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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极大，严重时搞得天昏地暗，能见度只有五六米。坐在屋里看书，一页看罢书上就可以抖下尘土来。近年北京也遭受沙尘袭扰了，生活在这里即使有洁癖也没有办法，而没有洁癖回到家来也难免要拍打身上。
有关在戴家巷生活时的情况，在我的记忆中只有零星的片段、偶然闪过的场景。
一个场景是附近有一家商场（母亲后来告诉我那个商场的名称是“群利商场”），商场中有一个木制的鸭子，内有机械装置，“鸭子”不断地点头把嘴伸到水池中去“喝水”。那是我喜欢去的地方，每次到商场来，总要看一阵“鸭子喝水”。到这个商场来，还有另一个吸引我的东西，那就是被我称为“冠生园水”的饮料，实际上就是果子露水。不像今天的城市家庭，只要不怕孩子长得太胖，甜饮料可以充足供应，而当时，果子露水即使在我们这样的家庭中也是难得喝到的。
我到商场去做的这两件事是母亲记得清楚的。但是她还记得的一个举动我却毫无印象。那时正值中国和前苏联的关系十分亲密的时期，街上的扩音器里常播放“莫斯科－北京”这首歌曲。大概是听的次数多了，每次上街听到这首歌曲播放，我便跟着唱，但并不知道歌词是什么。“莫斯科－北京”被我唱出来的是“毛公鸡”。后来到北京来与父母重新生活在一起后，母亲常讲起这段事，每次讲时她总是开心地笑。但我真是没有印象。这首歌我一直不会唱，直到今天仍然不会，会的只是一句：“莫斯科－北京”。说不定还真的是那时的记忆，要不怎么只会这一句呢？
关于家里面的情景，我印象较深的是驻扎在家里前院有一个警卫班。警卫班的战士都著解放军军装，手持长枪。黑亮的冲锋枪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后来，祖父的警卫一律是穿便装、带手枪，看到他们，我头脑中常跃出那些穿正规军装的军人形象。这些解放军战士，凡两人以上一起行走，必成队列，未有丝毫懈怠。
家中客厅里的灯光曾使我觉得有点奇特：有的灯是彩色的。为什么要把灯光搞成彩色的？据说是用于跳舞的。记得这里举行过舞会，但我只是知道而已，并没有进去看过。我不记得祖父跳过舞，我觉得他不会跳，看他走路的步态和性格就不像，后来从父母那里证实他确实不会也不跳，祖母也不会。父母曾讲到，一次贺龙到家里来看到这样的设施后对祖父说，你可以办个舞会啊！但祖父始终没有把这个提议变成现实。那么，把客厅布置成这样是谁的主意？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家里任何人的主意。这房子是政府的，房子中的设施、家具都是政府有关管理部门配备的。很可能在这套房子归新政府之前，这种舞厅设施就有了。听父母讲，这套房子原来的主人是一个银行家，似乎姓刘。我想，这样的人在家里搞一个舞厅是不奇怪的。
重庆戴家巷（3）
祖父的话不多，我们玩的时候他有时在旁边看看，神闲气定，但我从来没有他逗我或哥哥玩的记忆。我也不记得祖母曾经逗我们玩过。祖父安详，祖母带几分严厉，他们都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动作。倒是有几位客人的一些特别举动在我头脑中留下了印象。
一位是个医生。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饭吃到嘴里不嚼，直接吞咽下去。他侃侃谈来这样做的根据是，肠胃对于人的健康来说极为重要，而肠胃是需要锻炼的。如果把饭放在嘴里嚼得烂烂的，胃就得不到锻炼了，所以要囫囵吞。祖父听后一笑置之，自己照嚼不误。医生每次在家里来吃饭总是身体力行，每顿饭吞三碗。他的身体看来的确很好，声若洪钟。后来我上小学学到成语“囫囵吞枣”时，立即想到了这位医生。这个成语是形容不求甚解的行为，我当时暗想，医生却是思考了一番道理才“囫囵吞饭”的啊。
医生的举动引起哥哥和我的兴趣，但我们的模仿很快被祖母制止了。其实要想不嚼而吞，喉咙也有抗拒。囫囵吞饭虽然没有得逞，但是“三碗”作为一个有趣甚至带点豪迈的符号仍留了下来并被模仿。吃饭时，我在面前摆上三个小汤碗，盛上三碗米饭，口中念念有词：“我吃三碗！”因为碗小，这种缩微的豪迈引来一阵笑。其实，笑我的人未必知道其中的典故。
