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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报，读到了一个“不再办”，从头细细读来，始知是“不再审批办公室”的简称。
这些年来，报上一直是说机构重叠、臃肿，要精简。谁知机构这玩艺就是怪，就像方桌的角，原本只有4个，锯掉1个，反而变成了5个。这虽类似脑筋急转弯，却是活生生的现实。你说要精简吗？那就成立个“精简办”。“庙”砌起来了，还得有“菩萨”供着，于是批编制，进“菩萨”，热热闹闹，香火日盛。
至于“打狗办”、“打拐办”、“扫黄打非办”你说哪个不重要？上边一根针，下边千条线。这“办”那“办”，倒也不要紧，问题是事情“办”得怎么样？“针”走，“线”能不能随？“线”多会不会乱？因为“狗”满为患，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活，所以“打狗办”成立。遗憾的是有些地方狗却益发繁衍旺盛，狗市生意火爆。就说那“不再办”吧，原本谁审批的，还让谁审批，大笔一挥，不就得了么，至于“不再审批”，就更简单了，有必要再成立个“不再审批办公室”吗？“不再审批”还“办”什么呢？
精简机构，决不是精简名称，更不是玩文字游戏，就像“上海吊车厂”，第一次听说简称，我笑得肚子疼，但现在我是再也笑不出来了。这是一种沉重，还是麻木？
点名批评官员
周和平（湖南冷水江）
香港对公务员的严格管理在世界上是有名的，大家都知道它有个廉政公署，实际上除了廉政公署外，它还有一套非常严密的规章制度，其中一项就是“公开点名批评”制。
例如，最近就有一批香港政府高官、公营机构高级人员、议员，因违规行为遭到市民的点名批评，在媒体上被公开曝光。其中有：社会福利署署长梁建邦，从香港乘坐客机头等舱绕道伦敦前往以色列开会，被揭露为“假公济私”；金融管理局副总裁陈德霖，用金管局的座驾绕道送儿子上学，遭市民举报，指责为“公车私用，浪费公币”；资讯科技及广播局局长邝其志在恒生银行总行只用作公事或慈善用途的宴会厅设宴庆祝银婚纪念，被公众投诉；邝其志与太太陪同友人在深圳买冒牌商品，被批评为“公然侵犯知识产权”；水务署长许文韶上班时间排队买储税券，也遭到公众举报与批评
香港这种“公开点名批评”制是值得借鉴的。其一，可以使公务员时时敲响警钟，防微杜渐。俗话说：权力滋生腐败。公务员特别是达到了一定行政级别的中高级公务员，权力是相当大的，如果不自我严格要求，很容易出现滥用权力甚至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的腐败行为，这时被社会公开点名批评，对其犹如当头一棒，使其猛醒，不再往违法乱纪的深处滑，从这层意义上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公务员的爱护和保护行为。其二，这是一种很好的监督方法。由于是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开点名批评，公务员对它的重视程度就比仅仅内部批评要大得多，作用与效果自然也要大得多。同时，这也有助于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和全民监督作用，从更宽范围、更深层次健全公务员监督机制。
沉重的法律
胡海林
震惊全国的辽宁“邱兆林事件”终于有了结论。执法者邱兆林把一名无辜的女工程师打得精神失常最后变成了疯子，而他也得到了他应有的“回报”——有期徒刑三年。姑且不论中国还有多少像邱兆林那以施淫威来维护权力地位的人、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想，如果是一名普通群众将执法者打成疯子，法律还能判他三年吗？而且一个事理昭然的事件拖了三年才得到最后解决，正是在这二年里，官司一审再审，受害者赵毅积郁成疾，发展到了遇见生只能条件反射地连呼“抓邱”这种状态，谁来为赵毅的年青春负责，谁又能为赵毅的疯负上真正的责任呢？
