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ひ惨しā枨恕！ �
李将军为著「护国’和‘护法’，他生死之际，空间上只差一寸；时间上只差一秒。他当时如为一寸一秒之差而战死沙场，则后来的‘北伐战史’和‘国共内战史’，都要改写了。你能说，历史没有其‘偶然性’？
可是李宗仁虽为护国、护法，出生入死，他当时对护国、护法，究为何事，却不甚了了。其后官高极品、戎马倥偬，当然就更是无暇过问了。直至他被毛、蒋二公赶出大陆，在纽约做寓公，经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请，撰写其回忆录时，他对什么护国、护法就不能再马虎而要略知其详了。
我那时是李流亡总统的流亡秘书和研究助理，我有义务替这位上将研究员补课。为此我替他借了些李剑农的‘民国政治史’、邓之诚的‘护国军纪实’和陶菊隐的‘督军团传’等书，让他去‘研究’一番，以帮助‘回忆’。谁知这些史书，对一位退休老将，实在太枯燥了，引不起他的胃口。后来我灵机一动，竟借来了蔡东藩的‘民国史演义’。不意此书竟大受欢迎。不但李公本人，就连李夫人郭德洁也阅读起来，并参加讨论，由浅入深，触类旁通，就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你可别小看这部‘演义’。它虽是一部小说，但是除了‘小凤仙’一类花边，被加了些麻油辣椒之类的杂料之外，它对一般军国大事，政府文献、往来电讯，却都是抄自当时喧腾社会，而今已失传的史学‘第一手资料’，的各种报刊李氏夫妇当年也都曾读过或听说过的各种报刊。一经提醒，再加史书印证，在回忆上，每每有豁然而悟之感，也充实了我们研讨的兴趣。
此事后来被郭廷以先生知道了，他对我竟大为称赞，认为是特有史识。盖中国近代史中所谓‘护国’、‘护法’等等的一部军阀时期的烂帐，纵是资深史家，耄耋前辈，对之亦鲜有不晕头转向也。
宏观认知 微观探索
根据这一类治史的特殊经验，和个人数十年教读历史的些许心得，我也认为处理像‘护国运动’这一种类似的史学个案，对它宏观的认知和微观的探索，二者是不可偏废的。所谓‘宏观的认知’者，并非认定某种史学理论作为框框，然后去搞‘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吾之所谓‘宏观的认知’者，是看这一脉相承的历史本身的变化，然后聚积其相关史料（data）而分析之，庶可回头看出这段历史发展的脉络。
换言之，历史家不是算命先生或诸葛孔明，未卜先知。历史家只是司马懿，‘事过则知’事情发生之后，把data输入电脑，按键分析，然后才能‘恍然大悟’，长叹‘原来如此’！因此‘宏观认知’和‘微观探索’实是社会科学治史的不二法门。所以我们治‘民国史’，虽上智如胡适与梁启超亦难下笔，因其时间未到，‘戴塔’（data）不足故也。近二十年来由于蒋、毛二公相继物故，中国与世界也同时发生了史所未有的变化。瞻前顾后，则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做点从大看小的宏观认知，和对各项答案，像‘护国’、‘护法’、‘西安事变’，乃至‘六四运动’，作点从小看大的‘微观探索’，下点‘定论’，应该是此其时矣。…所以本篇拙作，也就从‘宏观’、‘微观’两个属面，对‘护国运动’加以透视而试论之。以就教于大会同文：
共和崩溃是历史的‘必然’
在宏观认知之下：我们对‘共和民国史’（Republican History 包括ROC和PROC），看出些什么‘脉络’呢？
我个人教读民国史数十年，总是坚信：一部中国近代史（包括现代、当代）便是一部中国近代转型史。什么是‘转型’呢？长话短说，就是把落后的‘传统中国’，转变成进步的‘现代中国’。这种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小至鸡毛蒜皮，衣食住行，刮胡须、修指甲（微观）；大到宇宙观、人生观，政经理论，价值标准（宏观），无一不转。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转得最突出、最敏感；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牺牲最重的，则是政治制度的转型；尤其是中央政体的转型我们最后的目标，是把‘君主专政’转变成‘民主共和’。
