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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读书如炒陈饭，多无新颖见地。他读书是居于裁判的地位，审裁书中的优劣而定其取舍。他为什么要如此呢？因为著书人的智慧，不一定全部高过于读书的人，并且因为时间空间的关系，在彼时彼地为宜者，未必于此时此地均相宜。所以读书要以裁判的态度，判断全书的优劣，斟酌时空的关系，舍短取长，审时度势，才不为书所囿。为书所囿，便成书呆子。”其实，这也是祖父的读书体会。祖父倡导读书，但是，作为一个非常讲求现实的政治人物，他处理现实问题的时候当然不会为书本所囿。这一点在他治理西康，面对当时在内地为不少学人接受的学说（其中不少是西风东渐的产物）和西康风俗民情的巨大差距时，表现得特别突出。他提出的概念是“因俗为治”、“因俗制宜”。他当时对下属说：“我们此次进去建省，施政方面，必须因俗为治，不要拘泥于呆板的道理。不要以为你的道理是进化的，是二十世纪的东西，洋政治名著上来的，便可以拿来治理西康。如果不管他能够理会与了解，就积极的去求进步，不顾其他一切，那不惟不适合边情，反会引起边民的反感。本来天地间的事，〔没有绝对的〕‘是’也没有绝对的‘非’，我们处理一件事，总要看环境说话，各地的天时、地域、人情是不同的，而我们所决定的办法也就因之而异。”在祖父的思想中，读书始终是和思考、研究结合在一起的。
以至于在日常用语中，他说“读书”时，常常就包含着研究的意思。比如，他要求我们“好生读书”的时候，就包含着要我们认真阅读、思考、研究等等这些内容。祖父不仅勤于阅读，而且是一个很肯动脑筋思考的人。在我的印象中，他始终少言语，不过，从我读到的他的著作、讲话来看，他当年应该还是很健谈的。尽管话不多，但是我可以感到，祖父的思考是很勤的。直到晚年，当他的精力已经很衰弱的时候，我从没有听到过他说“懒得去想”这类在老年人中常会听到的话。祖父勤于思考和研究的个性，在他的著述、讲话中有相当显明的体现。由于他有相当丰富社会和政治经验，又兼有研究兴趣，所以他讲出的一些东西，今天我以一个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者的眼光读来，觉得满有趣味；特别是其中有关政府行为的观察、描述、归纳、分析，其陈述虽然难免粗糙，但是不夸张地讲，在学术上也不乏蕴含某些意义。下面摘录几段，并从纯学术角度略作点评。例如，祖父当年在研究吏治之不易澄清的时候，曾指出其主要症结是“许多公务人员耍人不治事”。“耍人不治事”是他借助四川方言陈述的一个概念，其涵义大致为：在公务活动中玩弄本应加以治理的对象或与该公务根本无关的社会因素，以谋取私利。他从现实中收集到的“耍人”具体形式包括“耍土劣、耍土匪、耍夷人、耍团体、耍官吏、耍民众、耍哥老”等。对于如何“耍”法、何以“耍”，祖父进行了相当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试举“耍土匪”为例：“大家要说，土匪是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东西，他简直就是扰乱治安、残害人民的魔鬼，为什么公务人员甚至县长，不仅不彻底消灭他，还要去耍他呢？这个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当公务人员或当县长的，无一不想表现他的本领。然而他的功业之建立和本领之表现，却利于有匪之环境，或甚至多匪之环境，却最不利于无匪之环境。何以故？因为根据多数省府对于县长之考绩，县府对于乡镇长之考绩，几乎都是以匪警发生次数多少，破获次数多少，为评定分数之标准，任内匪警发生次数多，破获次数多，考绩百分，即成就县长或乡镇长干员之名，或传令嘉奖或记大功一次；任内匪警较少，破获不及半数者，考绩不过五六十分，被上官认为成绩平庸；任内全无匪警者，反定为零分，更被上官认为毫无成绩。可见有匪则有功可立，无匪则无功可立；有匪可以造成干员之名，无匪反以造成平庸之名。一般公务人员或县长无不贪功，所以无不耍匪；无不想获取干员之名，所以无不耍匪；人人耍匪，所以匪终不灭。”“耍土匪”是耍治理对象的例子。还有耍与公务根本无关社会资源的，“耍团体”即属此类：一些公务人员“耍他自己有团体。他随时向士绅民众和他有往来关系的人说，我是某某团体的分子，我们的团体有不少的团员，我们团体中人都是居的要津，我对各方都是呼吸相通，我们的团体裹得很紧，我们的团体是某某要人在领导。