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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胡吹
严秀
近年来有不少人在忙于谈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21世纪的世界文化是儒学思想领导的文化，对世纪最重要的世界通用语言文字是汉语和中文等等一句话，在对世纪内，中国会把全世界的一切都统一起来。我看，这完全是在胡说一气。要西方人放弃拼音文字来使用中国的方块汉字？要西方人放弃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的口号来采用中国三纲五常、中庸之道的思想道德规范，要人家都放弃交响乐来听我们的威风锣鼓？要人家放弃芭蕾舞来演我们的跑旱船？要人家放弃现代医学学都来学我们的肝火脾土的医术？这简直是异想天开，无可理喻了。
现在中国不仅已经吃了几年饱饭（但是还有几千万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哩！），而且国家比“文革”前和“文革”时期，都确实有了根本的不同，国家是大大地飞速前进了，面貌可谓大为改观了，人们当然会因此而感到无比高兴和自豪。在这种时节，会产生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看来也是必然的——因为它反映了中风还相当落后，在见识上同应有的卅界水平似乎还有一段小小的距离，所以才会说出种种离奇古怪的胡话。
这回大说特说的胡话一倒不是要天天斗、一天到晚要去解救全世界四分之三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之类的空话了，相反的是一些更加怪异的东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么然讲：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电视、报刊上常见，字体很大，当然主要是在信口开河的说话和广告中，但是有些正式的文章也在这么大讲特讲。这算什么爱国主义？这是在么开的胡说八道。难道中国要做宰割全世界的秦始皇？胡吹这类东西，真可说是愚昧到了极点。
我们不仅现在不应该胡说什么21世纪是中国的世之类的昏话，即使在千年万年中国人强特强之后，那时世界真的“大同”了的话，也决不是“大同”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民族，只不过是现在大家还很难想像的某种联系更加密切的状态罢了。恐怕在那个“大同”中不但有“小异”，而且还有“大异”呢！例如，语言文字，就很难“大同”得了。要我们十几亿人口放弃汉语、中文等，怎么办得到呢？要全世界的人都来通用汉语、中文等，当然更是决不可能的事。
国家兴旺起来了，这是大幸事，但我们还要更力口谦虚一点才好，更加理智一点才好，更加照顾常识一点才好。一切统一于中国，不但纯属空想，而且十分反动，这是千万胡吹不得的
外国人现在大体上也知道这类东西全是无知者的妄说，所以他们现在也还没有认真看待这类东西，大约还处在一旁看笑话的状态中。但是如果吹得太多了，吹的人有的又不全是无知妄人，甚至把这种胡吹变成一种时尚潮流，汁误以为是“爱国主义”宣传，听其泛滥，以至鼓励其泛滥，那就很不像话了，外国人也会真的重视起来的。所以，我劝有些大家小家们，不要吃了几年饱饭，有个电视机看行，就又忘乎所以了，还是要照顾一点常识，不要这样胡说八道为好。
“稳定”不是挡箭牌
曹中勋（青岛）
各级政府和干部要关心民间疾苦，减轻群众的负担，我想，是中央强调稳定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想到这一政策到了某些人那里却倒了过来，成了抵挡人民依法督促政府和干部减轻人民负担行为的挡箭牌。这恐怕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种创举。
也许在河边镇、蓬溪县某些干部的眼里，所谓稳定，就是农民遭受再重的负担也要默默承受；所谓稳定，就是社会各界见到再不公平、违法乱纪之事，也不要去把它抖露出来，更不要去纠正。这倒使我想起古罗马的一位专制皇帝君士坦丁的名言：公开的丑闻比暗中让某些人逍遥法外列为有害。也许，这样的思想是很对那些惯用“稳定”做挡箭牌的干部的心思的。
