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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的场少佐凶残野蛮，但没有任何材料记载过他打过这几个战俘。在2月23日时，格伦和马弗被绑在了他的指挥部外，但在宴会中间，少佐并没有离开过宴会去看这两位战俘。2月24日他一直在立花将军那里喝酒，还是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证明他踢打过吉米、格雷迪和华伦·厄尔。
的确，除了中岛大尉在喝醉时把格伦打死之外，那里的部队还没有表现出对战俘的刻骨的仇恨。岛上的数千名日本士兵都有刀有枪，他们任何一人都可以打伤或干掉一名美国战俘，而这些飞行员既没有被枪毙，也没有被杀掉，而只是遭受了拳打脚踢。对于日本天皇的部队来说，这种情况真有些反常。
日本士兵饱受劳累和营养不良的折磨，对前景也心灰意冷了，也许只是勉强地执行命令，也可能是大多数士兵都忘记了战俘的存在。可这三名战俘被捆在树上的三天里，一定是遭到了日军的暴打。也许士兵们不愿意这样做，但他们总要在自己的长官面前表现出一些凶残。这三名战俘被捆绑在指挥部的前面，作为立花将军可以炫耀的战利品，将军因此要求他手下的人要表现出一些日本人的精神来。
然而，暗地里有一名日军士兵对这三位战俘表示了同情。平川小管大尉想帮帮这些被捆绑在那里的美军战俘，但是又不敢违抗将军严禁给战俘东西吃的命令。后来，他找到了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既可以给战俘东西吃，又不违背将军的命令。“我送给他们吃的糕点不是军事供应的食品，而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因此我想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小管说。
到2月26日（星期一）这天，立花将军已经明显对那三位既脏又伤痕累累的飞行员不耐烦了。他决定把华伦·厄尔送到堀江少佐（少佐手里面还有弗洛伊德·霍尔）那里，由少佐盘问他。第275陆军营和第307陆军营将分别处死吉米·戴伊和格雷迪·约克两名战俘，加藤大佐所指挥的第307营将先行处决格雷迪。“我当时听将军说他之所以把一名飞行员送到加藤大佐那里，是因为加藤大佐所指挥的部队伤亡比较惨重。”福田大尉说。
“我们带走了那三名战俘当中最瘦小的一个。”当时服役于第307营的正雄岸本下士说。他们选择了高5英尺4英寸的格雷迪·约克。他加上身上所带的一些军事装备的重量才106磅，所以他当时的体重应该没有100磅。
“我们选择了其中的一名战俘，然后把他带回了营部。”一位名叫山丰的下士回忆道，他从不知道那位战俘的名字叫格雷迪。“那名飞行员的头发是黑色的，大约有1。7米高，穿着一件皮毛边的夹克。我们把他绑在了营部门前的电话线杆子上，并轮流看守他，一直看到下午。”
在营部里面，加藤大佐正思考着由谁来处决格雷迪。他先让书记员找出同伴被美国炸弹炸死的士兵的名单，然后从中选出五个人，由岸本大尉率领。大尉接到命令说要用削尖了的竹子和刺刀来杀死格雷迪。
当格雷迪被带走，而华伦·厄尔也被带去盘问之后，立花将军司令部外就只剩下吉米一人了。最后，立花将军把吉米交给第275陆军营来处决，几天前，正是这支部队在沙滩上捕捉到吉米和格雷迪。
“用削尖了的竹子把他干掉。”小管大尉记得将军当时命令他时是这样说的。随后，他便打电话把将军的意图通知到了第275陆军营，第275陆军营便派了些士兵开车到了立花将军的司令部，把吉米带走，而此时，另外一些士兵正在给吉米挖墓穴，并在墓穴附近的一棵树上钉上了一个木制的横杆。吉米将会被捆在横杆上，然后会被日军用削尖了的竹子刺死。
但是在275陆军营还没有来到时，便有另外一帮人来要带走吉米。
“无线电台派来了一辆车，”小管回忆说，“从车上下来一名水手，说是来带走一名飞行员的，并告诉我说无线电台长官吉井大尉和立花将军之间有这样一个约定。随后，我来到将军的房间，说无线电台派来了一辆车，说是要带走一名飞行员。听了我的汇报，将军说：‘好吧。’吉米就这样被带走了。”吉井大尉和立花将军之间的约定是这样的：几天前，大尉吉井曾向将军要一名战俘，以便帮助他的无线电台监听美国的军事情报。如今将军把吉米给了他们，算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话务员戴伊则暂时幸免于难。
