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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古,最后还是被蒋介石断送了。无知而独裁,始有此误国误己、误华误蒙的荒谬行为,言之可叹,以后当续论之。)
这次唐内阁由于样样需钱,而财源无出;不得已乃向‘四国银行团’商借外债八千五百万两。在签约之前,并乞先垫三千五百万两,以济燃眉。四国原已答应垫款,然日、俄闻报抗议,坚持分润,中国不得已乃改向‘六国银行团’商借。可是日俄又另提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盖满蒙早被日、俄二国视为禁脔,事关满蒙,应向日、俄分别磋商,不应让四国银行团乘机介入。而四国行商,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纵允借款,亦应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斯非稍有立国尊严之任何主权国家所能承受,而环伺列强,对中国则视为当然,辱华之甚,不忍卒言。后来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终因无法对付内外夹攻,在政经两途俱走入绝境之时,任职未及三月,便‘失踪’而去,此是后话。笔者在编撰‘顾维钧回忆录’时,曾搜罗有官中外史料,与顾氏细论之。盖顾为唐绍仪的东床快婿,斯时又职兼国务院与大总统府双重机要秘书,熟知其内幕也,借款故事说来话长,得暇当以心专篇处理之,为免尾巴摇狗,此处暂时打住。有心读者欲知其详,参阅拙撰顾书,及相关文献,当可知其大略也。
孙逸仙医师的社会丹方
话分两头,这时的孙中山先生在大总统解职之后,无官一身轻,率领了青年子女孙科、孙琬,和随从的胡秘书、汪外办(且借用个当前的名词)、廖仲恺夫妇、章士钊夫妇;以及新从美国毕业归来,年轻貌美的英文书记宋蔼龄女士等。男女数十人;浩浩荡荡;四处游历讲演;所到之处,士女争睹丰采;辄至万人空巷。孙郎此时微近中年(四十六岁),西装革履,一表人才,男人四十一枝花,在佳人名士簇拥之下,玉树临风,道籍仙班,真是大丈夫当如此也。相形之下,这时在南京弄得焦头烂额的黄留守,就只是个整日拖拉骡子和垃圾夫了。劳逸悬殊若此,亦命也,运也夫?
孙公此次演说旅行是从上海开始的,嗣徇武汉黎副总统之约,溯江而上,经南京、芜湖、安庆、九江而至汉口、武昌,四月出的长江中下游,正是莺飞草长、春暖花开的季节。游春士女,听众如云,盛况空前,自不待述。孙郎讲演宴谈十余场,主人难随地改换,而客人演说内容则一也。
长江之行中期,袁总统亦曾专使盛约孙前总统往北京一行,而中山思乡心切,期以他日。项羽霸王说得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孙公于四月中离汉赴沪;二十二日南巡抵福川,二十五日返广州,继续在欢迎会上讲民生主义。二十七日返香山故乡晤卢夫人。六月中在广州继续其平均地权之演说;月底经香港返沪。盖中山虽功成身退,而对‘政冶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之理想,却自成体系,甚欲有以实践之也。
民生主义抽象和具体内容
孙中山先生原是近现代中国,笔者个人所一再反覆申说的‘文化转型期’中,自有一套,颇具有原始性的建国蓝图(original blue print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的最高当国者。他那一套建国思想,所谓‘三民主义’的理论,至此已相当成熟。辛亥之后,他对袁世凯曾寄以热忱的厚望,认为在袁氏治下,他的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相当的成功了。如今所余者只剩个民生主义有待实行,不幸民智未开,弦断无人听,知音太少,因此此次旅行布道,苦口婆心,舌敝唇焦,反覆演说,三句不离本行,其主旨亦在此也。长话短说,聊为概括之如下:
第一,孙公自称为一‘极端之社会党’(Radical Socialist);笃信‘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主张土地国有、铁路国有和大企业国有。他不反对资本,而反对资本家;尤其反对资本主义初期在伦敦、纽约等新兴的大都市中【笔者附注:且看今日的台北、香港、上海等地。】的‘炒地皮’的地产商。防患于夫然,为免革命后之中国亦蹈此覆辙,因此他‘甚欲采择亨利佐治(Henry George 1839~1897)氏之主义施行于中国’;也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税收于土地,实行‘单税法’(Single…Tax System),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关于孙氏这一系列讲演的综合内容,散见元年四月四日在上海答文汇报记者问:‘政冶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载一九六六年台湾版‘国父全书’页四九六;及其他随行者,如汪、胡、章士钊等人的笔记和自传,以及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有关各章。】