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煳辣幕疃Ｕ獯位疃缶突氐搅思抑小Ｗ娓富丶液笏担兰谱〉氖�301医院。祖父出生于动荡的年代，他前往西安上陆军中学的1911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从他的青年时代到壮年时代，学生运动多有发生，他对此并不陌生。对于学生运动，他还多有积极评价。抄家的事，也并非第一次遭遇。成都的家和大邑的老家，在起义后被胡宗南部队相当彻底地抄过。成都的家，抄过后还暗布了许多雷管。在胡宗南部队撤出成都、共产党的部队还没有进入的权力“真空”期间，有趁火打劫的小偷溜进家里，不料运气不好，踩中雷管引爆，连人带一座楼都被炸飞了。至于财产，在祖父决心走到共产党阵营中来以后，便已做好交出的准备。田产、房产在1950年代早已上交国家，留下的一些动产，如果政府认为需要交出，交出就是了。在这个方面，祖父是早已想清楚了的。在几十年中，祖父都是在刀尖锋口上行走的人，面对风风雨雨，已成生活中的一部分。有两次，他面临是否携财产到海外作赋闲寓公的选择：一次是在1930年代初期反蒋失败以后；一次是在解放前夕。但这两次可能的选择，都被他否定了。他是那样一种性格的人：自己既然做出了选择，那么选择所带来兴衰荣辱自己就必须承担这是选择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从未听他抱怨过任何人和事，抄家以后也是这样。祖父回家后，不知从哪个部门又安排来一个非武装警察，住在前院的传达室里，以加强保卫。那时，针对共产党外人士的抄家风潮已经过去，此后也没再有红卫兵兴师上门。祖父本来就很少自己上街，只是偶尔到史家胡同西口的东风理发店理个发。抄家后，就更不出门了，理发的工作就由我来承担。上中学的时候，班里掀起过一阵同学间互相理发的风，我也在这阵风中学会了理发。家里买了推子、剪子等理发工具，先是哥哥、弟弟，接着是父亲，头发长了都由我来修理。现在，又增加了祖父。祖父从上军校时起，直到晚年，一直保持着当时军旅生活的习惯理光头。所以，对我也没有什么样式上的要求，只要理光就可以。抄家以后，住在后院的法贤师又重新蓄发了。门口那张大字报提到了她，那口气，是把她作为一个无可置疑的“四旧”来看待的。为了安全起见，祖父建议她蓄发，她接受了。后来，陈大爷的侄子来把她接回了四川。当时，我既无可能参加红卫兵，也无兴趣参加学校批斗校领导、老师的行动，遂采取了“逍遥”态度。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越来越集中于共产党内的领导，祖父以及这个家也不再被注意。加之祖父还不时出席一些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出场的活动，名字在报纸上不时出现，史家胡同23号由8月的革命闹市变成了闹中取静的地方。
街道积极分子曾在抄家期间向红卫兵指控“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进过这个院子”，并进来巡查，现在因为警察进驻了传达室而无法像进入其他大杂院那样去窥探别人家的情况了。没有人来抄家、批斗，也没有人进来监视，这个院子甚至有了一点点避风港的味道。一些同样没有兴趣参加运动的同学聚到我家，最初只是下下围棋、象棋，听收音机里的节目，后来发现红卫兵贴的封条有一些自动剥开了，就开始从里面找书看，找唱片放在留声机上听，活动日益丰富。天气渐冷，需要穿棉衣了，母亲依据北京工业学院红卫兵留下的电话找到当时来过的负责人。似乎经过一些辗转，最后找到了。他们来的时候，我正和几个同学在家里看书、下棋，其中一个人开玩笑地说：“哈，你们还挺自在！”他们迅速地把所有的封条都开启后离去。我觉得，他们不属于当时正在风头上的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大专院校红卫兵那一路。当然，这些问题是不好问的。柜子启封后，书更丰富了。家里成了小圈子内的“图书馆”。我的同学和好友刘子琪把书借回家里去看，竟然引起家长的兴趣。他的父亲是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工人，病休在家，读了两本刘子琪拿回家去的《文史资料选辑》之后，颇有兴趣，就让儿子来问我是否可以陆续借阅。那有什么说的！此后，他看完一本借一本，在一年多的时间中，四十多辑全部读完了。