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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国防勿与外交相混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然，将使我们的国防，无目标、无对象、无决心，终致无建树。例如西藏问题，它之所以成为问题，是由于英、俄垂涎和彼此冲突的关系。然而就外交来说，现在英、俄都是我们的盟友，究竟还防与不防呢？拿印度来说，其情势更难处了。原来它是英国侵略西藏的基点，然而她现在又变成了我们的盟友，其难处者一。拿英、印的关系来说，我们不能不同情印度对英要求独立，然而这又是我们的盟友英国所最不愿意的，其难处者二；说不定日本的势力不久会伸手在印度来，印度为了脱离英国羁绊，也如缅甸一样，去与日本合作，这也有可能的。到那时我们不能不把印度当成敌人，然而毕竟它为了自己的独立，不能不给予同情，此难处者三。至于缅甸已变成敌区，这不用说了。从这样说来，因了外交的关系，岂不是将使我们的国防手足无措吗？这却不然！我们谈国防有个原则，就是‘国防勿与外交相混’。外交是一时利害结合的问题，国防是千年万代立国的基础，绝不因一时国际的变化而变化。与敌国相处，有国防；与友国相处，亦有国防。就外交的观点来说，环绕国境者，有敌有友；就国防的观点来说，则无论为友为敌，暗中都是敌对的性质，这是二者一个很大的差异。”在这里，祖父站在纯粹的国家政治人立场，以其特有的坦率，把话讲得十分直白。既然如此看待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中苏之间亲密也好，交恶也好，祖父不为奇怪，也是很自然的了。
第十七章学习在成都
上小学以后，成绩手册拿回家里来让家长过目、签字的时候，总是祖父、祖母一起过目，祖母签字。我的成绩还不错，几乎每次都会得到祖父的夸奖。祖母则很少夸奖，她始终有一种“你应当做好”的威严。父亲回忆说，他小时候有“慈父严母”的印象。这个印象用来形容我对祖父、祖母的感觉也基本恰当。在祖母那里，有一种你想成纨绔子弟都成不了的压力。不过，我觉得在她内心深处，有着和许多祖母一样的那种认为孙子一切都好的倾向。到了北京，成绩册转由父母过目、签字，但是我们还是照例要送给祖父、祖母看。那时学校的课程压力远远没有现在的学校里大，我的学校老师教学也十分得法，加之学校提倡全面发展、劳逸结合，所以我的成绩始终很好，经常是全满分。这样的成绩单拿回来，最初得到几次夸奖之后，长辈们大概也觉得索然无味，后来再拿到祖父、祖母那里去的时候，他们只是象征性地看看，说声“对的”。我从不记得他们在作业或考试分数方面对我提过什么要求。祖父、祖母很重视我们孙辈的学习。前面讲到，在从成都到北京前选择在北京的住址时，他们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附近学校的质量。不过，祖父、祖母从来没有强求我们一定要学什么，他们对我们的学习兴趣总是持鼓励态度。记得在50年代后期受到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激励，我曾写了一篇和伙伴们一起登上月球的作文（这篇作文并没有什么特别想象力，不过是把在地球上的游戏搬到月球上而已），祖父看后称赞我对科学的热爱；哥哥带着我完成第一台矿石收音机的制作，祖父、祖母都饶有兴趣地来带着耳机听；我们课余参加业余体校的训练，他们都表示支持对于孙辈的学习内容，我只记得祖父对父亲有过一次建议。那是在1966年，我正上初中二年级，哥哥上高中一年级，祖父征求父亲意见说，是不是可以让孩子们学习一些中国的经典文献。父亲表示同意，他当时也恰好正在研究中国先秦思想。他们商量的结果，准备请刘衡如先生指导我和哥哥学习。刘衡如先生每个月都会到家里来，曾给我们讲授过书法。祖父和刘先生提出以后，刘先生表示同意，此事便定了下来。讲授是利用刘先生周末到家里来的时候顺便进行的。刘先生的讲授从孔子的《论语》开始。但讲授只进行了两次便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来临而终止。这两次均属“导论”性质，没有逐条释解。记得第一次讲的是《论语》中有关学习的思想；第二次侧重于伦理思想。对这两次讲授，我印象较深的有两点：第一，学习需作广义理解，向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可学习；第二，《论语》不是像我们接触的课本那样比较系统的读物，特别不像数学那样有系统的、严格的逻辑。后来回想起来，刘先生这两次讲授的安排是有些意思的。直观地看，第一次讲学习，是因为哥哥和我都在学习阶段；第二次讲伦理，是因为这是《论语》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更深地看，则是因为刘先生和祖父两人都对学习和道德问题很重视。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刘先生和祖父闲谈，谈到应给后人留什么东西，刘先生说：“古人讲，留钱不如留书，留书不如留德。”祖父极表赞同。作为接受过中、西两学教育，又处在社会迅速变迁中的祖父，其思想中明显可见中、西两学的痕迹。从其讲话、著述中的引征便可见一斑。其中，引用孔子、荀子、管子诸家者有之，引用斯宾塞、叔本华、孟德斯鸠等西方学者亦有之。对于中国古典思想，他显然认为有一些东西对中国重新富强起来，对国民素质的提高仍然是有价值的。祖父本是个很勤学的人，只要在家，我见到他很多时间都是在阅读。