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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北京四中的这一届学生，大部分被安排前往山西省山阴县插队。山阴县当时在行政上属于雁北地区（现在归朔州市管辖），地区首府是大同。所谓雁北，是指雁门关外的一片地区。那是我们所知道的“杨家将”故事中，杨家将与辽国征战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地方叫“金沙滩”，使人想起杨家将护驾的故事。在山阴县南边越过一道山脉便到了雁门关内的代县，有一个叫鹿蹄界的村子，是杨家将的老家。在山阴县境内，有一些村子的名字使人联想起屯垦戍边的历史：马营庄、射垛学校开动员会的时候，请了从雁北来的人，他们以人人都说家乡好的热情，向我们介绍了雁北的大土豆、能够长到二十多斤的圆白菜、一尺长的胡萝卜。讲者和听者都热闹了一场。不过，报名与否，其实并不取决于这些热闹。我当时略加考虑，没有犹豫就报名了。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毛主席当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深刻领会，也不是源于性格中的狂热。究其原因，基于两点。第一，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此前，在刚刚开始安排中学生就业的时候，门头沟煤矿曾到学校招工，我和好友刘子琪一起报了名，准备去当矿工，结果他被录取了，我则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政治审查不合格，被拒掉。后来又有到内蒙古牧区插队的事，要的人不多，动员时强调那里地处边疆，插队青年肩负着和苏联“修正主义者”在一线斗争的重任，政治审查严格，我索性就没有报名。其实可选择的路子很清楚：肯定是插队，顶多是去哪里的问题。第二，禀性中根深蒂固地想要做事情，不肯无所作为，而待在北京，不仅无事可做，政治气氛也很压抑，所以很想到外面去释放一下能量。不管能干成什么事业，干成干不成，总要去干一番吧！1968年12月24日，我和其他许多同学一起，登上由北京发往山西的运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专列，出发了。此一去，我在山阴县山阴城公社四里庄大队插队6年，又在大同铁路系统当了4年工人、1年教师，直到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后重新落户北京。就我个人而言，离开北京去插队，情绪上既不感觉属于忧伤或落魄一类，也不属于狂热一族，大约用“振奋”二字比较贴切。几年的插队生活，虽然没有什么大作为，但是我们一起插队的知青通过和社员一起努力，提高了生产队的产量，增加社员分配的口粮；自己增加了社会阅历，也多读了一些书，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特别是，离开北京那一天到晚禁锢思想的宣传，我们尝到了自己在迷茫和不确定中探索道路的那种快乐，那种反思和思想自由的快乐！那几年，我在思想上发生了重要的飞跃，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反思其历史根源，反思人民公社体制的问题。在插队期间学会的一首前苏联歌曲很能反映我和一些插队知青的心境，后来和一些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常唱起。歌的名字叫“歌唱动荡的青春”，歌词是这样的：时刻挂在我们心上，是一个平凡的愿望：愿亲爱的家乡美好，愿祖国万年长。听风雪喧嚷，看流星在飞翔。我的心向我呼唤，去动荡的远方。哪怕灾殃接着灾殃，也不能使我们颓唐。让我们来结成朋友，我们永远有力量。在我插队以后，父亲于1979年去了干校。我于1979年冬天农闲回北京探亲时，父亲已经不在家。也许因为父亲不在家，祖父、祖母对我更多了几分关心，这其中也许有来北京之前他们把我带大的那种情感回归吧。他们问我劳动的情况、饮食的情况、读书的情况，以及同学们的情况。我有选择地和他们讲一些。头一年干活不适应中的那种腰酸背痛、干活重而粮食不够吃的饥饿感，水土不服引起的持续轻微腹泻（有一个同学三年后还经常腹泻。我几年前回村去时了解到，当地的水被有关部门确定为不适合饮用后，由世界银行贷款支持了一个项目，从其他地方引水供当地老百姓饮用）等情况，当然是不和他们讲的。祖父感受到我的精神状态不错，很是肯定。他鼓励我说：“你对困难有份从容，对的。要努力做事情。做事情就不要怕失败。要善赢，也要善败。古人讲‘善败不亡’，是有道理的。”这“善败不亡”四字典出何处，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不过这方面的故事倒是可以讲出一些。他还说，要能够和各种各样的人合作共事。后来，我曾听父亲讲到他小时候祖父、祖母对他的管教。父亲说，祖父、祖母对他的教育很严格，叮嘱他，要老实读书，不要听奉承话，对奉承话要有警觉。父亲1942年（14岁）离开在西康的祖父、祖母到成都入华西协和中学读书时，祖父、祖母对他便作这样的叮嘱。“奉承话”之存在，是因为祖父当时掌握着权力，因而“不要听奉承话”便成了对父亲的主要叮嘱。对我们这一辈来说，“奉承话”的环境已经不存在，也许祖父、祖母担心的是我们安于优裕的生活，而不求进取；也许担心的是我们因为社会环境压力，而放弃进取，所以鼓励我努力做事。
