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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战者，那是日本在‘西原借款’阴谋得逞以后的事（详下节）。
从表面上看来，段在北京政府之内的政治基础，既然如此脆弱，以黎元洪为首的反段派，对他难免就有其过分轻视的心理了。黎元洪的错误，便是他得意忘形，眼看段老总在北京政府之内变成个孤家寡人了，就居然把他‘撤职’，这一下他就触动了一个大的马蜂之窝，群蜂齐出，督军叛变，黎老总招架不了，就只有逃之夭夭。这一来，再经过一番‘张勋复辟’的闹剧，此后在‘安福系’控制中的北京政府，才真正的成为皖系的天下，此是后话。
绝对服从V。S依法分工
皖系的政权既然靠的是地方军阀的支持，这些地方军阀又是什么回事呢？这儿也有稍事澄清一下的必要。
在上节我们不是提到传统中国有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问题吗？合久必分就必然会出现王纲解纽、法统扫地、藩镇跋扈的老现象。这一现象发生在近现代中国，就是所谓‘军阀横行’了。
我们要知道，一个正常运做的国家，不论帝制或民治，总得有个维持社会安定的法统。老实说，当代中国所谓‘转型运动’，也可说是从一个老的、不合理的维持社会安定的旧法统‘转’到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比较合理的新法统。
秦始皇以后，两千年来，在传统中国里，维持社会安定的旧法统是什么回事呢？引用一句毛语录里明确记载过的老话，那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这十二字真言了。那是毛主席从共产党闹革命，闹出来的经验之谈。只是下面还有一句：‘中央服从个人’，他老人家不好意思说出口罢了。其实这十八个字，便是我们两千年来帝王专制制度，也就是毛主席所歌颂的‘秦制度’（秦始皇所发明的制度）的精义之所在，这也就是维持旧中国安定的‘老制度’、‘老法统’。因此从现代政治转型史的观点来看问题，毛之倾心于这项老制度、老法统，就是所谓封建反动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作为转型最后的目标，是现代化的议会政治，不是谁服从谁的制度。把它翻译成中文也有个十八字诀，那就是：‘上下各有职守，彼此分工合作，大家依法行事。’在先进的民主法制国家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便是如此的，这就和中国式的‘下级服从上级’那十八个字，在制度上完全不一样了。可是，这一套所谓‘民主法制’，是完全与我们政治传统相违背的洋东西。我们要把它全部学会而掌握之，非数百年不为功也。民国时代一时学不到，大家搞起议会政治来，其结果反变成既不分工、又不合作，更不依法（例详下节）。哪能不打他个头破血流，弄得‘民国不如大清’呢？
因此，朋友，上述的老制度、旧法统，不论是如何的封建反动和不合理，它却是在中国一行两千年、有效率的制度。我们既然搞不出个新制度来代替它，弄得无法无天，全国大乱，那就反不如保留这个有效率的老制度为佳了。这也就是民国初年的老百姓，抱怨‘民国不如大清’，当前大陆上某些保守的中国人，还在怀念‘毛主席时代’的道理了。
这也是‘历史三峡’中，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时时都要发生‘回水’最主要的原因了。这也就是民初的黎段交恶的症结所在了。在他二人之间的政治运作，没个制度可以遵循，维持旧中国安定的下级服从上级的‘老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依法分工合作的‘新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他二人之间一旦发生了疙瘩，不论是大是小，不论为公为私，都无法和平解决了。把话说清了，则黎段之间的问题不得解决就没什么费解了。
王纲解纽，藩镇跋扈的现代版