我到刘子琪家去玩的时候，他父亲常向我讲一些老北京的事情，拉板车的、摆小摊的、雪天小酒馆里的二两白干、大冷天里的卤煮火烧让我这个南方来的住在深宅大院里的人，了解了不少北京百姓的生活。家里的老京剧唱片也被开发出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文艺活动只剩下样板戏了。如果不联系当时废黜百家、独尊样板的文化环境，不联系当时把那几出戏一味政治化的背景，那么，从听觉艺术的角度说，有些唱段还是很不错的。同学沈惟工会拉京胡，有时几个同学聚在我家唱上一通。京剧老唱片被找出来以后，我们从听、唱现代戏，又兼欣赏传统戏。那时，余叔岩、谭富英、马连良、言菊朋、裘盛荣等京剧名家的不少著名唱段，《空城计》、《捉放曹》等剧的主要场次，我们都背得滚瓜烂熟，对不同流派的行腔吐字特征也颇有领悟。不过，我因声音低沉，那时又正在变声过程之中，对京剧男声中的那种持续的高音完全不能胜任，因此，并未能由听而熏陶出唱功。这段时间，同学们来家里的频率远远超过“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祖父、祖母对几个常来同学的名字也熟悉起来
第二十五章灰涤棉中山装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穿上军装在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红卫兵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据哥哥回忆，当时，祖父临时接到了到天安门参加活动的电话，但是对于参加何种内容的活动，并不知晓。找司机，司机不在，哥哥问祖父，是否找国管局另要车？经受抄家的祖父身体不好，回答说：“晓得啥子会，算了吧。”就没有出席。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这时，被抄家后的祖父已经在301医院实施保护性住院，通知寄到家里，一时联系不上，祖父也没有参加。9月15日，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仍然在医院的祖父身体已经康复，出席了这次活动。以后毛主席的历次接见活动，祖父照例收到有关部门的通知，都参加了。祖父在参加完9月15日的天安门活动后，没有再回301医院，而是径直回到家中。保护性住院到此结束。因为祖父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有关这次活动的报道中，所以对祖父来说，用“文化大革命”后期流行的语言来比喻，如同向社会宣布“解放”。祖父回来后，一家人聚集到他的房间里，听他讲住院的情况，讲参加天安门活动的见闻。记得他讲，毛泽东来到天安门城楼上以后，和参加接见活动的各位一一握手。周恩来总理陪同在侧，不时向毛泽东介绍各位的情况。毛泽东和祖父握手以后，看祖父依旧穿着以往参加国家仪式性活动时惯常穿的呢料子中山装，就说：“要穿得和我们一样嘛！”祖父讲到这里，半带笑地看着父亲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们都是穿的军装，总该不得是要我也穿军装吧。”他说的“该不得”的意思是“不会”。祖父1949年12月宣告起义，率部和退到四川的胡宗南部等国军部队作战，是他军旅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在解放军到达，他带领的国民革命军24军接受改编时起，他就和军队脱离了关系。当时中共的领导人曾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是否继续保留军队职务，他表示完全脱离。此后，他虽然是国防委员会委员，但是和军队就完全没有关系了。他偶尔接到过过去部下的来信，我记得有一封信中写信人讲述了他和其他弟兄们在起义后的战斗情况以及后来赴朝作战的英勇事迹，并希望祖父在他们的待遇落实上还能发挥些作用。后来祖父怎样处置此事，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与现实的军队事务没有关系。至于和解放军的军装有关的物品，在我印象中只有一顶带有“八一”五角星的呢军帽，这是祖父当年起义后得到的。