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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流行的名辞）的领柚，不甘心雌伏于广东一省，乃信使四出，既要联络逐渐得势的奉张父子，也要争取皖系的残余势力，一致打倒贿选当政，盘据北京的直系曹吴。所以孙中山先生在晚年率领一些大小军阀，不断的搞其‘北伐’，和奉张父子率其奉军精锐，累次‘入关’南下，二者并无太大的区别。事实上他们都是当年军阀混战中的主要成员。（见图三）
再者，孙陈之争最后中山转败为胜，卷土重来，其情况与张氏父子在‘直奉战争’中，转败为胜，卷土重来，也是平行发展，一模一样的。原来盘据北京的直系军阀（曹、吴），在打败奉系之后，因胜而骄，终于演出一幕‘曹锟贿选’当总统的丑剧（一九二三）给奉系以卷土重来的机会。在全国各界一致支持之下，奉系的张氏父子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再度率大兵入关。直系曹吴全师迎击，这便是史书上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了。（见‘图三’上部）
奉军此战不但秣马厉兵、志在必得，战前并以重金贿赂直军前敌将领，那位有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因此在两军激战正烈之时，冯氏忽然于长城前线‘倒戈’，并于十月二十三日回师占领了北京，幽禁了曹锟总统。前线各路直军因之一败涂地。吴佩孚仅以身免，自海上逃往华南。（见同上）自此华北和东北连成一气；长城内外九省三市（按：‘长城内外九省三市’分别为辽吉黑热察绥直鲁豫九省及北京天津沈阳三市），就逐渐变成奉系军阀主宰的天下了。
民初的军阀混战发展至此，首先由合而分；接着再由分而合，便逐渐走向传统的套路，终至楚河汉界，刘项相争（或后来的蒋毛对立）的局面。但是在两强对峙、你死我活之前，双方还得清理战场，整合内部，才能短兵相接，一决雌雄。为此奉张不惜恩威兼施，以达其整合华北之目的。一面以高位重金招降旧皖直两系之残余，以为己用。另一面则以武力驱逐依赖苏俄，日渐赤化之冯玉祥。
奉张的另一着棋便是向广州的中山先生示好，也邀请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以奉系九省三市的地盘与实力，中国如能和平统一，则天下谁属就不难想像了。
可是以电脑细查凡四千万字的‘二十五史’，我们也找不出中国历史上有‘和平统一’的先例。试问我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不是枪杆打下来的呢？刘邦叫做‘马上得之’；毛泽东叫做‘枪杆子出政权’。
孙中山先生原来也不相信‘和平’可以‘统一’。所以他晚年一直在搞他底毫无希望的‘北伐’；与陈炯明弄翻了，他由于中山坚持‘北伐’，并力主参加军阀混战而起。他的‘遗教’上也分明指出统一中国必须通过一段‘军政时期’。
不幸，此时蜗居广州的孙大元帅却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大元帅府设在广州的士敏土厂；可是他大元帅的命令却不出厂门。那时帮他赶走陈炯明的原是外省‘来粤就食’的流亡小军阀，如来自云南的杨希闵、范石生；来自广西的刘震寰、沈鸿英；乃至中山的老同志在母省湖南政争失败的谭延辏А⒊糖焙退堑南婢踔林猩降睦习嗟住⒔槭睦仙纤驹辆芩玖钚沓缰堑鹊龋际且慌徽鄄豢鄣木删АＫ抢丛辆褪橙琶袷钦妫邓锔锩羌佟Ｋ蔷偷卣魉罢骶瑁贪陌剑蠓⒑岵疲锎笤б卜植坏揭晃模撬嵌际谴笤У牟肯隆５彼桥锰炫嗽梗愣习傩罩寥涛蘅扇讨保笤Щ挂嬲庑┬【П澈诠亍Ｋ裕谀且欢巍龉愣说谋А贝嬲芪臼∪恕祷暗模炊悄切┲髡拧寥酥卧痢某戮济鳌⒊铝ü阒萆掏抛馨欤┑确锤锩摹淹健Ｋ镏猩较壬淙凰档寐诘墓愣埃缘钡毓愣习傩绽此担愕娜词且恢至畋臼∪瞬荒芩醯摹饫凑ā Ｋ阅鞘惫愣∧谡嬲睦杳癜傩帐翟谘崴懒怂镏猩剑褪且蛭猩胶么笙补Γ倮戳宋奘∧谑⊥獾南罕方压愣梦谘陶纹脑倒省１收咦鞔舜蟛昏钢裕钪降呈芳叶蓟峥谥锉史サ摹５侵醇蚨咦苡σ允肥滴萋铩！ �
中山那时为南方小军阀搞得走投无路，乃玩个新花样搞‘联俄容共’。可是俄岂好联？共岂易容哉？此事非本篇主旨，容另论之。中山其后不得已只好放弃‘北伐’，转而于一九二四年秋，接受北方三大军阀（段、张、冯）的联合请柬，北上首都去搞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和平统一’未成，却于翌年三月赍志以殁。