事大事小总要做，不管怎么说，如祖父所曾言，“随分报国”应当是基本精神状态。祖母对我们没有完成学业显出忧虑。记得我又要离京回农村去的时候，一向严肃的祖母显出几分伤感，她说：“好可惜啊，正是念书的时候，把你们都耽误了！”祖父则说：“去吧，不会就这样的。”祖父一贯重视教育，重视学习，他坚信没有教育的发展，国家不会富强，在国际上的地位不会稳固，政治也不会昌明。同时，根据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了解，他相信，教育的中断是暂时的，情况一定会有变化。其实，在我当时所接触到的同代人中，虽然认为读书无用的人大有所在，但是仍有一批人相信读书和学习是有益的，至少在山阴县的插队知青中是这样，在这里读书之风一直没有断。我于这种风气之中受益不少。以后，我每次回北京来，读书总是祖父要问我的话题之一。那时，没有现在这样方便的可供借阅的图书馆，图书馆要么被砸了，要么关门，怎么可能向外借阅呢？哪个图书馆敢向外借阅所谓“封、资、修”的书呢？插队以后，我的书源除了来自家中以外，就是通过各种私人渠道借阅。同村插队的同学陶慕宁爱好古典文学，他把家里收藏的一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带到村里。从他那里借这类书看，不仅使我得到古典文学的享受，也使我们获得了新的交流方式。那时，我们都对古体诗词有兴趣，也写过一些。我仅仅是玩玩，他却将古典文学成了专攻。回北京到我家里来玩的时候，祖母、父亲、母亲都对他印象很好（我不记得祖父是否和他有过交谈），评价他“看似匪气，实则内秀”。祖母从相法上，认为他属于“奇相”一路。慕宁现在南开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回北京探亲时有一阵子我经常跑到父母的朋友卫道然、周仪芳夫妇家去借国外小说阅读。卫叔叔的父亲是卫立煌先生，他们在香港居住多年，1950年代归来，家里的外国小说远比我家里的多，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抄家待遇，保留得比较好。周阿姨也很欢迎我去借阅，我便隔三岔五地过去。有一次周阿姨拿出几本国外的画报给我看，当我看到高架公路盘旋的东京时，非常惊讶城市可以建成这个样子。现在，每当看到电视中演播俯拍的中国城市建设面貌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时的情形。我的书源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住在山阴县中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的名字叫岳明，住在山阴县委党校院内的一间房子里。听距离县城比较近的合盛堡公社的知青说，他那里有许多书，而且愿意和北京插队的知青来往，我就从村里走了三十里地到县城去拜访他。进到他的屋里，果然是一个书的天地。不仅墙边放满书架，上面密密麻麻插满了书，而且除了躺卧的地方之外，其他地方几乎都摆着书。老人衣服穿得邋里邋遢，恐怕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洗了，外表看来十分落魄，但稀疏的头发留下了长期用功的痕迹，看人时的专注目光流露出他曾有过的不一般的经历那里面有在其他县干部、公社干部眼光中看不到的神色。我向他致问候以后自我介绍说，我是北京的插队知青，从桑干河南的山阴城公社过来，希望向他请教学问。他点点头，说：“你坐，喝点水。”拿起暖瓶向一个大搪瓷杯子中倒了杯水递给我。我接过来，顺眼看了一下那个搪瓷杯。杯子里残留着没有吃净而干结在杯壁上的面嘎巴。显然，这既是他喝水的水杯，也是他吃饭的餐具，而且，用餐后没有洗。我一边喝着水，一边和他聊起来他收藏的图书种类繁多，从经典的哲学、历史、经济学著作，到小人书，无所不有。在我们聊天当中，有时进来一两个小孩子，坐在那里看小人书，看完又出去玩，老人听之任之，看来已经习以为常。当我感叹他的藏书多时，他说，还有许多书放在太原没有带过来。此后，我不时到县城去拜访他，谈天、借书，逐渐熟悉起来。我可以感觉到，他寂寞、孤独，很乐意和我聊。我那是开始对经济学有兴趣，他说，他不懂，他感兴趣的是先秦诸子特别是墨子的思想。他说，墨子思想没有被很好地开掘，在先秦诸子中，墨子的思想和现代的科学思想是最亲和的。可以感觉到，岳明老人有一段不便问起的经历，因此多年来我始终没有问过他过去的事情。听县里干部说，他在解放以后，曾是河南省的一个厅局级领导，做过“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位中央领导纪登奎的上级。在1950年代，因犯错误从行政9级降到12级（在中国当时的行政级别中，厅局级最高是9级，最低是12级），“文革”中从太原发配到山阴县党校，现在仍然拿着行政12级的工资每月17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