从总体说来，我国近代转型运动是从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的，但是政治转型则迟至五十年后的戊戌变法（一八九八）康有为、谭嗣同等企图把中国传统的君主专政，转变成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了，才由杨衢云、孙中山接棒，要用暴力革命，来废除帝制，改采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总统、法院和参众两院制的共和政体。
果然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为时不过八十三天，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美国式的共和政体，便在中国大摇大摆地出现了。…这一记‘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民初共和政体，在中国近代史上算个什么东西呢？那坚持‘一次革命论’的国、共两党理论家都说是辛亥革命‘失败了’国民党认为是‘革命商未成功’。共产党就干脆讥之为资产阶级的假革命。那在一旁冷眼观察的党外人士胡适之先生，则扼腕叹息。他认为中国丧失了那一段最能实行民主政治的机会因为民初政坛上那批活动分子，‘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胡氏亲口一再向我说的）。胡适暗中之意，实在是认为民初那批国会议员，都是有高度共和信念与民主素养的人物。他们比后来国民党的‘立监委国大代’，和共产党内只知举手的‘人代’、‘党代’，不知要高明多少。他们失去了实行美国式民主的机会多么可惜！
上述三种理论，事实上都是一种分析中国近代史，data不足的看法。我们今日如聚积足够的data输入电脑，其结论就不一样了。通过宏观认知，我们觉得中国近代史上整个转型期，大致需时两百年（一八四○─二○四○），姑名之为‘历史三峡’；而转型程序，尤其是政体转型则有明显的‘阶段性’。因此‘辛亥革命’既非成功，亦非失败，它只是这个历史三峡中的一个阶段之完成，一个险滩之通过而已。事实上，国共两党的政权，也只是这个时历两百年的历史三峡里，先后两个阶段而已。
事过百年（一八九八─一九九八）回头看，我们的政体转型（从独裁专制到民主共和），直至今日大陆上还在搞一国两制；台湾还在搞撤销党籍和护党救国。双方对民生政治，都还有一大段路好走呢！那么，我们如期望八十多年前历时只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立刻就可化帝制为共和，岂不是天大笑话哉？
胡适之之兴悲，良有以也。孙中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我们的结论；民初共和政体、代议制度之失败，原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这个近乎武断的结论，我想当今的读史者和治史者，都不会有二话吧！
失败既属‘必然’，那么失败后的民国孤儿，总得有条出路。…为求此出路，事实上，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孙、袁二人都认为民国政治其后的出路，必然是执政领袖的‘个人独裁’。中山于一九一四年七月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曾公开要求党员宣誓并按指模‘服从’甚至‘盲从’他一人。
袁世凯则自始至终图谋建立合法或非法的个人专制的权力，从终身总统，到专制皇帝。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辛亥革命之后，时未到三年，以孙、袁二公为首的革命和保守的两派政团，都已一致承认：
（一）不适用于中国的共和政体已彻底崩溃；
（二）继之而起的政治形式必然是个人独裁。
三峡之水，不可倒流
因此民初孙中山、袁世凯，虽然在政治上是一对死敌，但是对独裁政权的看法，倒是一个铜元的两面，没啥轩轾。可是他二人在中国近代转型史上的历史地位，却有‘收山’与‘开山’之别。
孙中山是属于后一型态的开山之祖。他虽然也主张独裁，但是在理论上他是个有所为而为的独裁。他要通过‘军政’、‘训政’去实行‘宪政’的‘代议政府’的做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