可是话说回头，中山如不北上而病死首都，则广东的政局便不能发生后来的蒋氏独裁，江浙帮回潮的局面。盖中山如仍健在广州，则蒋介石这位宁波佬要想一口气赶走三位‘本省元老’（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实不可能也。蒋氏后来之能扶摇直上者，成败之鉴，关键在中山之短命也。中山一死，介石才能抓住军权不放。终能扫平东江、清除杨刘、放逐许氏、逼走汪胡、压抑共党、联络李白（新桂系）而统一两广。有两广地盘与实力作底子，搞出真正的‘一国两府’，然后‘革命军’的蒋总司令才能北伐中原，和‘安国军’的张总司令，一决雌雄。直至张老帅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在皇姑屯被炸身死，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也正式关门之后，南京的‘国民政府’始被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一致承认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才结束了那历时十六年的军阀混战之局。（见‘图四’）
以上的四个圆圈的图解，目的只是把袁世凯死后，南北军阀十多年的‘混战’清理出点眉目，找出点系统，让一般读者和本科学生不致因‘混战’两字便对军阀时期这段历史，望而却步就是了。所以这看图识字的方法对研究‘军阀史’只是个起步，虽然这个起步的知识，对许多非专业人士，甚或中学文史老师作为班上文史教材，已经很‘够’了。我所教过的美国‘在职训练’课程中的大批中学老师，便很诚恳的向我说过，有的还备有礼品相赠呢。
但是这‘起步’对求知欲旺盛，有更上层楼愿望的读者和听众，就应该另有阶梯，循序渐进。这就是我想进一步浅介的‘四方’图表了。
在国外大学里教授中国近代、现代、当代中国史，其最难讲授的一段，我个人的经验，是莫过于中华民国初年，军阀时期那一阶段了。这一阶段的中国史是一段军阀混战史，而军阀又分‘皖系’（安福系）、‘直系’、‘奉系’、‘桂系’和有实无名的‘滇系’、‘粤系’，另外还有无数其他的小集团、小派系。
各系军阀之外，帮凶文人还组织了一些政客的小集团，什么‘研究系’、‘交通系’、‘政学系’等等数不清的帮派；有的还挂着政党的招牌，从事政治活动。真是系类纷繁，莫衷一是。他们打起仗来，又是什么‘护国’、‘护法’、‘直皖’、‘直奉’、‘定桂’、‘援鄂’，打仗的将军们，又有什么绿林大学毕业、倒戈将军出身等等，总之，一个历史家要把这文武各系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弄出个头绪，真谈何容易。再要把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向你课室里一大群青年学生讲解清楚，那就难上加难了。你的学生如果再是对中国甚或东亚都一无所知的五色洋人，那几乎就不可能了。
在五○年代的中期，笔者尚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的时候，由于毛周诸公闹出的‘中国热’，使美东十数家大学都开了些‘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和‘当代中国’（Contemporary China）一类的课程。选课的学生除‘本科生’、‘研究生’之外，还有一些‘成人教育班’（Adult Education或General Studies）中的成人，和大批的中学教员和公务员。因为那时的中学教育也受感染，中学课程中也不免要讲授有关中国的课题。那些对中国毫无所知的公教人员，这时甚至在学校和政府的特别资助之下，也临时抱佛脚，来搞点‘恶补’，所谓‘在职训练’（In…Service Training）。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对毛泽东究竟姓毛或姓东；蒋介石姓蒋或姓石，都搞不清楚。至于‘北京大学’是私立（像哈佛和哥伦比亚一样），或是州立（像加州大学），那就更莫名其妙了。再谈起‘国立’北京大学，这‘国立’二字就更费解了。美国有啥‘国立大学’呢？！所以那时各大学和补习班，对各阶层的中国学教师，真是需才孔急。