这顶军帽在“抄家”中差点被红卫兵拿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的话就是“最高指示”，按林彪的说法，“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他说了那一句有关穿着的话，既不能去问个究竟，也不能不执行。祖父认为，去要军装来穿显然是不妥当的，父亲也认为是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商量的结果是，把毛泽东的那句话理解为“要穿和我们一样的布衣服，不要穿呢料衣服。”祖父的布衣服中没有中山装式样的。他平时穿的布衣服都是传统中式对襟的：两襟一边的纽扣是布条纽结的疙瘩，另一边是布条制成的套圈，把疙瘩塞到套圈里就是把衣服扣上了。按当时的规矩，这种样式的服装不宜穿到正式场合去。于是，买了一块灰色的涤棉布（毛泽东等人当时穿的军装都是涤棉的），临时做了一套中山装，备下次有活动时用。此后，他穿着这套灰中山装多次参加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毛泽东见到他的时候，也没有再提过衣服的事情。直到天气渐冷，毛泽东自己将布军装换成呢子军装后，祖父的着装才又重新换成了常规的呢子衣服。接见红卫兵的热潮过去后，这件衣服也被闲置起来。祖父平时不穿它，偶尔出席个会议仍旧是穿呢料服装。1968年底，我到山西农村插队去的时候，祖母把这套灰涤棉中山装找出来给了我。在当时的中国，涤棉较之纯棉被当作是更好的布料，用这样的料子做的衣服比纯棉的要更挺整，所以人们在干体力活的时候通常不穿这种料子的服装。我觉得干活时穿它有些可惜，只是在不下地干活时才穿。而在农村不下地的时间很少，因此我也很少穿它。直到我离开农村到铁路工作以后，它才常伴我身。后来有人告诉我，有一次见我穿那套衣服觉得很新鲜。那时，人们的服装几乎都是蓝色的，偶尔出现灰色的，便很扎眼了。这套衣服我一直穿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才淘汰，那时它已经被补过多处。除了家里人，没有人知道它竟然是“最高指示”的产物。
第二十六章步行“串联”归来
1966－1967年的那个冬季，我和班里的几个同学，一行10人，进行了一次步行“串联”。所谓步行串联，步行为实，“串联”则是借用了当时流行的说法，因为我们并没有到外地去“串”谁“联”谁的打算，只是想到农村地区看看，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使自己得到锻炼。我们预计的目的地是井冈山，在地图上粗略算了一下行程，大约四千里。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实现目标，只走了一千多里，到了河南的兰考，便登车回京了。此事我一直觉得遗憾。出发时，我们每人背了一个小被子、带了一个干粮袋（内装炒面）、备上必要的钱和粮票，就上路了。我们行经的路线是：出北京、经河北省的固安、霸县、过白洋淀东侧至任丘、再到河间、献县、武邑、衡水、冀县、南宫、威县、馆陶，在这里一度进入山东境界，又折回河北的大名，然后进入河南，经南乐、清丰，至濮阳，在濮阳南面过黄河至山东东明，由山东到河南兰考。到兰考之后，我们决定寻访优秀县委书记焦裕禄曾经“蹲过点”的村子，在那里一边休整，一边参加一些农业劳动。先到了秦寨，这是一个很穷的村子，村里找不到一间大些的能生火取暖的屋子接待我们，只能临时把我们安置在一个小小的破庙里。这里显然不适合休整。此后，我们又来到赵家楼村，大队干部把我们安排在村子里的学校教室里住，这里有炉子可以生火取暖，条件比秦寨好多了。我们在这里住了大约一周，白天参加场院里的一些劳动（田间的活早已结束了），晚上和队里社员聊聊天，了解一些他们的生活情况。同时，我们也讨论下一步的计划。这时，因为我们这个群体内部各人体力有较大差异，所以对于如何走下去、是否继续走下去产生意见分歧。同学们既不愿意兵分两路，又不能统一意见。离开赵家楼以后，我们来到兰考县城，住进接待串联学生的接待站，在这里碰到北京外语学院的一帮大学生。他们告诉我们说北京又出大事了，为此他们决定立即回京。被他们一鼓动，我们本来进退维谷的状态就难维持下去了，大家商量的结果：回去算了。这样，辛苦一个月，付之一夜程。回北京后，虽然此行较出发前的目标大打折扣，内心不免有挫折感，但回想起来，收获也还是不小，讲起路上的见闻、经历，也还是有声有色。我向家里人讲到日复一日行路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