还有一个客人吃鱼的方式堪称一绝。也许是生在嘉陵江边，我特别爱吃鱼，自小对鱼刺的分辨能力就很强，因此常得到夸奖。不过，夸奖归夸奖，为了怕我们被鱼刺卡住，祖母还特别严格要求：吃鱼的时候不准说话；鱼不能和米饭同时进嘴。但我发现大人们并不遵守这个规定，特别是有一个姓斯的客人，他一面高谈阔论，一面毫不经心地把鱼和饭放在一起同时开吃，最后在米饭和鱼肉咽下去以后，把鱼刺从嘴里吐出来，而且看不出任何分辨刺的动作。当然，这种方式是不准我们模仿的。
1995年，我和北京大学的同事邱泽奇、刘能在湖北仙桃市毛嘴镇做乡镇组织调查。我们每天在乡政府食堂吃饭。食堂有一个大师傅做饭，做的土菜土饭，十足乡间风味，其中一道辣椒烧鱼做得很有滋味，只是鱼小刺多，吃起来比较麻烦。当时我就讲起当年那个客人的吃法。哪知出生在舟山群岛上的刘能听后说：“那算什么！我们是可以连刺一起吃掉的。”当下示范一番。看来做什么都是天外有天啊。
祖父的秘书敖先生，我们称其敖秘书，也是我在戴家巷有特别印象的一个人。他个子高高，身体奇瘦，带一副大眼镜，具有我们后来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样子。其实，不止形象，他的行为也很是“传统”。母亲曾讲到他的一件事。重庆夏天极其炎热，一日，敖秘书从外匆匆归来，手中往地下不断滴水。母亲见状忙问他怎么了。他笑嘻嘻地把手举起来说：“买了一只冰糕。”其时，冰糕已经化得几乎只剩一个棍了。在街上买了冰糕要拿回来才能吃，斯文如斯！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形象是扎了满头的针。他常感头疼，针灸医生来家里在他的办公室中为他治疗。一次我走过他门外见他顶着满头的针对我笑，我大为吃惊！我屁股上打一针还要大人鼓励“不哭是英雄”，他头上扎那么多针还在笑！我见他进行这种满头针治疗不止一次。后来我听其他工作人员讲，治疗效果不显著，最后终于发现，头疼的根源是眼镜不合适。新工具，给人带来了方便，也制造了新的麻烦。
祖父晚年生病住院我陪床时，曾闲聊往事。讲到敖秘书，祖父说他是“奇相”。他还讲到一段趣事。一次，祖父去他房间找他，见他躺在沙发上。叫了一声，没有反应；再看身体，没有呼吸起伏；摸一摸手，冰凉。祖父怕他出了什么问题，忙叫人来。结果是他工作太累，睡得太沉了。虚惊一场！
我对戴家巷的记忆不多。如果闭上眼睛，我想不出那里的房屋外观和院内构造。198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到重庆出差，这是我离开三十年后第一次回到重庆。一天，车过一处，我顿时觉得有点眼熟，于是问司机：“戴家巷在哪里？”“不是刚过吗！”他回答。我心里一阵激动。不知是碰巧了，还真是童时的记忆起了作用。不过，那次出差时间太紧，没有去寻旧时曾住。
2001年我到重庆给培训班讲课。晚上得暇，到戴家巷去了一趟。巷口已经大拆大建，巷内也再找不到老门老房了，但山下嘉陵江水的流淌还可以感觉到。
缙云山（1）
1954年夏，祖父祖母到重庆缙云山避暑，带哥哥和我同行。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离家去避暑。记得我们住在上山大道左侧一座独立的房子里。出门举目可望高山，山林葱郁，房子不远有一小溪流过。我在这里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便和这小溪有关。
这条路边还有几座构造类似的房子。往上走的一座住着熊克武先生，我们叫熊爷爷。熊爷爷是老同盟会的成员，参加过旨在推翻清朝政府的广州起义。关于广州起义，历史书中有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说，而熊爷爷是当时突围出来的幸存者。辛亥革命以后，他曾任四川省督军――四川省最高的军政长官。著名而传奇的战将刘伯承参加共产党之前曾在他的麾下。后来在内战中，熊爷爷逐渐淡出军政界。1949年祖父在准备起义时，和熊爷爷联系密切。据祖父回忆：
1949年10月将西康省的军事、政治做了部署之后来到成都，首要的活动是“建立组织，以我和邓锡侯、潘文华为核心，约集熊克武、邓汉祥等人参加。每天在我家里聚会，主要是交换情况，筹商应付事变的对策。”