换言之,孙逸仙医师,这次已不再医人,而着重医国。并开出他颇为自信的,药到病除、着手成春的社会丹方;他名之曰‘民生主义’。十年之后他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孙逸仙医师这套丹方,在当时真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可能真是由于‘民智未开’和‘知难行易’,孙公所到之处,总是言之谆谆,而听之藐藐也。在武汉时期,孙公说法,黎副总统多半在场,恭听之余,难免有面从而腹非的表现,恨得胡秘书骂他是,面存忠厚,而内具机心。所幸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芸芸众生之中,也多的是‘看门道’的信徒。一旦心悦诚服,三民主义即变成了宗教信仰,青年小伙计也就赴汤蹈火,促其实现了。此是后话。
当然一个宗教家和政治哲学家,必须有杀身成仁的自信,才会产生信众(followers)。中山不用说对他自己的这套‘主义’,那真是生死以之,笃信不移也。在他底启蒙之后,其后半个世纪,氾滥成灾的‘左倾幼稚病’不知牺牲了多少血性青年的宝贵生命。笔者曾撰有专文试论之,我国自卒亥以来,国共两党以次,几无一革命政党而非社会主义之政党也。在他们底排山倒海的影响之下,有血性、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青(包括青少年期的笔者自己在内),几乎无一而非社会主义青年也。他们对所谓‘社会民主’制(Social Democracy)的信仰,可说也到杀身成仁的境界。孙公对他自己所‘发明’的三民主义的自信心,当然更是终身不渝的。(中山一生都说三民主义是他‘发明’的。那是出于一个革命家坚决的自信心。但在不疑处有疑的历史家看来,则民族(马志尼、俾斯麦)、民权(杰弗逊、卢梭)、民生(亨利佐治)都只是那时西方的新潮思想,其来有自,算不得是中山的发明;但是中山则有其启蒙和振聋发聩之功也。)但是又有谁能逆料,搞国家社会主义,就必然会搞出些纳粹和希特勒来;搞马克思社会主义,也必然会搞出些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来?偷鸡不着蚀把米,使千万烈士鲜血白流,亿万暴政受害人,枉死沟壑。近百年来的世界和中国历史都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为祸之烈,有时且有甚于资本主义。老革命家为社会主义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竟至瞠目结舌,悔恨交加。中国共产主义之父的陈独秀教授,为此赔上了两个儿子宝贵而无辜的生命;自己临死之前也开始忏悔,胡为乎而然呢?中山的幸运,是他死得其时。这位伟大而倔强的国医,若是当年身不死,坚决实行他所发明的主义,他在历史上的后果若何?吾为孙逸仙医师捏把汗也。
革命幸未成功。留守终被裁撤
吾人于八十六年之后(一九九八),回看民初政局,真可说是阅人多矣。根据这八十六年的历史实例,历史家盖可断言,民初那个烂摊子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视看蒋、毛二公各搞数十年的下场,吾人即可作上述之‘断言’也。这是个‘转型’程序中的阶段问题,阶段未到,任何当政者都必然有个悲剧的结局,虽然历史还是在继续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向前迈进;绝不停顿,更不会回头。胡适说他们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语云‘形势比人强’,在那个‘形势’之下,仟何了不起的‘人’,也无能为力也。袁世凯这个‘人’的悲剧,便是他卷入了这个他所改变不了的‘形势’。孙中山的幸运,便是他始终没有卷入这个形势。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为国为民,而‘道不得行’,就会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中山喟然叹曰:‘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殊不知中山之幸运,正是‘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国父大人生如有幸,大得其意,像毛大导师那样,能在‘天安门上,吐气成霞’,他老人家,可能也就不是中华民国的华盛顿了。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中山啊,中山,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啊?