但是现在毕竟是二十一世纪前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世纪的罗马帝国。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讲究依法治国。人民也好，干部也好，政府也好，均需依法行事。因为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有依法监督政府行为的权力，“行政诉讼法”也早已实行。难道人民行使合法权力，是“破坏稳定”吗？
稳定是大局，依法治国是大计。什么时候某些干部、某些政府领导人才能学会做一个合法的公仆，学会用法制社会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呢？
窝里斗
沈昌（广州）
我在纽约打工的时候，听到这样一则故事：年底，美国老板欲给工人加薪，数额颇大——每人500美元，但他规定：每组只加一人，具体加给谁，由各组民主讨论后决定。这间厂的工人大都来自亚洲，故分为日本组、越南组、韩国组，中国组
通知下达后，秘书小姐要求各组下班前报上加薪名单，日本组最快，几分钟就定出了名单，送给老板一看，老板很满意，此人正是他意料中的人选——技术高、速度快；越南组报上来的是一个技术中等，工资最低的可怜人；韩国组也报上来了，是一个技术最差，人缘特好的和事佬，对此，老板摇摇头，无可奈何。
中国组呢？为何迟迟不报？快下班的时候，秘书小姐再去催促，结果却是：中国人不要加薪！老板听了大吃一惊！难道中国人真的发扬共产主义风格？难道正当的报酬都不要？老板不相信，亲自下中国组了解，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中国组的五个人已经讨论了半天，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他们向老板提出“要么平均分配，每人加一百，要么大家都不加！老板生气地把手一挥，取消了中国组的加薪！
一些外国老板得出结论说：聘请中国人最好单独使用，几个人在一起就会“内讧。”
“当”当表
金土木（安徽）
单位一小青年乐不可支地散糖。问：“何喜之有？”答：“当上市人民代表了。”
小青年不说“选”上了而说“当”上了，是很准确的：我们这有上千号选民的单位，今年压根就没选过什么市人民代表；小青年所在部门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吃了小青年的喜糖后，方“喜”知本部门“出”了个市人民代表。
有好事者追根溯源，方明白：市里给我们单位一个“市人民代表”指标，要求这名代表必须是“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年龄在35周岁以下”。这小青年刚过“而立”，是少数民族后裔，表现平平尚未加入任何党派，“三项硬条件具备”。于是，单位有关部门“报”上了，市有关部门“批”了，小青年也就“当”上了。
不要揣测这小青年在市里有什么“背景”；不，绝对没有。他之所以“当”上了，仅仅因为他“三项硬条件具备”。至于他是否具有参政议政能力，是否足以“代表”本单位上千号“选”民，这些似乎都成了“软条件”而且被忽略不计了。
不知道像这样因“硬条件具备而“当”上了人民代表有多少？不知道像这样“当”上的人民代表如何“加大对政府监督的力度”？
想及他人
莫小米
时下的综艺节目中往往穿插一些要现场嘉宾回答问题的节目，时下的嘉宾往往非常机灵，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形怪状的东西，只要导游小姐一声“这是干什么用的呢？”他们都能凭着丰富的想象，争先恐后地说出种种答案来，而且，总能猜它个八九不离十。然而却有一次例外。
那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东西——电梯，问题是：电梯里总有一面大镜子，那大镜子是干什么用的呢？
回答踊跃如常：
——用来对镜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仪容。
——用来看清后面有没有跟进来不怀好意的人。
——用来扩大视觉空间，增加舒适感透气感的。
一再启发之后，主持人终于说出了非常简单的正确答案：肢残人摇着轮椅进来时，不必费心转身即可从镜子里看见楼层的显示灯。
原来是这样！
原本活泼靓丽机智风趣的嘉宾们多少有些尴尬，其中一位颇有些抱屈地说：那我们怎能想到呢？