笔者这个‘研究生’，那时在哥大所‘研究’的原非‘中国学’。但是打工自给的‘蓝领工作’实在太辛苦；想找个‘白领工作’轻松轻松，所以就经友人介绍，到纽约市立各学院的夜校，干起‘月光教师’（moon…lighting teacher），教起‘中国现代史’来了。
教中国现代史的第一堂课便是‘军阀史’（China under War lordism）。乖乖，皖系、直系、奉系、桂系，我从哪一‘系’讲起呢？最初我讲得结结巴巴，我的学生也被我讲得晕头转向。这宗新媳妇的过程，岂是老师没经验，学生没底子哉？未必也。君不见纵迟至今日，一谈到军阀，几个汉学大师不晕头转向呢？不信且去翻翻那本最近才出版的光彩辉煌的‘剑桥中国史’便知道了。这部号称最具权威性的钜着，说起军阀来，还不是结结巴巴，不知所云。
‘北洋军阀’这段历史的确是很复杂。但是当老师的在课堂之中，不管面对的是那一种学生，讲起中国军阀来，只能结结巴巴的蒙混过去，吾不信也。既然吃这行饭，就得讲个清楚。试讲若干堂之后，我乃以幼年学习英文文法的办法，把这群最复杂的军人和政客的故事，来‘表解’（diagram）一番。这就是本篇拙作所想‘浅介’的海外教学经验，那两张‘四圆’、‘四方’的图解了。
想不到这两张小图表一张专讲‘军阀混战’；另一张则讲‘政客乱政’倒十分管用。讲课时把它们分别向黑板上一挂，然后教鞭所触，不特来自非拉两洲的大一新生，顽石点头，那些早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恶补教师和商场律师们也大为称赏。后来在长春藤盟校研究院之内很多准博士和未来的大使学人，也不禁鼓掌欢迎。因为这两组小图表，原是可简可繁，可浅可深的其浅也，则一目了然，游鱼可数；其深也，那就卧龙藏蛟，没个潭底了。各阶层学生可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得其乐而互不干扰也。个人一得之愚的小经验，对海内外的同行师生或不无参考的微效，因不揣浅薄，自珍敝帚，略事回译，聊博同文一粲。若不吝惠教，那就抛砖引玉了。
直系曹吴也自成一单元
直系的曹吴当权时期（一九二○一九二四○）
论才干，甚或论道德，曹锟、吴佩孚二人纵以军阀目之，也未必一无可取。曹锟原是个不识字、跑单帮的布贩子，但是他有当领袖的天才。一旦投身军旅便扶摇直上。等到他于一九三二年‘贿选’成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大总统’时，顾维钧博士充当他的国务总理。顾公一辈子见过的和服侍过的‘领袖’，据顾氏告我（“off…the…record”，不列入正式纪录），应以曹为第一云。顾说他是一位‘天生的领袖’（aborn leader）。曹氏其他部属后来之知名国史者，亦均有同感。余亦颇有涉猎，未暇多赘也。
这儿笔者得加点‘附注’：曹氏作大总统时已略识之无，至少会签名。但在现代教育学的定义上，他仍然是个‘实用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te），识字而不能实用之，如看公文或写信。那时胡适虽已锋头一时，但是大总统府内公事公办，还得用‘文言’啊！顾维钧先生曾一再很得意的向我说，他自己会以文言文批公事，甚至撰写公文。宋子文‘划行’，往往只写‘OK’二宇母。‘行’的意义本来就是英文的OK或Go ahead嘛。
若论‘道德’，列宁不说过，道德是依附于阶级的。你如属于曾文正公、左文襄公那一阶层，那自然言必称孔孟，以‘四书五经’为道德规范。但是你如属于曹锟、张宗昌、韩复渠、杜月笙那一阶级，那你就言必称关岳，你的道德规范就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了。他们都是在各自道德规范之内的仁人志士呢。
至于蒋介石所提倡的‘旧道德’；毛泽东的‘革命道德’，胡适、蔡元培的‘新道德’，他们各自的‘道德规范’（Moral Code），究在何处呢？鸡零狗碎的，他们自己也讲不出所以然来。所以如此者，则是传统的孔孟道德，和江湖道德，都有其‘定型’可明确遵行。不幸我们生于一个现代的‘道德转型期’，‘新道德’尚未定型，还没个标准足资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