话说回头,在民国元年六月中旬,孙公在衣锦还乡之后,回到上海。国内政局已有山雨欲来之势。第一是黄留守公署的裁撤(六月十四日),革命老同志(包括黄上将),又多出一批下岗之人(用个目前的名词)。但是黄留守属下的三十万杂牌军,本是各有其主的。荷枪实弹的军人原是最实用的政治本钱。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新朝初建,裁兵削藩,都是第一难事。事实上,历朝和平裁兵。宋朝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之外,几无一成功的先例。(笔者以前在课堂中;每说毛泽东为赵匡胤以后之第二人。谁知说得太早,毛晚年之大杀功臣,实远甚于前朝。)此次黄兴这个功臣虽有意主持裁兵,然东南地区的新旧各军,原非黄氏的子弟兵,他虽有意助袁,偃武修文,那些大小军头,哪能由得他呢?何况他也并无恩饷可发呢。
再者,南京留守原是老袁狡狯手段之一。他不能一上台便把革命党原有的功臣全部清除,他先把那些桀骜不驯的宋教仁、陈其美调虎离山,在唐内阁里安了两个冷衙门以笼络之。再划出个南京留守把黄大元帅安顿好,以免他游荡妨事。迨新政府百事就绪,袁就要裁撤销南京留守,把黄兴踢上层楼,调去北京担任另一冷衙门的‘参谋总长’。黄和陈其美一样,不愿北上去坐冷板凳,那就自动下岗了,后来,袁为安插孙中山,乃给孙一个‘肥缺优差’去修铁路,并要黄兴也去助孙搞实业救国。这也是赵匡胤要石守信等老功臣,多致歌儿美女,安享晚年的意思。后来的毛泽东要陈毅去办外交,聂荣臻去搞科技,贺龙去打枱球,并大办其文工团;重印古本金瓶梅(后一项出自大陆的街谈巷议的小道消息,据说是十分可靠的,希望将来严肃的历史家,能郑重的肯定之或否定之)。都是资治通鉴上可以学到的功夫套路。袁世凯这位老官僚,他显然也认为只有歌儿美女,才能把孙文、黄兴、宋教仁等这些硬汉子软化掉。
读者读到这一类的历史故事,可能的反应是不相信这些故事,实有其事。如果确是事实,则这些历史制造者,岂不是太下流了。其实这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这类故事在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里都太多了,而且泰半都是:事实。它之发生于近代的中国政坛里;那就是‘转型’的问题了。从帝制转民治的要点,便是把‘无限制权力’(uncheckedor power)转成‘有限制的权利’(checked power or limited authority)。在这项转型还未转得干净之时,老的魔鬼继续附身,就是难免的了。袁世凯后来便是 被老魔鬼附身,绸死的。
唐内阁垮台的学理解剖
中山返沪后第二件大事便是唐内阁的忽然倒塌,总理大人弃职‘失踪’(六月十五日)。袁总统挽留不了,乃特任首席总长陆征祥继唐组阁。唐阁既倒,同盟会在唐内阁中的骨干分子宋教仁、陈其美、蔡元培也就跟着下岗了。蔡公原是个无关痛痒的好好先生,才品八斗而飞扬跋沪的宋教仁原不要做左舜生【见上节小注】;手握兵权党权,虎踞上海的陈其美、始终就没有北上就职。如今宋、陈二人既然总长都不做了,那正好全力搞党,把同盟会扩大改组为国民党,然后来搞他个‘政党内阁’,大干一番。
宋氏认为唐内阁只是个‘混合内阁’,继唐而起的陆内阁,则是个‘超然内阁’,在这个紧要的开国时期,兴利除弊,国事如麻,他二人都不中用。要起死回生,翻天覆地,宋的目标是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由他来做总理,则中华民国其庶几乎,且看他的同乡后辈的朱镕基,今日即颇有遁初遗风,朱氏今日的条件比宋教仁当年好的太多了,希望他不要望碑堕泪。纶巾羽扇,好自为之。
上节已言之,唐内阁的条件是不能再好了,为甚么不出三月便寿终正寝呢?其实这又是个转型的问题了。须知,依法唐内阁是个责任内阁;袁总统只是个虚君。但是在两千多年的政冶史里面,中国出了四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