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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过公路前，是不是队伍就跑散了？屈：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是多整齐。所以过了公路大约3里地一个张家庄，常司令叫停下来整整队伍。因为按一般的经验，冲过公路就应算是冲过封锁线了，可以喘口气了。没想到正在整理队伍，就听见喊“敌人”、“敌人”，一看，村西鬼子的车子队来了，再一看村东日本人的马队也过来了。还整什么队伍，赶快跑，出村往东北方向，也就是太师庄方向跑，这会子队伍才有点乱了。差不多是各跑各的了。
问：日本人骑着车，怎么打枪呢？屈：日本人骑的车车座很低，两腿往地上一支就立住了，端起枪就打。
问：然后是冲进太师庄，常司令就是在那儿牺牲的？屈：不，常司令不是在太师庄，而是在张家庄牺牲的。实际上就是在跑出张家庄后不久，看着一梭子机枪子弹射中了他，头、脖子都冒出血来，倒下了，警卫员上去扶，已扶不起来了。
问：您当时离常司令多远？屈：我就紧跟着他后边，常司令还是很关心电台的，一路上老叫我们跟上，别掉队，他后边一个警卫员，警卫员后面一个参谋，再后边就是我了。
问：要这么说，常司令似乎是跑着跑着一头倒下就牺牲了。可一些材料说常司令牺牲前还跟日本人打了半天，还跟警卫员交待了不少事？屈：是不是倒下后未马上断气，这些就不清楚了。我带着电台，不能停，还得往前跑呀。问：王远音呢？常司令倒下后，他还活着吗？屈：还活着，听说还命令把常司令的尸体背走。
又坚持了一二里地吧，腿上有伤，跑不动，就掏枪自杀了。背着常司令尸体的战士也被打倒，常司令的尸体仰面躺在野地里。问：队伍就这么跑散了。日本人呢？屈：实际上是各跑各的。日本人，后头，两边，到处都是。我是跑进一块麦地，才算脱险。公路北边麦子比公路南边长得高，能藏住人。日本人拉了几次网，也没撞上。到了晚上，日本人撤走后，我们收容了一百多人，往北去了。
问：那天咱们队伍一共才六七百人，还跑出这么些人来。看来日本人的“网”并不密。“窟窿”很大。
屈培壅最后还谈到，“五一”大“扫荡”开始后一直到雪村战斗这一个多月，在常司令指挥下，“基本没听到什么枪声，很巧妙的指挥。”他说，如果那天照常司令说的做，也不会有事的。顶多是累一点，跑上个百把十里路。在谈到雪村战斗失利的原因时，八分区一些老人除了谈到“错误地调集主力，重返中心区”及“政委在军事行动上未能尊重军事指挥员的意见”外，还谈到当遭到敌长途奔袭合围，特别是敌大量使用骑兵、自行车队对我前堵后追的不利形势下，战术指挥上又未及时采用据守村落，控制制高点，昼间固守，夜间突围的战术。也是值得检讨的原因之一。李健在述及雪村战斗时，也有感于此，说：“据我们所知，在敌重兵多路‘拉网合围’或‘奔袭合围’时，凡能先跳出合围圈的，为上策；凡先机已失，而坚决果断，决心进行村落防御，坚持一天，夜间突围的，几乎全部成功，给敌杀伤很大，而自己损失较小。”是为中策。“而既未能先机跳出，又未能果断进行村落防御，决心犹豫，且战且走，方向选择不好，主官意见不一致，组织不严密，是为最下策，无一不受严重损失。”
李健说，这里用得着《孙子兵法》上说的一条原则：“不可胜者守也”。意思是说，打不赢的情况下，就先坚守。
如果说，不合时宜地返回中心区，是走向悲剧的第一步，争论不休未能及时跳出合围，是迈向悲剧的第二步，那么，未能采取坚守村庄，以待机突围的战术，反而在开阔地带且战且走，则是真正拉开了悲剧的序幕。
当然，也许当时情况万分紧急，敌人已冲到村边，已没有条件进行防御部署，进行抵抗了。只得往村外冲，冲过开阔地，冲过公路，冲过封锁线。多少人倒下了，倒在轻纱般的晨雾中，倒在开放着五月的鲜花的大平原上，倒在散发着泥土芳香的家乡土地上。麦地上、道沟中、公路上，到处是一具具尸体。当年在八分区前卫剧社工作的田丹老人，在雪村战斗打响后几个小时，曾由北向南，穿行整个战场，亲眼目睹了那悲壮的场面。他和我们谈了他那独特的经历：田：当时我们都分散活动，各找各的关系，生存。我家在文安，可在深武饶安这一片，我有好些个干爹，有地方去。雪村战斗前我正躲在河肃公路南边一个小村子里。问：那村子叫什么名？是在雪村的什么方向？田：记不住了，反正是窝北村以北，窝北过去是雪村，也就在雪村北边一个村。8日那天早上枪一响，我干爹跟我说：“孩子，日本人要来围这一片了，待不住了，走吧。”我想走就走吧。当时我想往饶阳那边去，出了村就奔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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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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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对不起，您是说在8日早上，也就是雪村战斗打响以后不久，常司令他们带着人从雪村、顶旺冲出来，由南往北，往河肃公路冲，而您从公路南边一个小村出来，由北往南走，跟他们正好逆着，是吗？田：是这样。