当时在307陆军营的营部，山下大尉已下了处决格雷迪·约克的命令。“大约是在下午两点，大尉来到我们那里，命令我们跟他一起去，因为当时马上就要处决格雷迪了。”严嘉说。
那天的早些时候，格雷迪就被带走了，这是他和吉米两人被捕之后第一次被分开。格雷迪被带走之前一定注意到了士兵们在走到他身边时都议论纷纷。如今，当山下大尉来到后，格雷迪便听到了山下狂叫着在那里下命令，随后便有大约十名手持竹矛和铮亮的刺刀的士兵上前把他给围了起来。
然后格雷迪在那些士兵的押送下来到了行将被处决的地方。在这里，迪克·沃尔夫和B—24机组人员被刺死并被砍了脑袋。押送他的士兵当中有一位名叫岸本的下士。早些时候，是他把格雷迪从立花将军的司令部带走，然后就一直看守在他的身边，到现在为止已有四个多小时了。作为一名美国人，格雷迪个头有些矮小，但对于日本人来说他则是中等个头。并且，格雷迪像日本人那样皮肤黝黑，头发也是黑色的，所以他并不像岸本所想象中的“美国白鬼”那样的白。
“那位战俘个头矮小，头发的颜色和我们的也没有什么差别，”基西后来说，“他的相貌非常像我的一个朋友的弟弟，因此我很同情他。我远远地跟在他的身后，一边却心想逃离那个地方。”
可是命令就是命令，容不得你违抗。那些日本士兵当中也许会有人对这样的事情厌恶不已，当然也许会有人感到很有意思。但无论他们是怎么想的，都没有什么区别。
一群人到达了处决战俘的地方。当时是1943年4月26日下午三点半，星期一。
“我们马上着手准备处决战俘，”山丰说，“我们把他的外套和衬衫给扯了下来，然后把他绑到了电线杆子上，并在他前面的地上挖了一个坑。”
格雷迪·约克，犹如一位性情敏感的艺术家，从未诅咒过别人，以前他感到在平安夜喝喝酒就是很出格的事情了，如今却亲眼看着那群士兵在那里给他挖墓穴，他还看到了刺刀和竹矛。他光着身子，背靠着粗糙的竹杆子。在当时，他的个头很矮，肯定看起来没有自己的实际年龄19岁零6个月那样的高，那么年轻。在当时，他瘦小的身架下的那颗心脏跳动的很剧烈，但他并没有挣扎。最后，山下大尉把他的眼睛给蒙了起来。
两支竹矛和三支刺刀刺入了格雷迪的躯体。大下列兵和管沼下士两人先用竹矛刺了进去。
“山下大尉向我们喊道‘快点来，刺死他’，”大下说，“他就这样一遍遍地喊着。他也对管沼下士喊道，下士听后便刺了进去，最后上尉又转过身来，对我喊起来。”
“很乐意效劳”，岸本后来说，“我看到管沼向那名飞行员刺了过去，并记得山下大尉站在一旁说‘刺他的心脏’。”
就这样，年轻的士兵用竹矛表现了自己足够的胆量，他们刺完后，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士兵便又上前来用刺刀刺。大益说：“按照山下大尉的命令，我们这些士兵和大尉一起轮流用刺刀刺他的胸部。”
立花将军和的场少佐当时一定以为用这种方式来处决战俘，会使士兵们增加一些士气，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其中有些人的心中还产生了其他的一些情感，要是知道的话，他们一定会非常失望的。
岸本后来承认道：“由于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杀人的场景，所以我感到非常恐惧。”士兵大下奉命用竹矛刺杀吉米，但他在刺完后便迅速逃离了那个地方。“刺完后，我便来到了山下，站在了离那里有8码远的地方。”大下说。当谈到山下大尉后来向加藤大佐汇报说已经执行完杀戮任务时，大下又补充说：“我再也不愿意去执行那样的命令了。”
“我们用了两三分钟便把战俘处决了，”山丰说。同时岸本补充说：“战俘死时，脸仍然仰着，而身子却半蹲着。”
“那位战俘自始至终都没有喊叫，甚至都没有呻吟，”原子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说，“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掉一滴眼泪，所以他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勇敢。”