袁世凯就不同了。他之个人独裁，在理论上，在实践上，都是个死胡同。袁是在民国元年三月十日继孙文先生作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在他于一九一三年秋季，镇压了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之后，就于是年十月由新成立的正式国会选为五年一任的正式大总统。其后他又赶走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并由新成立的参政院，修改总统选举法，终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亦即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创立之年），又把他的总统任期延长至十年，并可连选连任，甚至不连选也可连任，那就变成终身大总统了。不特此也，他还可以‘嘉禾金简’提名，秘藏于‘金匮石室’之内，指定接班人作将来的终身总统。这样他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终身大独裁者了。
可是袁世凯虽是个近代中国独裁政权的始作俑者，随之而来者亦殊不乏人蒋、毛二公不都是独裁终身？若论作风之恶劣，毛泽东较袁世凯实远有过之。但袁之不幸是他基本上是前一‘型态’的收山住持，纯粹的旧官僚。他的思想作风和政治视觉是没有任何‘现代’踪影的。因此他的独裁政权在理论上既乏远景与大任；在实践上，它也没有现代独裁政权，对群众与军队那样严密的组织和控制。因此一旦有大事发生，他只有向老传统和旧型态中去找老师、觅灵感、求解决。像上述‘金匮石室’那件怪事，他就是向雍正皇帝学来的。在波涛汹涌的‘历史三峡’中去学雍正皇帝，那就是反潮流、开倒车，难免灭顶了。
再者，他学雍正皇帝，却没有雍正皇帝驽驭军队的能力。袁是靠北洋六镇起家的。是北洋军阀之祖。不幸在他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六镇将领纷纷出任封疆，遂渐形成了藩镇跋扈之局。他们各有其个别利害，和私人政见，老上司亦不能随意左右也。
袁此外还有不易解决的经济问题。这时北京政府已面临破产，税收早不敷出，整军经武全凭外债。外债不举，国内如有内战，则军费一项，便可致命。袁似不乏自知之明，所以帝制运动初起之时，他皇帝本人倒不太热心。但他的政府这时已被领入一条死胡同，改共和为帝国或不失为解决之道。同时他自己和一些帝制谋士们可能估计到，原六镇旧人如冯国璋、段祺瑞等，对帝制纵不热心，也不致公开反对。至于边远省份，尤其是与革命派有渊源的云南省可能不稳，然云南远在边陲，纵有动乱，亦非心腹之患，日久自平。谁知开国时曾一度轰轰烈烈的洪宪王朝，竟被这边陲区区一省所闹垮，似非袁氏之所料也。
云南闹垮洪宪
反袁的‘护国运动’始自‘云南起义’。‘云南起义’中享名最盛的是蔡锷。蔡锷之享名，第一因为他本是全国性的人物，活动不止一省。芳名久播，全国皆知。第二是他那套‘小凤仙’传奇，经好事者加油加醋，英雄美人，哄传一时。第三因为他是梁启超的学生，由梁老师大肆鼓吹的结果。
其实‘云南起义’的关键性人物是唐继尧。其重要性远在松坡（蔡锷别号）之上，而享名则远在蔡锷之下。其原因则是，一、他是云南东川人，留日归国后，除短期出长贵州省政外，一直在云南服务，鲜为省外人所知。二、辛亥革命时云南都督是蔡锷，唐继尧那时是蔡的部下。三、蔡锷是个锋芒毕露的人物，而唐则比较木讷。李宗仁先生告我说，当蔡锷出长广西陆军小学期间（李是他的学生），蔡氏每次乘马的方式都不是‘翻鞍上马’，而是自马后飞奔，以跳木马的方式，飞上马背，所以校中师生都以‘飞将军’呼之，举一反三，足见蔡之光彩也。
可是在一九一五年底云南起义时，情况就不同了。蔡其时原羁身北京作经界局督辨。光杆一条的京官，无拳无勇、没钱没枪。后因与唐继尧有密约，始于起义前八天赶到昆明的。
这时唐继尧原为云南将军，起义后改称都督。是云南一省之长。在那鸦片还在公开买卖之时，今日的金三角便是当时当年的云南，真是一省富可敌一国。所以继尧是个有地盘、有军队、有枪、有钱的实力派‘本省人’，不像蔡锷，那个‘外省人’（恕我用两个今日台湾的流行术语），空头将军也。
当民四末季‘筹安会’的六君子和十三太保等活动正烈时，唐继尧则暗地招纳全国反帝贤豪，潜往昆明，共议倒袁大计。其时先蔡而往的计有李烈钧、程潜、陈强、戴戡、方声涛、王伯群、熊克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