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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向周总理说郭子仪
在“文化大革命”中，祖父对周恩来总理的敬重日益加深。这不仅是因为周总理在困难的环境下对祖父个人和我们家庭的关照，而且更因为在政局危艰中，周总理所起到的他人难以替代的作用。祖父把周总理看作是当时维系国家稳定、关乎国家发展前景之关键。1972年，有一次祖父开会回来，向祖母、父亲和我说起开会的情况。他说，在电梯上碰到周总理，向总理说：“历史上当宰相时间最长的是郭子仪，24年，希望总理保重，超过郭子仪。”总理听后，哈哈一笑，没有说什么。郭子仪是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后的重臣，他平息叛乱、收复长安和洛阳，以文武之道抵御外敌，功彪史册。祖父借郭子仪这一段历史，既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敬重和望其保重的心情，也委婉地表达了对当时政局的态度。1973年，中国政治舞台上暗含着新的变数。祖父对于这一变数非常敏感。当然，他不可能知道内情，只能凭自己的政治经验进行猜测。“怕是对着周来的。”祖父如此判断，也隐有担心。虽然祖父担心这样的政治安排是借能力非凡之手，来削弱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政治力量，但是究竟如何做，结果如何，他认为“还要再看。”祖父所持“还要再看”的态度，既出于对当时中国政治大局的观察，也出于对复出的邓小平个人风格的部分了解。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时候，祖父和邓小平曾有过一段时间的近距离接触。父亲向我说起，祖父有一次私下说，他看邓小平的眼睛透亮、自信哥哥记得，祖父有一次说：“邓小平这个人，是不认黄的。”“不认黄”是四川的一句土话，其意思很难准确地用一句普通话来翻译。三字含有不认输、要坚持干下去的意思。但这还不能完全把“不认黄”的意思表达出来。“不认黄”还包含着做事讲原则，不为原则之外的其他因素所动之意。祖父“再看”对了。邓小平复出并主持工作以后，和“四人帮”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在当时可能的条件下，进行了后来所说的“拨乱反正”，振奋和凝聚了反对“四人帮”的政治力量。“这样就对了！”祖父对邓小平的作为极表赞成。1976年1月9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我那时在山西，不在祖父身边。听父亲讲，祖父得知消息以后，很是悲痛。他虽然身患癌症，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仍坚持要去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祖父是在父亲和哥哥的搀扶下去向总理告别的。父亲后来和我说，总理的遗体放在一个很小的遗体告别室里，规格很低。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引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悼念活动。哥哥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在“四人帮”倒台后举办的有关“四五运动”，即悼念周总理活动的影展、上映的纪录片和出版的影册中，有多幅珍贵照片是哥哥拍摄的。“四五运动”引来了“批邓”，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周恩来总理逝世、邓小平被打倒，重病在身的祖父对当时的政局非常失望。
第三十四章“已去了”我最后一次见到祖父的时间已经记不准确了，大约是在祖父去世前半年左右。记得一天上午，我到祖父房间里来的时候，阳光正从窗外照进来，祖父坐在椅子上，面容消瘦，但皮肤看上去很光洁。那种光洁是我多年来未曾见到过的。我顿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想到了“回光返照”四个字。当然，我没有说出来。祖父检查出患有肺癌是在1975年，那是在北京医院住院的时候。哥哥回忆说，他在医院陪住时，看到每天检查痰，化验单上写着“CA”，虽然不懂什么意思，但心里犯疑。有一次看到化验单上出现“癌”字，便清楚了。祖父当时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心脏和肺功能都不好。医生从他的身体状况着眼，认为不适合作手术，也不适合从事化疗、放疗之类需要较好身体才能承受的治疗，只能采用保守疗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顺其自然。祖父和家里人都认为医生的判断是正确的。医生还告诉我们，肺癌有不同的类型，有的发展很快，短期内就会迅速扩散，有一些则发展缓慢，可能还等不到扩散，病人就因其他方面的疾病或功能衰竭而逝去；有时，病人身体不好反而可能使癌症扩散较慢。我记得是吴院长和父亲谈的，谈时我在场。所有这些都没有瞒着祖父。祖父所患癌症发展比较缓慢。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一天总是会到来的。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信息。我在1976年6月23日接到家里拍来的电报：“祖父病危，速归”。我那时在大同铁路分局韩家岭车站当扳道工。韩家岭是大同南郊的一个车站，当时很小（改革开放后随着朔州露天煤矿开发、大秦线建设和晋煤外运，变成一个大站），在铁道车站等级中属于四级站，站内十几个职工。车站距离大同市区骑车需要半个小时。