肇事者邱兆林被判刑三年。这三年，仅仅是对拖了三年的官司在年限量上的弥补，而难以弥补的却是许多人（包括那些受冤还没得昭雪的受害者及亲人）对法律尊严的虔信。近几年来，执法者犯法的事件层出不穷，椎究原因，不是我们的法律不够健全，而是先前在一些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能秉公执法，而对后来者没能起到根本的警戒作用。法律是公众的法律，是人民集体意志的体现，一巳法律不能很好地反映人民的意志，只是恃强凌弱时，可怕的不是一两件“邱兆林事件”的发生，而是法律尊严在民众意识中的退化。
如今的猴子，杀鸡都不怎么怕了，你拔几片鸡毛还能吓着它吗？终审结束时，面对摄像镜头，邱兆林摇头晃脑口呼“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它最终会证明我的清白无辜”，不知在座的众法官做何感想。而如法律有灵，恐怕也有自惭之意：我究竟还有多重的分量？
个人总结
王雁（西安）
“个人总结”这个东西是中国人的独创，就如同陕北秧歌、户县农民画、大熊猫和“一定要搞好计划生育”这种口号一样，一看就知道是中国的。
就在今天上午，我在一个很平常的办公室里，看到了一摞很平常的“个人总结”。我随意翻了翻，和我们大多数人20年前抑或30年前写的差不多，可以说是几十年如一日。比如我能够服从组织上的一切安排又比如我没有违法违纪行为云云。
这种东西有没有人看我就不好说了，写是必须要写的，因为它隐隐约约的和饭碗有关。至于你是否真的“服从安排”了，是否真的“没有违法违纪”了，那都是另外的一回事，与“个人总结”无关。
“个人总结”源于公元多少年我没有考证过，但可以肯定它绝非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后。因为改革开放之后评价一个人的优劣主要是以实绩为依据，而不是看你个人怎么写怎么说。“个人总结”这种形而上。学的东西只能诞生在政治统帅一切的土壤上。诞生在那块土壤上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个人总结”的荒谬太一目了然了。令人吃惊的是写者和看者似乎都没感到有什么不对劲，都很习惯，这就不仅仅可笑，而且可怕了。
不是我们不需要“总结”，我们需要总结的东西太多了，但肯定不是这样一种虚假的、模式化的“总结”。模式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它意味着禁锢、拒绝和死亡。什么都可以“模式”，惟独思想是无法“模式”的。当所有的人都讲一种语言时，思想和语言早已“离婚”了。
今天我们回头看看文革时的一些言行会感到很可笑：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背语录——再过20年，或者10年、5年，当我们，或者我们的孩子们，重读那些“个人总结”时，一定也会忍俊不禁。而今天，我们依然认真地、一丝不苟地、理所当然地写着，写着。
不仅仅是个人总结，有许多形式主义的东西还在有条不紊地批发着，因为改革它非常麻烦。
振振有词的害群之马
敦白（北京）
有两个报道，看后令人极为愤慨：一是内蒙赤峰糖厂半年不发工人一文工资，却明目张胆违背中央政策张贴告示，强行每人交一万元集资款，否则立即下岗。二是原浙江温州平阳县委组织部长董根顺，月工资800余元，到任四五年便聚敛家产170多万元。两个官员，一个可算庸官酷吏，一个可称贪官污吏，答记者问时振振有词，俨然真理在手，天经地义，嘴脸何其相似。
明明是企业经营不善，连年亏损，以至于工人半年来连吃饭的钱都没有，董事长总经理却跷着二郎腿怪罪工人不交钱是“观念意识跟不上形势”、“不能和企业荣辱与共”。这位“公仆”乘美国名牌豪华轿车卡迪拉克，他的副总经理说“汽车是公有财产，每个工人都有一份”。且不说每个工人能否与“公仆”们荣辱与共，屁股能沾上“卡迪拉克”的光，到了厂里没饭吃的地步，领导为什么不和工人们“荣辱与共”，把豪华车卖了，先解决无米之炊呢！依我看，千万不能和这样的“公仆”“荣辱与共”。否则不但揭不开锅，总有一天会弄到卖儿鬻女的地步。据报道，目前该厂已“集资”1000万元，有关部门知其不对却暂无办法。但糖厂的头头们却有的是“损招”：除了将豪华车藏匿于宾馆，还决定将来用产品——白糖偿还工人欠款。设想，若以出厂价2元一斤计算，每个参与集资的工人可分两吨半白糖。大概每个工人还得弄个小仓房。你看，连销路带仓贮问题都解决了，还能说领导无能？这怎么是雪上加霜？让你工人整天泡在蜜糖里还不知福吗？
