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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级最高是9级，最低是12级），“文革”中从太原发配到山阴县党校，现在仍然拿着行政12级的工资每月175元。在当地人看来，这简直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数字，因为“文革”前一般的县领导只是科级，行政17、18级，工资不足百元，距离被降级后的岳明老人还相去相当远。老人犯错误后，老婆离婚，子女脱离关系，剩下孤身一人。每月的工资除了吃饭，只是买书。实在无好书可买，便买小人书，供一些孩子阅读，也是一个乐趣。至于岳明老人犯的什么错误，谁也说不清楚，有人说他1920年代就参加中国共产党了，但历史上有过“托派”错误，解放后此事重新追究后被贬；也有人说他是犯了“右倾”错误。
不管怎么说，反正是没有权力了，被贬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权力是社会地位的惟一衡量标准，“有权就有一切、没权就没一切”的逻辑下，在一些人眼中，岳明老人简直就是一个笑料。我曾听到一些干部议论他说：“那是个最笨的人，放着好好的高级干部都不会当！”后来，他离开山阴县到了大同市医专，我则到了大同铁路分局当工人。在大同，我仍旧去拜访他。他的住宿条件比在山阴县时略有改善，房中依然堆满了书。他在大同市医专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工作，严格说来，只是一种主管或生活方面的安置。我想，他在这里，至少在有病需治疗的时候比在下面县城里方便得多。“四人帮”倒台后，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要回太原了。我当时拿着一本从他那里借的哈伯勒的《繁荣与萧条》去还他。他说，这本书送给你吧，作个纪念。那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岳明老人。回北京后，顺便向一些老人打听，没有人认识他。我也不知道“岳明”是不是他的真实姓名。
第二十七章为我给周总理写信
回想起来，1971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国家大事来说，这是重要事件接踵发生的一年。这些重要事件，令我们这些生活在山区乡间的插队知青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冲击。1971年新年过后不久，全国上下，从中央到地方，开展起一场被称为“批陈整风”的运动。这场运动的矛头所指，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路上升曾经红极一时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这场运动，意味着陈伯达的倒台。依据不久后传达下来的中央文件中的说法，以及在知青中的种种传闻，陈伯达之所以倒台，是因为在1970年８月至９月间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史称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鼓吹“天才论”，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其实，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毛泽东主席的“天才”头衔已经戴上了，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则成了和毛主席连在一起出现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当时谁都知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引领了对这个最时髦词汇的使用风潮。他老人家怎么早不反对这样的说法和“理论”呢？“批陈整风”尚未结束，更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1971年９月，在知青中流传出一个消息：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副统帅林彪在外逃苏联时摔死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最初的反应是怀疑，继而便想设法弄清真相。从几个被我认为可靠的渠道得到的消息都证实这个传闻是真的。此间，我在给父亲写的信中隐隐说到，我在乡下的知青中听到一些传闻，有些出乎意外，不过，反正姑妄听之。父亲回信说，北京确实发生了重要的事情，相信不久会传达到你们那里。字里行间，使我明白传闻不是空穴来风。那时，父亲已经从文化部在湖北的“五七干校”调回北京。说起来，他这一调回，还真是和“批陈”有关。在“批陈”中，毛泽东主席要想读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人民出版社赶紧组稿出书，父亲正是作为人民出版社哲学史方面的编辑被社里调回来的。给我写那封信时，父亲已经回到北京半年了。父亲来信不久，我们插队的乡村中的确传达了林彪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消息。接着，全国由“批陈”转为“批林”。“9？13”事件，即林彪外逃事件，至少在部分知青中引发了一次思想解放。永远正确的神话已经不复存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逐渐成为半公开的话题，对现存体制弊端的探讨也在一些小圈子里展开。“四人帮”倒台后，针对“两个凡是”而开展的思想解放，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了思想基础。1971年发生的这些重要政治事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影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也随着此后的某些人事和政策调整而影响到他们的生活。针对知青的招工逐渐有了，推荐上学的少量机会也出现了。这些变化，使知青们有了新的选择的可能。我在这些新的可能面前，做了两种准备，一方面试图把握新的机会，找到新的生活方向；另一方面，在没有机会的时候，像往常那样，该做什么做什么。记得父亲的一个熟人到西安工作后，曾向父亲表示可设法帮助我解决工作问题。父亲告诉我这一消息，嘱我前往西安去一趟。这位前辈对我非常关心，让我在家中吃住，让孩子陪我在西安城内外游玩。阳光照射下的西安城墙、街道边上种植的随风波动的麦子、省委大院和百姓院子里的黄土坯房子眼前的质朴和想象中的恢弘历史交织在一起，使我对这座城市有难以言状的好感。我还跑到余下去看那里的电厂，看那无边的麦田，远望秦岭。我想，如果能有机会到这里来工作，那也真是不错的。父亲的朋友让我填写了登记表，看来事情还真是有点门。不过，我也注意到当他看到我表上的“社会关系”栏中祖父的名字时，稍稍停顿了下，和最后说“就这样写吧”时带有的一丝无奈。表送上去以后，就没有下文了。后来得知，去不成了。还有一次，一个关心我的前辈告诉我说，他在阳泉市的一个朋友或许可以对我提供帮助，让我去一趟。我于是到了阳泉。那是一座不大的山城，有冶金工业部的一些企业在那里，不繁华，但当时感觉还是一个满有些味道的地方。这位前辈的朋友是一家大型国企领导，刚刚“解放”出来，结合进了领导班子。我到阳泉市以后，和到西安一样，也是住在人家的家里。此去也是填了表，最后也是无果而终。那时，我最想得到的机会是上学，但那又谈何容易。考试制度被取消后还没有恢复，能上不能上，是依靠地方的推荐。争取被推荐的竞争十分激烈，我的条件没有优势。为招工和上学这类事情，我曾到插队所在地山阴县的知识青年办公室去谈过。那里的办事人员曾好心地和我说：“你这种情况，没有上面说话，下面很难办。”看来这是大实话。父亲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暗暗着急。他和祖父谈了我的情况，探讨是否可能由祖父给周总理写一封信，从“上面”解决问题。大约是1973－1974年间，祖父专门为我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