在拙著前卷‘袁氏当国’中，我们曾提到民国元二年间，袁世凯和国民党之争的问题也在此，那个原有的‘老制度’没有了，按议会政治的规则来解决政治纠纷的‘新制度’，孙袁两方都还不谙此道，对之置若罔闻，不愿遵守，大家就搞起‘枪杆出政权’了。孙的枪杆被袁的枪杆打败了，孙袁双方就都要恢复秦始皇的老办法了。孙在野，只能口说；袁在朝，就真的搞起上述的十八字真言了。在袁氏搞帝制运动之前，他也的确的做到了，中国在表面上也真的恢复了短期的安定，革命党人不投降的，就只好到股票市场去打打股票的主意，以了余生了。
袁之糊涂是他得意忘形，要穿龙袍、做皇帝。他如有他后辈蒋介石、毛泽东一样的聪明和机警，只搞搞‘于右任（余又任）、吴三连（吾三连）’，做做终身总统，朋友！袁还是个治世之能臣呢。在他的治下，古老的中国可能不需要等到江泽民、朱镕基的出现，也就早登富强之列了。不幸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要自己来搞黄袍加身，历史三峡，就要发生回水倒流的现象，前功尽弃，言之可叹。
袁死黎继，上述三句真言就一句也没有了。下级既不服从上级，全国也不服从中央，中央也不服从一人了。这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史里面，便叫做‘王纲解纽’。在一个有两千年，习惯于‘国家强于社会’的国度里，一旦王纲解纽，便全国瘫痪，一瘫到底，法纪荡然，就变成藩镇跋扈、军阀横行了。
不受国家法令管束的‘军阀’
既然在军阀横行之下过日子，我们也就可以把‘军阀’二字慢慢来下个定义了。什么叫做‘军阀’呢？‘军阀’便是在王纲解纽、法纪荡然、制度瘫痪的情况之下，政府体制中以统率军队为职业的人，据其部队为私有，下级不服从上级，全体不服从中央，中央不服从一人，这种完全不受国家法令约束，或对国家法令阳奉阴违，而习于自由行动的武装军官，不论大小就是军阀了。
笔者记忆中，幼年时，曾知道我乡的农村小镇里，出了个诨名叫做‘魏三闹’的‘魏督办’，他拥有枪兵二十余人，为一镇之长。他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中，原是一个低级的民团（美国今日叫做militia）小队长。想不到一次军阀混战中，他的上级都不见了，他就变成我们这一镇的‘督办’了。他可以随意征夫、抽税以自给。我们全镇也仰赖他防盗、防溃兵，而与以由衷的拥护。后来政治秩序恢复了，新建的地方政权，动摇不定，对他既不敢、也不愿强加管束。因此他这个督办，仍然是我行我素，做其颇有生杀之权的小土皇帝。这就是笔者幼年所亲见的一个军阀细胞了。
从这些小细胞开始，大到一县、一省，最大的军阀像张勋、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可以拥兵数十万，据地数省，做其督军、省长、护军使、巡按使，甚至把持中央政府，做其大元帅、大总统。那些没有地皮可据的游离军阀，像孙殿英、冯玉祥，或由孙中山所招揽的一些失去地盘的滇军、桂军、川军、湘军，则四处就食，随意倒戈，但他们既不服从上级，也不服从中央，更不受法令约束，而自得其乐，则本性不改也。
这种大至曹锟，小至魏三闹的，大小不同类型的军阀，据当时研究军阀有成绩的专著，和笔者个人的计算，在十二年之内（一九一六─一九二八），大致在三千人左右，他们所统率的枪兵，总共不下百余万。可怜的中国，就在他们这三千多个大小军阀的混战之下，而没有亡国灭种，也真是个奇迹。（参见‘孤军杂志’，和文公直著「近三十年民国军事史’，以及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一册，页一─一六六。）
因此本篇所谓‘皖系政权’，也就是漂浮在这种军阀混战的大湖之上的一只由段祺瑞掌舵的破船，可是如上节所述，做为这个中央政府实际领袖的段祺瑞本人，却没个直属的部队和直辖的地盘。但是他和冯国璋二人却是北洋系的元老，他们下面的省级军阀，却分别依附在他二人的旗号之下，逐渐变成党同伐异的两大派系，这就是后来的‘皖系’和‘直系’军阀的来源了。因为段是安徽（皖）人；冯则是直隶（今河北）产也（两系名称亦另有说法，详下文）。因此他们直皖两系所控制的北京政府是什么个东西，也就不言可喻了。
府院和国会的三头马车
记得不久之前，邓公小平三起之后，某次曾在一公开场合，说明中国不能采用西方三权分立的议会政治。因为三权分立，实际上是‘三个政府’同时运作，行政工作，相互抵销，效率太差，在中国断不能施行，云云。当时栖身海外的社会科学家都难免暗笑小平太上。毛泽东那个土老儿，不懂啥叫‘人权’，邓小平这个土老儿则不懂啥叫‘制衡’。
