方治安应由地方的保安队或自卫队负责维持；（七）军党分开；（八）现役军人不做行政官吏；（九）一般军费支出不能超过国家总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五；（十）采取切实办法，彻底解散伪军；（十一）限期解除敌人武装，并遣送其回国；（十二）复员善后如需借外债，须经过改组后的政府批准，且外债支出应该用于建设和复员方面，绝不能用来养兵以进行内战。关于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问题，周恩来强调，二者必须同时进行，不能认为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至于军队国家化的标准，周恩来说，军队应不属于个人，不属于派系，不属于地方，而须属于整个国家，由代表国家的民主政权的机构来统率；而且，军队也应属于人民。军队是从人民来的，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