这些说法，就是暗示士绅民众说，我和各方面都相通，无论我怎么压榨你们，你们都不要说怪话。一说怪话，我就会晓得；我有团体作后盾，无论我怎样贪污，你们都不要捣蛋，纵然捣蛋，也始终把我推不翻的；我们的团体能够和某要人通声气，我纵有不是，也能获得上峰谅解的。一般浅识的士绅民众，莫测高深，以为他的团体，有莫名其妙的力量，也就瞠目结舌，不肯多讨麻烦。于是他更利用士绅民众怕其团体力量的弱点，尽量寻求机会，敲索民众，败法乱纪，无所不为”。用今天的社会科学术语来说，这里讲的是在公务活动中利用社会资本谋取私利造成社会负效应。对其他诸种形式之“耍”，不再赘述。我想，倘若作政府行为研究，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非正式运作行为研究，祖父对“耍人不治事”的描述和分析，不可不读。祖父何以要把这些官场秘籍如此坦白地讲出来？按他的说法是：“俗话所谓‘说破不准，道破不灵’，我今天把这澄清吏治的所在之点，分析得详而且尽，就是这个用意。”但愿能够如此。和借助方言利用乡土概念阐述不同，祖父有时也借助学术界已有概念来加以引伸。例如，祖父当年在着手公务员整顿和训练时，观察到一种不良的现象，即“劣员驱逐良员”。祖父用货币学上的劣币逐良币作为类比来说明：“‘恶货币驱逐良货币’，这是货币学上的定律。而公务员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定律，即是‘不好的公务员，赶走了良好的公务员’，这个定律也就是古人所谓‘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道理。因为一般的公务人员，多半是良莠不齐，莠者多行狡诈，良者每尚拙诚，不是良者受了莠者排挤，便是良者不甘与莠者为伍而早自求去。因此质量问题反而使数量的问题，日趋激烈化。第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人类生活上的一般原则。良者既日以少，莠者既日以多，即有少数有毅力、有办法的良者，最后也不得不以孤掌难鸣而自动退职，以求明哲保身，于是在位者日趋于不贤，而贤良者遂愈不敢在位。即或公务人员的数量，可由劣者、庸者陆续补充，不至发生问题，然而一般莠劣的人，又怎能造成良好的政治呢？所以质量的问题，遂更尖锐化。
祖父观察到并初步分析的这种现象，和今天学术界所说的“逆向选择”应属一类。今天人们讨论逆向选择时，大都是循着阿克罗夫的思路从信息不对称入手。无疑，信息不对称对于许多逆向选择现象是有解释力的。有意思的是，祖父在描述和说明公务员中的劣员逐良员时，说出了不同于信息不对称的另外一种机制，即劣者和良者遵循的伦理规范在对抗博弈中的不对称以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机制。作为来自乡土的人物，祖父从乡土视角会看到一些从其他角度看不到的东西。比如，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就注意到乡土观念、军队组织和战斗力的关系。他讲到：“我们这次对日本的抗战，全国人心当然已受着国家观念的激动，然而从许多事实加以考察，觉得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渗入人心，有时比国家观念还要强烈得多。譬如前线作战的部队，是由一省一地结合成的，战斗力都很不错，但是如把各省征集来的壮丁，一加混合编制，则长处通通消失，就要败乱逃亡了。这种情形，就是乡土情感在军事上所发生的作用。因为乡土的感情，于人最切，朝夕所见所闻，不是邻居友好，就是宗族亲戚，至于居住的地方又是平生游乐的区域、祖宗庐墓的所在，在这种环境之中生活，由熟悉而生爱恋，遇有危难之时，大家受着这种爱恋乡里的热情的激动，患难相顾，拼死奋争，自必发出最大的动力。”“自然这种乡土感情如果发展过度，真到了知有局部而不知全体，知有地方而不知有国家，也是一种重大的流弊。”读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差序格局”：个人、家、家族、乡亲像石子投在水中形成的水波一样一圈一圈的格局。祖父在这里涉及的，或许是军事社会学中的现象吧？社会学讲究经验研究，某些重要发现还需借助参与观察的方法方可得到。但是，有一些社会领域是社会学者不易进入的，或者一旦进入就发生变质，而不愿把在其中观察到的东西贡献于学术以免引起现实的社会压力和利益损失。这时，看看那些有实践经验，又多少于学问有缘的人的描述和分析，或可有所弥补。从这个意义上，我很感谢祖父的著述。
