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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壤，反腐就像割韭菜，你今天割掉一九明天还会再长出一茬来的。这种过程的贡复，很容易使老百姓从“动真格”的亢奋与冲动，疲乏到只剩下“割韭菜”之类无奈联想。
何况，李金涛东窗事发，本身还同写“亲笔批示”的由现任市长成了“原市民”有关，要不，说个准李金涛还在当着他的“警卫科技”呢——有着几乎像圣旨一样的“亲笔指示”，即使发现了他的这假那假，你又奈他何？
甲（假）货
刘肃平（兰州）
今年初，我因手术后遗症，再次住院，发现同样的病床，价涨四倍，同一个专家，挂号费涨了两倍多。问及原因，方知该院因荣登“三甲”，各项收费全都剧增。设施依旧、水平依旧、服务依旧，可就因“三甲”，价格就有了天地之别！
市场经济，按质论价，优质优价。若某酒店的软硬件都是二星级水平，却按三星级标准收费，无疑是价格欺诈。医院不同于酒店，它除了以医疗服务获取利润的商业性质外，尚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质，使人不忍斥其为欺诈，但使患者医疗费倍增而未让患者享有任何新的更好的医疗服务的“三甲”，却铁定有“三假”嫌疑。
住院近半年，终于离开“三甲”医院。善良的妻子为使我心情愉快地观赏世界杯，特意拿出私房钱，购回一台被某特约经销商反复强调“市场占有率稳居三甲”的新彩电，结果发现低频音失真，听不清。仔细观察，包装箱有显然因重复封口而造成的十多个旧眼孔，箱体也显得陈旧，不禁怀疑其中有假。当做好充分“战斗”准备同经销商交涉时，没想到经销商对我指出的质量问题既未开箱核实，也不正面回答旧包装箱问题，就一口答应无条件退货，之后又动员我们：“不满意这个品牌，我们还有别的品牌嘛。”可我们再也不敢买他店里的彩电了。
看完别人的足球，我的注意力又转向中国足球甲级职业联赛，但却欣赏不到多少真实精彩的比赛，看到的是假球黑哨的猖獗。联赛后期大部分比赛的结果，竟被媒体、球迷根据比赛双方的保级（组）利益关系一一猜中。最不可测的足球比赛结果居然最容易猜中，这比赛真是假（甲）极、黑透！而愤怒之极的媒体干脆在标题中直接冠以“假A假B丑剧”
近一年来，我就这样总是被“甲（假）”字困扰，这是我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
教导学生做假
许晓铭（上海）
我原先在工厂上班，一年总要遇到几次检查，什么局里的，部里的。接到通知，厂里总要做番手脚，大扫除，转移不合格产品，补齐各类报表和合格单等等。藏丑扮靓，隐次显好，一切都遮掩得不露破绽，呈现在检查官员的面前的俨然是个管理有序讲究质量的工厂。莺歌燕舞之后便好酒相待，好礼相送，官员们留下好评带着满意的微笑走了。年复一年，这种看不到真实情况而又能给工厂带来太平和好处的“检查”就这样成了惯性延续下来
料想不到的是，这种“做假”已蔓延到小学孩子们的纯真世界。邻居上四年级的女孩告诉我，区教育局来检查工作，班主任事先就做了手脚，将班上学习好的孩子重新排座次，分散在每个小组，若抽查到组内的任何成员，站起来回答的都将是你。那些学习一般的孩子就成了失去自我的道具、摆设。那天，教育局的官员拿着点名册进了教室，点了一个名字，恰是女孩那个组的差生，邻居女孩子身负重托应声而起，冒名顶替面无惧色和愧色地回答了检官提出的问题。事后班主任表扬了她。邻居女孩说，其他班级也是这样的。我听得心都惊了。
为了争取学校的名誉或者是显示教师的水平，居然领着孩子做假，教导孩子撒谎，为人师表，干这样的勾当于心何安？于心何忍？误人子弟的最终结果将是误事、误国！我们吃够了造假的苦，“大跃进”年代造出来的卫星田丰收年，饿死了多少人，其间的教训太惨痛了，不要把责任全推到官僚主义和决策者身上，没有下面的造假，假资料，假数据、假报告、事态会是这样的么？几十年过去了，造假之事非但不减，还刮到了我们视为“净土”的学校！呜呼！看来二十一世纪杜绝做假是困难重重的了。诚实离孩子们远去，因为撒谎能得到老师表扬，因为老师精心设计做假。
代脸受过的屁股
陈大超
美国一位名叫柏德烈的汉子，终于抓住了对她女儿进行过“性侵犯”的色狼。为此他作出过顽强不屈的努力。“要么用刀子将你的脸上刮花，要么朝着你的屁股开两枪，让你的屁股开花，你就选择吧、”柏德烈对那色狼说。