“把那位战俘刺死后，我们便把他的尸体埋到了事先为他挖的墓穴里，”谷启最后说，“我们给他埋了厚厚的土，任务完成后便被召回。”
格雷迪死后，住在杰克斯维尔的他的父母亲收到了美国海军的一封电报，电报上说他在飞机被击落后失踪。收到电报的时候，格雷迪的姊妹贝蒂·哈克贝里当时也在场。“电报送来的时候，只有父亲在家，”她说，“当时母亲并不在家，她去了教堂，所以父亲便给教堂的迪威特·莫勒里牧师打电话，牧师告诉他说她正在为儿子祈祷。”
格雷迪的母亲正在儿子非常需要她的地方。
她正在教堂里为儿子祈祷。
1945年2月26日（星期一），父岛上还有三名飞行员没有被杀。弗洛伊德·霍尔当时正押在堀江少佐那里，而话务员吉米·戴伊则正坐在一辆小车里，车正沿着蜿蜒的山路向夜明山顶进发。
当时日本海军夜明山无线电台有两大任务：一是负责东京和太平洋地区日本驻军之间的军事情报的联络；二是窃听美国的军事情报。当时由于日本的无线电设备较差，所以在东京根本无法做这两件事情。而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岛屿上建立一个无线电联络站是很有必要的。而此时吉井大尉希望吉米能够帮助他们破译截获的美国情报密码。
吉井大尉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在父岛上，海军和陆军两个军种各自履行不同的使命，因此他们之间很少有什么交往。可在海军当中吉井大尉却和陆军有些联系，因为他在陆军部队中有个朋友，虽然他的那个朋友是个声名狼藉的人。
“的场少佐算的上是吉井大尉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一位驻扎在夜明山上的海军军士说。这位陆军少佐和海军大尉之间之所以建立了友谊，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俩都热衷于在两军之间搞些活动：他们都喜欢喝酒，也非常喜欢在陆军指挥部和夜明山上举行宴会等。事实上，他们在性格上也有很多相同之处。“吉井大尉根本不把我们常人当人看待，”一位曾经在大尉手下服役的士兵如是说，“他在干一件事情时，从不考虑其他的事情，也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他简直就是个暴徒，是个暴君。”
少佐和大尉两人在一起喝酒时，大尉接受了少佐的杀战俘并吃人肝的提议。“当时大尉和其他的一些军官在饭厅里吃饭时，我听到他们谈及吃人肉的事情，还听到他们说吃人肉就好比是吃药。”大尉的勤务员后来这样说。
吉米被带到吉井大尉的办公室，办公室坐落在夜明山顶无线电台附近。吉井大尉只会说日语，因此需要无线电台的海军军士玉村做翻译，他是当时无线电台会说英语的几名士兵之一。
玉村于20年前出生在美国的旧金山，其父亲于1906年便离开了日本，后来在格兰德街经营一家小商店，并且还是当地商人联合会的主席。造价3500万美元的金门桥在1937年5月建成通车时，玉村就步行走过了那座桥，但他那年年龄还小，并且后来在美国呆的时间也并不长。
“玉村；你要是在美国读完大学的话，你身上美国化的东西就太多了。”他记得父亲当时这样对他说。后来母亲把他带回故乡大阪，在那里他念完了书，然后便思考一辈子该干什么事情。玉村还对我说：“当海军似乎要比当陆军安全得多。”
后来，他在海军的一所通信学校里做文职人员。当要被派往海外时，他说自己想继续做文职人员。“玉村，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能活着回来的几率有多么低吗？”他记得有一位老兵曾这样对他说，“‘你不会再活着回来的，所以你应该做名海军军士，这样也好为你母亲赚些养老金。’所以我后来就做了名海军军士。”
玉村于1944年3月抵达了父岛，到那时他已经在吉井大尉手下的夜明山无线电台服役了11个月。“吉井是一名真正的海军，”玉村说，“我归他领导，但我当时年纪非常小，小的都可以作他的儿子了。他也把我当儿子看，而我也把他当成父亲一样的人物。”
由海军军士玉村给做翻译，吉井就得以盘问吉米了。“我们得知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