第十八章 教育事业
我记事以后知道，父亲在我一岁的时候离开重庆到北京上俄语专科去了。到北京以前，我一直以为，父亲在新中国建立以前，除了上学，没有过工作经历。来到北京以后，才知道父亲还曾当过中学校长。而父亲的这段经历，则和祖父投资教育事业的背景有关。祖父热心教育事业，曾捐资华西协和大学建乡村建设系教学楼，又出资在成都建了一所中学建国中学。作为出资人，祖父任建国中学的董事长，不过他并不具体过问教学和日常管理事务。1948年冬天，因为校内有人指控当时的校长有贪污行为，学校闹起学潮。有不少学生提出要父亲去做校长，因为他们认为父亲虽然年轻（那时20岁），没有教学和管理学校的经验，但是作为刘文辉的儿子，是不会贪污的。不过，父亲并不愿意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他有许多他自己认为更有价值的事情要做。父亲当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民协组织，在为他理想中的新中国的诞生而努力。但地下党从这起学潮事件中看到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机会。地下党负责和父亲联系的胡立民同志找父亲谈话说，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父亲要出任这个职务。党组织认为，这样做“进可攻，退可守”。所谓“进可攻”，即可以利用这个职务调整教师队伍，将学校作为一个阵地来团结教师和学生，迎接解放；“退可守”则是在情况紧急时，可以掩护地下党员和接近共产党的人士免受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这样，父亲就接受了这个位置，在校长任上做了一年，直到解放。父亲接任以后，除资深教师外，将教师都换成进步青年。“进步”是在父亲那一代乃至祖父那一代人中很流行的一个话语，其流行和进化论思想以及在进化论影响下形成的社会发展由低级而高级的历史观的传播有密切的关系。不过，“进步”思想的渊源乃至涵义则不尽相同。比如，祖父的进化、进步理念曾受清末民国初年介绍进国内的西方学者（如，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影响，并大量杂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观念；而父亲则更多地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具体到父亲青年时代所说的“进步”政治立场的内涵，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系指反对独裁统治、争取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政治立场。1949年，建国中学的确成为一些准备离开成都到雅安等地去的“进步”人士的中转站。中学在武侯祠对面，而武侯祠有祖父的部队守卫，构成进出成都的特殊通道。在这里比较安全，离开成都也比较方便。把话题拉回到祖父身边来。其实，祖父对于教育事业，除了在地处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和建国中学出资之外，真正投入精力的是在西康建设过程中。我听祖母讲过初到西康时的情形：那里山川明秀，天空碧蓝，但是没有像样的学校。父亲是八九岁上到西康（先到雅安，旋即往康定）的。因为没有好学校，祖父请了4名家庭教师，其中包括一位外籍的英语教师。父亲14岁，即1942年回到成都进入华西协和大学附属的华西协和中学读书，两年后进入华西协和大学。西康落后的新学教育状况，给祖父、祖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祖父抱定决心要在西康做一番事业后，痛感西康人才的缺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广招才智之士之外，还把改变西康的教育状况放到其施政纲领中的重要位置上。他在就任省政府主席的演说中将“发展边地教育”放在施政重心中，排在“厉行经济建设”、“加强民族联系”之后的第三位。他推动创办了不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