随着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力量转向西南，蒋本人飞临四川指挥军事，对川康地方实力派的压力日益增大，形势也越来越严峻。祖父到成都后即处于被监视状态，他写道：
“当我来成都后不久，我的玉沙街住宅对门即出现一连宪兵，四周布有大批便衣特务，甚至把特务派进我家里作佣人。大特务徐远举经常在靠近我住宅旁面方正街的一座神秘的建筑里进出，来指挥特务活动，我每天出入都有无数双贼眼盯着。我早已料到会有这一手，故先就采取了保卫措施，调了两连卫兵驻在我住宅内，在周围安了便衣队，并暗中将附近几条街的民众自卫队武装起来，与蒋介石的宪兵、特务相对峙，随时准备进行巷战。同时我的日常生活，一切保持常态，家里一针一线都不搬动，没有显示出任何令人疑异的迹象。”
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来到成都之后，形势更加复杂。12月6日晚，在川康军人和蒋介石之间扮演缓冲角色的张群在即赴云南前到成都我家里来后，祖父担心张群一走，已率部退到成都的胡宗南等人会对他和家人动手，遂连夜让父亲开车把祖母和姑姑送到交往甚深的老中医王朴诚家中，把我母亲和哥哥送到我外祖母家，祖父则带父亲住到老部下邹善成的儿子邹荫萱家里。12月7日，祖父只带两个随从出城和邓锡侯将军会合，到彭县组织起义，派人带话指示父亲转移到南门外乡下的邹善成家中。邹善成在当地乡间很有影响，消息也灵通，住在这里如有事变，可有回旋余地。
据父亲回忆，当时，熊克武也住在邹家。作为国民党*，熊爷爷对当时的国民党已经极度失望，决意不去台湾。他和父亲讲到，蒋介石曾派人到他家里来动员他到台湾去，他把手枪拿出来说，如果一定逼他去台湾他就自杀，派来的人也拿他没有办法。为防止被绑架，他找到祖父，祖父把他隐蔽到邹家。父亲说，他在身边放一把手枪，晚上就压在枕头下面。他安全地度过了那段动荡的时光。
1950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刘伯承任主席，熊爷爷是副主席之一。其他几位副主席是：*、贺龙、王维舟、龙云和祖父。此次他们在缙云山避暑，便都是作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后来的西南行政委员会）成员而被安排的。
缙云山（2）
在缙云山避暑期间，我家和熊家常来往。熊爷爷的大儿子熊伯齐、二儿子熊仲华常和我们在一起玩。熊伯齐比我大七八岁，在我那时的印象中，他是个带着红领巾，唱着歌，昂着头的少年。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们在北京再次见面时，我怎么也不能把沉稳的他和当时的印象连接起来。熊伯齐潜心国画、书法和篆刻，后来成为著名的篆刻家。在缙云山时，他总是和哥哥走在前面，我则跟在后面跑。我印象最深的玩法，一是采蘑菇，二是在竹林里抓笋子虫。笋子虫是有点像绿色蚂蚱那样的节肢动物，身子比较肥胖。把它们抓来放在火上烤一烤很好吃。我们迁居北京后，熊伯齐在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常来家里玩，教我们练习田径，画国画。记得他曾送给我一幅他画的茶花，上面题诗云：
当年别乡富童痴，
八载居京成人时。
蛰伏众生北国地，
江南茶放遍春枝。
他到底大我许多岁，在我于北国地“富童痴”之时，他已生出成年人的思乡之情了。那幅寄托着他对家乡的热爱，并浸涵着我们早年友谊的画，在“*”抄家期间，也不知道被折腾到哪里去了。
把思绪拉回到缙云山中。一次，我和哥哥又到熊爷爷家去玩。傍晚准备回家时被告知房后的溪水旁边有一只豹子在喝水，我们暂时不能出屋。熊爷爷打电话到家里，祖父和祖母叮嘱我们不要急着回来，等豹子走了再说。我们静静地在屋里听着外面的动静记不清是熊爷爷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还是熊伯齐说，我们可以听到的一种声音就是豹子喝水的声音。
过了一阵，祖父的警卫员亮鹏叔叔来接我们。我们到溪边去看，果然有豹子踩水后留下的湿足迹。
第二天，亮鹏叔叔带上枪和另外一个人进山寻豹子。我在家门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