问：大约是几点钟？田：太阳出来有一竿子高了，大概8点钟的样子吧。
问：雪村战斗是凌晨5点打响的，那也就是战斗打响后约3小时。那里没有日本人吗？还有咱们的人吗？田：没有日本人，日本人都往北追咱们队伍去了。也没碰见咱们的人，我是说：还活着的人。地上到处是咱们的人，尸体。军装皮带都被刺刀挑开了，敞着。咱们的队伍那会都穿着榆树豆子染的，再弄上点青灰，土法染的军装。土黄色，黄不黄、绿不绿的那种色，日本人大概是想搜一搜身上带没带文件一类的东西。枪都没了，日本人拿走了，日本人的尸体也都抬走了。道沟里一溜溜地全是死人，一点不夸张地说，在道沟里走一趟，上来身上肯定带着血。
再往前走，就进了村了。老乡们都在当街站着，一堆堆人议论着。一瞧见我从战场方向走来，又带着血，都围过来问，说同志你是不是受伤了？咱们队伍怎么样了？我告诉他们我是打这经过，赶快想办法掩埋咱们的人。这会子北边的枪声还响着，这边倒没什么动静。问：战斗还未结束，您就穿越过战场。您胆子可真够大的。
田：我原来叫铁胆，后来他们写错了，写成田丹，就叫田丹吧。
问：在那一天您看到的事情中，哪件事印象最深？
田：好些尸体都给烧着了，真是烧出油来，发出的那种味道，印象最深。采访田丹记录。
雪村战斗的失利，震动是很大的。屈培壅老人讲，这么高级别的司令员，牺牲的当然有，但司令员、政委两个死在一块，在一次战斗中同时阵亡的，从前恐怕未有。甚至惊动了毛泽东、中央军委。吕正操回忆说：“雪村战斗，教训沉痛。1942年9月1日，中央军委为此作出决定：改变部队中政委最后决定权的规定，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最后决定。”
两个月的大“扫荡”中，我方资料称作战272次，毙伤敌伪11万多人，我军主力部队伤亡5671人，地方部队伤亡5300人。日军资料称“敌军遗尸9098具，俘虏5197名（另有嫌疑者20568名），交战次数286次。”日军“战死161名（其中军官9名），伤323名（其中军官14名）。”通过双方数字对比不难看出，交战次数比较接近，对我方伤亡数字的统计也比较接近。就是敌方的伤亡数字差距太大。即便不计伪军，日军伤亡也绝不止几百人。冀中的老人们对这个数字嗤之以鼻，根本不信。其实，军史专家林治波、赵国章早已指出：“从日本战史来看，他们夸大战绩、缩小伤亡的事例屡见不鲜。”如台儿庄战役，日方资料说，伤亡11984人，精确到个位，似乎很准确。实际应在2万人以上。“五一”大“扫荡”中日军的伤亡人数，显然也被大大缩小了。
参考文献：①《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②《冈村宁次回忆录》，中译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夕下拾零》，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④《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34期、第24期、第50期、第40期、第47期、第25期、第26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1985年铅印本。⑤《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⑥《火线剧社在冀中》，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
⑦《冀中区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史料》，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3年铅印本。
⑧《年轻的时候》，韩启民著，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⑨《老骥忆烽烟》，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⑩《战时回忆三题》，杜敬著，手稿复印件。