大意是说，我的孙子刘世定到农村插队已经多年，在那里锻炼、学习有不少收获。现在，插队知青已经有了被招工、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我希望，他也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后来，我听和县知青办公室比较熟悉的同学说，县知青办公室接到雁北地区知青办公室的电话，问是否有一个叫刘世定的知青，说周总理对我的情况有一个批示。我便写信去问父亲，父亲回信说，总理在看到祖父的信以后做了一个批示，大意是，对刘文辉的孙子，应该和其他人一样，以个人表现为标准，不能因为是刘文辉的孙子，而在招工、上学等方面予以拒绝。1974年冬，大同铁路分局到山阴县知青中招工，我报了名。这次我十分顺利地被录取了，分配到朔县车务段。12月24日，我离开四里庄，距离我到这里插队时整整６年。
第二十八章出席尼克松访华招待会
1970年代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长期封冻的关系上，出现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1970年10月1日，当年访问过延安写下《西行漫记》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出现在毛泽东主席身边。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和斯诺在一起的大幅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我那时在山西农村，从报纸上看到这幅照片只是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西行漫记》是我读过的一本书，我因此也知道埃德加？斯诺，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幅照片在国际关系上的含义。从参加国庆典礼的人员名单中，我看到祖父的名字。但远隔千里，我无法询问他的观感和想法。后来，我从读到的有关中美关系的其他一些书中才了解到斯诺那次访问的非同一般的意义。我在《基辛格》一书中读到，据斯诺所写的报道称，他在1970年间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时，曾敞开讨论了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前景。斯诺曾这样谈到毛泽东于1970年12月对他说的话：外交部正在研究让美国左、中、右的人都来访问中国。是否应当让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呢？应当欢迎他来。因为，据毛泽东解释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毛泽东将高兴同他谈，尼克松作为旅行者也行，作为总统也行。斯诺还写道：毛泽东对我说，是的，他宁愿要尼克松而不要社会民主党人和修正主义者来，那种人表面上说的是一回事，但上台后干的却是另一回事。他接着说，尼克松也许骗人，但也许比另外一些人稍稍好一点。尼克松依靠硬的一手，但他也用软的一手。是的，尼克松可以坐上一架飞机到这儿来。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如果他愿意来，主席将愿意和他谈谈，就是那样。不管他们会不会吵架，不管尼克松是作为旅行者来还是作为总统来，都行。他相信他们不会吵架在谈论到尼克松可能访问中国时，主席随口说，美国的总统选举将在1972年举行，是不是？因此，他又说，尼克松先生可以先派一个使者来，他自己在1972年初之前不大可能来北京。1971年4月6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乒乓球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因为我是乒乓球爱好者，所以对这一消息非常关注。我记得邀请是中国运动员庄则栋向美国运动员科恩提出的。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大陆，这是自1949年以来第一个正式进入中国大陆的美国代表团。4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成员，并发表讲话，向美国政府发出了重要信号。同年7月9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借道巴基斯坦秘密到达中国，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7月16日，双方同时发表了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着双方在经过长期对抗之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祖父出席了中国政府为尼克松访华举行的招待宴会。那时，我恰好因农闲回京尚未返回插队的村庄。晚饭后，我和父亲来到祖父、祖母的卧室等候祖父归来。虽然按照常例，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仪式性的活动，不一定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消息出现，但中美关系的这种变化实在是一个太重要的事件，好奇心驱使我放下别的事，以便先听为快，并尽量不漏掉从祖父那里得到来自第一现场的信息。祖父回来了。脱大衣之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卡片放在桌上。我一看，是招待宴会的菜谱。祖父从来不搞这种收藏纪念品的事情，这次可是例外。“一个餐桌上的美国人都把菜谱拿回去作纪念，我们也都拿回来了。”我看了看菜谱，至今能够记得的惟一的一道菜是“竹荪汤”，名称可能比这三个字要略复杂一些。那张菜谱，后来不知扔到哪里去了。如果保存下来，今天至少能够拍卖出一顿丰餐的价钱。祖父还带回两件尼克松送给每个参加宴会者的礼物：一件是镶嵌在玻璃中的有尼克松签名的名片；另一件是一个酒杯，上面有一个美国国徽浮雕。在祖父去世后的搬家过程中，那个酒杯不慎被摔碎了。镶嵌在有机玻璃中的尼克松名片，据哥哥说应该还在父亲家的某处，但父亲记不得塞在哪里了。如果能够找出来，准备照一张照片附在本书中，若找不到那就只能算作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