再说那位县委组织部董根顺，大概连个“七品芝麻官”都算不上。不过一个小小“押司”罢了。却真个是“虎落平阳”！老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董部长四五年间竞购置了五六处房产，且查明的只有十几万贿金，余下百多万家资全系“灰色收入”！好生了得！董部长理直气壮地宣称：这些“全是朋友熟人送的”。并作此地无银三百两，来路似乎还很“光明正大”！岂非咄咄怪事！如此这般的董事长总经理，又如此这般的组织部长，机关或企业如果真碰上了，依我看，“政企不分”也好，“政企分开”也罢，都是要倒霉的。唯一的办法：消灭蛀虫！
你看见了什么
胡平（安徽滁州）
一个卫生检查团到某城市检查，市领导在宾馆宴请检查团。宾主觥筹交错，谈笑甚欢。突然从餐厅的门缝中窜出一物，检查团中一个年轻人大叫一声：“老鼠！好大一只老鼠！”皆大惊失色，还是检查团中的一位负责人反应快：“哪里有这么大的老鼠，那是一只灰猫！”该市卫生局长立即附和道：“是啊，那是餐厅养的一只灰猫。”几位市领导遂擦了擦额头的汗。众人又坐下来继续饮酒。倒是那位年轻人弄得面红耳赤，坐立不安。
处事越多，见识越广，就越有“眼”力。对官场上的人来说，这就是一种宝贵的政治经验。可是越是有这种经验的人却越缺乏“眼力”，这不是很奇怪吗？
长大当讨饭的
陈大超（湖北孝感）
朋友的小家伙，居然说他长大后要当讨饭的。
“惊”得我不由得哈哈大笑。开始我以为我没听清楚，于是就反复问。那个奶声奶气的小宝贝，也就反复用奶声奶气的声音说：“我长大了当个讨饭的。”
我也就知道这里面必有故事。
果然，他的家人告诉我说：“开始他一听见猫叫就往我怀里钻，我就叫他莫怕莫怕，说这个世界上妈妈最狠，有妈妈在，你什么都不用怕，那时候他就说他长大了要当妈妈；后来他长大一点了，调起皮来我有点狠不住他了，我就用隔壁一位当警察的叔叔来骇他，说这个世界上警察是最狠的人，打这以后，他又说他长大了要当警察了；有一次，隔壁的警察叔叔带他出去玩，他竟然去逗一个讨饭的，隔壁的就说：你可莫碰讨饭的呀，连叔叔都不敢惹他呢！从此以后，他就说长大以后要当讨饭的了。”
人最怕什么，就最想当什么；当了自己最怕的，既可免除自己的怕，又可享受别人的怕。这个道理，连三岁小孩子都懂。难怪那么多的人，长大了，都不约而同地想当官呢！
人不如狗
童大焕（福建三明）
“3月5日，是徐汇区有征犬打防疫针的第一天，不少宠物主人以权谋私，动用单位车辆送狗打针，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在四小时内，即有二十多辆公车送小狗打针。”读了这则新闻（《南方周末》1998。3。27），不由人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要是能把这些公车的车牌号同时刊登登出来，这条新闻的价值就更高了。可惜没有，也许登出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很多事说出来，说给大家听都可以，就是不能说给具体的某些人听。
去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一系列“张金柱案”仍像拂不去的阴影，历历在目地在眼前晃来品去，苏东海们痛苦的呻吟犹在耳际，不料今年却又发生这样的“喜剧”。其实这也不奇怪，悲剧喜剧总是互相轮流着发生，有什么样的悲剧，便会有什么样的喜剧，二者之间总是有那么点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根本用不着那么多的车轮真的从苏东海们的身上碾过去压过来，只要有太多的小狗大狗们坐着公车去治病去打预防针，老百姓就已经要在那些无形的车轮底下痛苦地呻吟了。
“四不敢”男人
陈大超（湖北孝感）
湖南一位女士，投书到湖北的《青年月报》杂志，说她跟她的丈夫“愈来愈没有共同语言”，因为她的丈夫是那种“不敢想、不敢说、不敢闯、不敢做”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