是啊，怎能想到呢？时至今日，我们的确越来越聪明，我们的知识面的确越来越宽广，我们想一个问题常可以想到海阔天空，但不幸的是，思路无论扩展到多远，它往往只是从自己出发的。
而若不能想及他人，再辽远再辉煌的思路都是狭窄的。
胜似老鸨
陈鲁民（郑州）
河北省邯郸县公安局代乡派出所副所长孔庆金，虽说着警服、佩警衔、戴警帽，道貌岸然，可我咋看咋像个开妓院的老鸨。
这不是“人身污辱”，我有报纸为证：《人民日报》1998年9月3日载，孔庆金为了搞“创收”，与妓女串通一气，给妓女付房租、配呼机、送礼物、发奖金，并趁机将罚没嫖客的部分钱款装入自己腰包。而旧社会的老鸨，也无非是给妓女提供吃穿住生活条件，收取部分嫖金而已。相比较起来，孔庆金基本上也在干着同样的“工作”，而且比老鸨考虑的还要周到些，说孔庆金“不是老鸨，胜似老鸨”可有什么委屈吗？
不过，孔庆金与旧时老鸨也有不同之处。老鸨开妓院，或曰“桂香院”，或称“恰红楼”，干什么吆喝什么，行当虽龌龊，行事倒也“磊落”；孔庆金身为派出所副所长，本该“保一方平安”，却偷偷干着妓院老鸨的勾当，挂羊头卖狗肉，那就是下流再加无耻。老鸨开妓院，明码标价，“公平交易”，一手交钱，一手“卖肉”；孔庆金却是利用妓女敲诈欺骗，大搞阴谋诡计。倘用妓院的“行规行德”来衡量，孔庆金实在连老鸨都不如。
然而，不知是心有灵犀，还是相互借鉴，抑或“经验”推广，与孔庆金所见所为“略同”的“大盖帽”，并不罕见。安徽凤阳县公安局西泉派出所所长林志荣，也善于利用妓女做文章，对妓女频频进行精神鼓励：你们干，没有事。派出所“创收”有道，妓女密切配合，两年下来，仅通过抓嫖就收入70多万元。而黑龙江省呼兰县许堡派出所来得更干脆，他们不仅不养妓女，连抓嫖也觉得太麻烦，来钱太慢，便以“书黄”为名，把38岁的女教师刘桂文抓来刑讯逼供，刘桂文实在招架不住了，只好在派出所写的嫖客名单上胡乱认下几十个人，派出所马上出去，按图索骥，每人罚款5000元，仅此一举，就“创收”达15。7万元。
利用“抓嫖”“书黄”来“创收”，只是时下众多“创收”高招之一。眼下一些执法部门“创收”招数虽多，但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靠权吃权，靠法吃法，这创收，就如同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妖魔鬼怪纷纷出笼，就再也难以收回来。这不仅亵渎了神圣法律，也腐蚀掉了一批执法人员。
罗兰夫人有句名言：自由，多少恶事假汝而行。若改成“创收，多少恶事假汝而行”，也是十分贴切的。
别为他们喊穷
孙承（山东益都）
一家报纸1998年8月21日《灾区孩子上学难亟待解决》一文，报道了湖北省监利县三洲镇一姚姓人家三个子女分别考上大学、中专及高中，因家庭困难，交学费成了问题。还是这家报纸1998年9月7日第8版在《陈凤上大学》通栏大标题下，文字加照片报道了湖北省公安县高考录取生陈凤，在社会各界帮助下，解决了上学的困难，按期到校。陈凤姐弟三人，她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也在等学费”。8月24日新闻联播还曾予报道。
以上两个家，都是三个子女。
未见于报端的，三个子女家庭在上述地区还有多少？我想肯定不止这两家。
据本人了解，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从1980年起即实行“一对夫妇一个孩”，特殊情况可以生两胎，但没有生三胎的规定。据此，以上两家均有超生嫌疑，这两家的困难，除水灾外，多子女也是造成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是“洪灾使她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报道中语）。
计划生育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新闻媒体在宣传报道中不要忘了这一前提，即使在洪灾面前，也还是不应以多子女家庭困难为典型，应该宣传报道的是：提倡一孩化，在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也是一孩家庭抗灾能力强；多子女不光荣，子女多困难多，遇上自然灾害时困难更多。群众转变观念，计划生育才能搞好。不要再为多子女家庭喊“穷”了。
名人的谎言
干志芳（浙江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