父亲从小对他也是这样的印象。在进入不惑之年之后，祖父曾以孙中山的毅力和学习精神自勉并与部下共勉。他讲道，孙中山“一生流离辛苦，都手不释卷，所以他造成精博的主义，养成他伟大的人格。”关于“手不释卷”这个词，在祖父晚年有一次和我聊到历史人物拿破仑时也使用过。他说，拿破仑在戎马倥偬中，一有机会便学习，手不释卷；这不仅使他磨练出旺盛的精力，而且使他始终保持头脑的敏锐，能够同时处理多个问题而不乱。祖父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一个经验数据：同时做的事情不要超过7件，超过便做不好。我和祖父是在说起他早年在保定军校学习的专业时谈到拿破仑的。祖父1914年考入保定军校二期炮科。据祖父说，拿破仑就是一位善用炮的将领。我觉得，拿破仑应该是一位对祖父的思想和行为发生过一些影响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拿破仑从军校毕业后从炮兵少尉开始其军事活动生涯，和祖父早年军事学习与活动有相似之处，而且因为法国正是在拿破仑手里开始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强国并因此才能逐渐把势力渗透到中国特别是中国的西南一带的。关于拿破仑，我注意到，祖父当年在西康时，曾以他为例告诫学生们只有锻炼好身体才能成就事业：“如拿破仑，他能不断骑马而不觉疲倦，睡不择地不择时，任何时皆可睡，任何食品他的胃部都能消化。”读到这里，我不由想起祖父对我们提出过的“不择食”的要求。
祖父不仅自己注重学习和研究问题，而且当年对下属、对青年学生都如此劝导。他在建设西康时，就曾这样要求下属：“无论是在军队服务的也好，是在建委会服务也好，大家在公余之暇，总要多多用功研究学问以培养自己能力。现在是一个竞争的时代，是一个比赛的时代，我们各个人自己要能够与人竞争，要能够与人比赛，才能够在现在的世界上生存。望大家在公余的时候，努力于学问的研究，努力于体魄的锻炼，努力于道德的修养。精力既集中于学问、体力和道德三方面，你自己不会处处感觉得空虚，会时时教你益加勤奋，不良的嗜好，也就不会再沾染你了。就是原来有不良嗜好的人，只要你肯从正当方面去研究和努力，这些不道德的事自然一天天就会减少的。”在我的印象和感受中，祖父对于知识、对于有知识的人，对于思想、对于有思想的人，非常尊重。这种尊重，不是出于礼仪或敷衍，而是发自内心。在这个方面，我想祖父深受保定军校第一任校长蒋百里先生的影响。他曾经引述蒋百里先生的话来阐述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蒋百里先生曾说：‘活动分子与知识分子合作，则其事业成；不合作，则其事业败。’古人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与‘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四个‘人’字，都可以说是有知识或有理论的‘人’”。作为1949年以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祖父深知军事力量、资金实力、政治谋略、纵横捭阖的权术之重要，但也深知这些力量的局限。祖父曾坦言：“老实说，现在世界上的社会政治，哪一处不是受几个科学家的指挥。”读到这段话，我不由想到经济学家凯恩斯曾写下一段名言：“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侵蚀力之大。”这是一段经常被学者们引用的话。无疑，它是很为学者的工作提气的。不过，实践家，特别是握有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实践家，恐怕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把凯恩斯的这段话真当回事。在我看来，祖父和他们不同，他若读到凯恩斯的这段话，与之是会产生心灵呼应的。我想，祖父之所以能在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时代在充满激流、漩涡、险滩的政治江河中渡过，与他知自身局限，不断学习，重视知识和思想的发展更新有密切关系。如同许多中国人一样，祖父既把读书作为启发思维，获得知识的途径，也作为磨练心性的方式。他在政治上起伏跌宕，读书成了其定力的来源。他曾经谈到孙中山先生不怕失败的精神和其读书之间的关系，既表达了对中山先生的毅力的敬佩，也以此自勉，并反映了他对读书和心性磨练间关系的体会：孙中山的一种精神“是不怕失败”。“他这种精神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他有毅力。他的毅力，又从何处得来呢？是从读书得来。因为爱读书，得有真知灼见，就能固其信力，有了自信力，故能坚强其意志，而产生出毅力。有了毅力，便什么失败危险都不畏怕，不达到目的不止了。”读书方法因各人目的、所处条件不同而异。祖父从政之后的读书，从知性角度看，以激发思考，助于厘清事理，形成正确判断为目标，故其方法也与这一目标相适应。在古人中他赞赏诸葛亮，于今人中他推崇孙中山先生的读书方法。他说：孙中山先生“读书异乎常人，非寻章摘句者流。他读书如诸葛亮只观大意。他批评国人读书如炒陈饭，多无新颖见地。他读书是居于裁判的地位，审裁书中的优劣而定其取舍。他为什么要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