其实，邓公如果是个史学教授，上台讲授早年中华民国政治史，他那套‘三个政府论’就完全正确了。袁世凯之所以要做皇帝，就是要把那行不通的三个政府变成一个政府。后来皖直奉三系政客把个北京政府搞得一团糟，也是因为那‘三个政府’的制度，在中国实在行不通之所致。
事有更可悲者，则是西方民主政府的三头马车，原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三权分立也。‘院’指的是‘法院’，而不是‘国务院’。因此我们民国初年所搞的，事实上只是‘两头马车’‘府院’和国会，或行政与立法分立而已。他们把‘法院’一直当成个冷衙门，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在民国初年，中国所搞的只是个两头马车，已搞得乱成一团，真正的搞起三头马车来，哪还得了？甚矣，议会政治之难学也。
二战后国共内战，中共大搞其统战时，喊出最漂亮的口号就是要强迫老K搞三头马车、三个政府。可是等到人民中国一旦成立，他就收起三权分立的老口号，而另外搞其民主‘专政’的一个政府了。最近老江也认为，中国如果要再搞西方式的议会政治，十二亿人民就要挨饿。据说台湾今日弄得水深火热，也有人要劝陈水扁总统去掉点祸水，并改名陈太平，那也是台湾搞西方式的三个政府搞出了毛病的结果。今日尚且如此，一百年前的民国初年，那还用说吗？历史发展形势如此，夫复何言。
所以议会政治行之于中国，直到目前为止，实在真是三个政府，一点也不错。邓子名言，只是言其在中国施行的特色而已，原无大错也。根据历史的经验，老江的话，亦未始没有道理也。不信我们试看本篇所谈的黎段之争，其关键便是这‘三个政府论’，在中国无法实行的实例，形势比人强，非两个老军阀的二‘人’之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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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下）
早年国会的特点
笔者曾一再强调，‘议会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政治转型运动的终极目标。不幸在转型初期，这个议会却是个无法躐等施行的体制，一个可笑的大衙门和政治盲肠。它那八百罗汉的议员也是颇为社会舆论所诟病的，生活腐化的高级官僚，何以如此呢？
首先是这八百罗汉之中，却没一个罗汉，是由中国老百姓真正投票选出来的。他们原是各省区之内，对革命有功的革命派和立宪派（老保皇党），甚或是一些特地为竞选议员而组织的各种社团的头头，相互斗争和协调，再经过各省县的咨议局或省议会（也不是民选的），和各省都督，分别指派出来的，他们没有选民。严格的说，他们也不代表老几。他们之中当然不乏才智之士，如胡适所说的‘了不起的人物’。可是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尤其是这个罗汉庙，却是个逐渐腐烂的政治酱缸。任何才智之士（包括梁启超），一但投入，为时不久，就会变成一个党同伐异，争吵不休的北京特产的帮闲政客。
更可嫌的是他们人多势大，而位尊禄厚。他们个体的年薪，平均为六千银元。以当时购买力来计算足够购买至少一千担华南的稻谷，或相同数量的华北大麦。这在当时饿莩遍地的中国之任何一省，都是个特大号地主的收入。另外，国会每次会议时，与会者更享有‘出席费’的高额补贴。至于山珍海味的宴会；花酒、鸦片、赌博的酬酢；就更是家常便饭了。这与当时彻底破产的中国社会中亿万民众的贫富差距，未免太大了。他们事实上，与当时贪污腐化底军阀官僚，是一丘之貉。但却是统治阶层中，最大的一个官僚集团，哪能算是人民的代表呢？再者，民初的议员也没有多少人，懂得什么叫做‘议事规则’。在正常集会时，除吵闹不休之外，往往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因为会议时法定人数，时有不足故也。当时很多议员个人生活也非常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