《定县党史资料》，1984年第一期。
《人民子弟兵第十七团》，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七分区组编，1985年铅印本。
《连天烽火》，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革命回忆录》第8期、第10期、第17期、中共定县县委党史办铅印本。
《大捷——台儿庄战役实录》，林治波、赵国章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保定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河北省保定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铅印本。
*第六章那个年月
在历史专业书中，是这样叙述“五一”大“扫荡”的结局的：“五一”大“扫荡”，我方“伤亡减员达16000多人，群众被杀害、抓走达5万余人。至6月底，敌基本上控制了冀中平原地区，我军主力被压缩在中心区以外，一时不能返回。冀中根据地基本上变成了游击区及敌占区。”游击区，那就至多只是“半个天下”了——白天是日本人的，晚上是咱们的；敌占区，则连半个天下恐怕都没有，只能是偶尔一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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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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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专业书中，是这样叙述“五一”大“扫荡”的结局的：“五一”大“扫荡”，我方“伤亡减员达16000多人，群众被杀害、抓走达5万余人。至6月底，敌基本上控制了冀中平原地区，我军主力被压缩在中心区以外，一时不能返回。冀中根据地基本上变成了游击区及敌占区。”
游击区，那就至多只是“半个天下”了——白天是日本人的，晚上是咱们的；敌占区，则连半个天下恐怕都没有，只能是偶尔一往吧。
日军在大“扫荡”结束后，不像以往那样撤回沿交通线城市或大据点，而是留下重兵，驻扎在冀中乡村。日方文献声称：“在进行冀中作战时担负着‘军事上猛烈攻击’任务的各兵团，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各联队、大队在反复进行清扫作战后，逐渐转为中队、小队分驻形式，并设法加紧完成警备据点的自卫设备、交通通讯网的完善及隔断壕的构筑等等。与此同时，要一面开展对民众的工作及加强侦谍组织网，一面要逐渐实行高度分散部署，努力扩大治安地区。”
从山西调来参加“五一”大“扫荡”的日军41师团，“扫荡”结束后，就留在了冀中，并附属独立混成第9旅团等部，担任冀中地区的防务。直至1942年12月23日接到命令，41师团才调至太平洋战场，冀中地区的防务，则“大部分由独立混成第9旅团担任（司令部移驻德县）。”
用一个师团又一个旅团日军驻扎在冀中，这本钱花得不小。一方面，用日本人的话说，这是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果”，怕花了这么大力气，死伤这么多人才占据的冀中又丢了，一方面，据说日本人还考虑到中共方面有可能反击。日华北派遣军在1942年10月20日的《战时月报》中讲道：“中共失去了平原根据地，现秋收季节迫近，深感困难。因此，不难想象，为了打开局面，今后将会进行顽强的策动，企图发动第二次百团大战，力求重建中共北方局的平原根据地，以牵制阻止日苏开战。由于存在着不少迫使共军采取行动的因素，因而对其今后的动向仍然需要加以警戒。”又说：“中共失去冀中根据地后，又值秋收季节临近，局势更加困难。这时中共北方局发表了彭德怀建议的‘关于坚持平原根据地问题’的讨论事项，力图重建平原根据地。”
一方要力图夺回或恢复冀中平原根据地，一方则全力保住已占领的冀中平原。如此不难理解，为何在“五一”大“扫荡”后，日军仍在冀中地区保持着相当大的兵力，并采取“高度分散部署”，到处设据点，修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