那时不仅没有移动电话，就是直通的长途电话，车站也没有（车站只有铁路内部电话），电报是最快速的联系工具。但那也要发到邮电局以后，再通过邮差骑车送来。接到电报后，我马上找站长请假。但一时找不到替班的人。铁路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车务段的工作，岗位责任十分严格，来不得半点忽悠。这样，我不能马上离开，必须把这一班上完。我们的工作时间制度是工作12小时，休息24小时。我算了一下，我上完一个班，乘车赶到大同，再换乘到北京的火车，最快总要一天多时间，不由暗暗叫苦。我有一种感觉：我如果迅即到达祖父身边，或许还能使他的生命延缓一刻，但现在的客观条件使我的行程如此拖延，肯定是不能和祖父相见了。天意如此，人力奈何！到达家门口了。按铃。司机老黄开门，见到我以后说：“已去了。”我回答：“知道了。谢谢！”见到父亲，他说，祖父已经于6月24日去世。在安徽的堂叔和婶婶也刚来，你们一起到医院去看看。我来到祖母房间。祖母一下子老了许多。她坐在那里，我们半天没有说话。祖父去世以后，祖母迅速老化，原本非常健康的身体也日渐衰弱。她曾十分悲伤地说过一句令我意外的话：“总理去世了，朱老总去世了，你们爷爷也去世了，那一代人过去了！”“那一代人过去了！”怀着这样的心境，人怎能不老！祖母于1982年12月去世。我后来向陪住在祖父身旁的哥哥问起祖父去世前的情形。哥哥说，最后两天，祖父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和他说话，他似有应答，但已不清楚。但胡子昂来看他的时候，他突然醒来。胡子昂对祖父说：“起义的时候，你身体很不好，我们都说你活不过六十岁，现在八十多岁，很不错呀！”祖父似乎听懂了。那天我从山西回到家中看过祖母以后，老黄把堂叔、婶婶和我送到北京医院。在太平间，我们看到祖父的遗体。看着固化的祖父，我心中酸楚，但没有流泪。原本生活的祖父，现在如同一尊雕像。生与死，人与他物，相隔竟是如此近。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庄子》中的几句话：“察其始而本无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生者驰驱天地之间，死者“偃然寝天巨室”。几天以后，中央为祖父在八宝山举行了追悼会。
第三十五章尾声
祖父去世后不到四个月，“四人帮”倒台了。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巨大变迁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出现着许多新的、不寻常的人和不寻常的事；在这个新的时代中，更出现着许多新的、寻常的人和寻常的事。这些不寻常的、寻常的人和事，融汇进流淌的历史之河。这无边的长河，有时令人感受到浩大，有时令人感受到渺小。但路总是要一步一步走的。写出省略号，是想停笔了。忽然想到2003年3月在被大雪覆盖的呼伦贝尔草原上行进时写下的一首词，随手转录。水龙吟从呼伦贝尔至阿尔山途中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九日雪原冬色无涯，迢迢天际通一线。古阳匹马，敖包枯草，朔风栏圈。人道此间，当时曾有，几番征战。看如今世物，神宁气静，情宽放，心慈善。多少兵戈书卷，问谁知，英雄长短。十年武略，百年规制，千年文献。读之若海，放之碧落，微乎滴点。望行程，已见疏林木栅，丘陵侧畔。
第三十六章
附录
祖父年谱1895年1月10日（甲午年腊月十五）出生于四川大邑县安仁镇。1908年到成都进入陆军小学。1911年进入西安陆军中学。1912年进入北京陆军第一中学。1914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炮科。1916年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回四川从事军事。1919年任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成为独立军事力量。1922年任川军第九师师长。1927年就任国民革命军24军军长。1928年任川康边防总指挥、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29年12月，同唐生智等人联名发出东、冬两电，要求蒋介石下台。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组织讨蒋联军，爆发中原大战。支持阎、冯、李讨蒋。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召开前，于9月6日和邓锡侯、田颂尧等发出鱼电促蒋介石下野。后张学良率奉军入关支持蒋介石，反蒋失败。1931年四川省政府改组后，4月于成都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32年10月，“二刘之战”（即刘湘联合邓锡侯、田颂尧诸部和刘文辉作战）爆发。1933年9月，与“二刘之战”中失败后退到康区，仍担任二十四军军长、川康边防总指挥。19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担任委员长。1938年刘湘率川军出川抗日后于武汉病故。蒋介石决定撤销川康绥靖公署，派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川康军政界联合抵制。夏季，与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等会面，讨论团结地方力量，坚持抗日，反对妥协。和龙云、邓锡侯、潘文华共商川、滇、康三省问题，签订抗战和合作协议。1939年元旦，西康正式建省，省府设立于康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