色狼眼珠一转，就选择了让屁股开花。柏德烈也就不客气，举枪就朝着他的屁股叭叭开了两枪。色狼的屁股也就立刻开了花。
我认为这真是便宜了色狼。他明明做的是丢脸的事，他却计屁股代脸受过。这本来是一种很狡猾的做法，是保住脸面今后做起坏事来依然方便的欺骗行为，但那位柏德烈光生，却是如此轻易地就答应了他。
如果这位色狼的屁股能喊冤，它是一定会大喊特喊的。
这确实是天大的冤枉。从来就没有机会抛头露面的屁股，好不容易上了报纸，却是如此一条叫屁股羞愧难当的爆炸性丑闻。色狼的屁股，真正是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啊！
但如果说全世界就只有这位色狼一个人，用这种态度对来待屁股，那么这位色狼，也一定会大喊冤枉的。
不能不承认，用这种态度对待屁股的人，古今中外，都大有人在。
中国古时候，就专门有一种打屁股的刑法，不论是朝廷命官，还是平头百姓，只要做了没脸做人或无脸见人的事，都有可能被拉去用板子打屁股。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血流如注，那脸面却依然光亮；是官的自然可以易地做官，不是官的，也可以换个地方做人。
当然也有在犯人的脸上刺字做记号的，但通行的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还是用板子打屁股，以致“打屁股”在中国已经成了批评和训斥的代名词。
好像人的屁股，就是专门为了保全人的脸面而存在的；存在的方式就是随时准备代脸受过，充当脸的替罪羊。
这其实就是人们对待屁股的逻辑。
如果进一步想，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逻辑已经被某些人运用得相当广泛和深奥了。例如一件事明明是高高在上的头面人物干砸了，但最后挨板子的，却往往是下面的虾兵蟹将，乃至平头百姓。也就是说，在某些人眼里，虾兵蟹将和平头百姓，就是专门代脸受过给脸充当替罪羊的“屁股”。
老实说，作为虾兵蟹将和平头百姓这种“屁股”的一分子，我是一再“享受”过被人错打代人受过的滋味的。当然不好受。但却无可奈何。你要是有什么不服，要据理力争，那么结果只能是你被打得更惨。
所以我才有感而发，要写这篇为“屁股”鸣冤叫屈的文章。我相信有我这种感受的人一定很多。我真希望我们能够作出共同的努力，共同为提高“屁股”的应有待遇，维护“屁股”的应有尊严而努力。
“数字真实”年
李云青
每到年终，上上下下，各行各业，表白业绩的“数字”，在媒体上大力张扬。这些数字是否真实？宏观的大数字，小百姓无从考订，真实否，只好存疑，基层的小数字，怎么汇报上去的，知情人能讲出很多哭笑不得的故事。举一例：夏收时节，一个村主任向乡里报了10000公斤的产量，乡长抄起电话火了：“不知道年初给你们下达的‘计划指标’吗？”村主任说：“没收那么多麦子，怎么办？”乡长气急败坏：“那你就别干了！”后来，讨价还价，村主任以翻一番的数字，保住了自己的小乌纱。
时下，像这样编造的类似数字有多少种？一位会计脱口而出：脑门数字，仰脸数字，口袋数字，欺上数字，乞贷数字，借贷数字，嫁接数字，饼干数字，浮肿数字，要不是一口气上不来，他还能说下去，有人愁苦地说：“这么多‘各取所需’的数字，充斥上上下下各行各业的统计报表，成了决策的依据，浮夸的后果早已显现，再如此下去，年复一年，怎么收场呢？谁来收场呢？”为此，有人呼吁：该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牺牲”二字有想头），排除万难，把数字完全彻底搞“实”的时候了。否则，各项事业的假冒伪劣姑且不说，各色人等的经济亏空也姑且不论，只说农民，数字上是“小康”了，而实际生活呢？四川金堂“小康村”实际是“卖血村”，即是一例。
年终到了，能否下个“通令”：今年各行各业有关“数字”的总结，不考虑年初的“指令性计划指标”，不考虑地方的“长官们想要的数字”，誓死捍卫“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反过去“假数字驴打滚填报法”，把数字搞实，以使我们的各项事业，扎扎实实地踏在地上，让百姓过上安心的日子。当然，这样做，一些官员处心积虑炮制的假数字就彻底露馅了，同时这些官员的政治品质也就暴露了。不如此，哪年哪月，数字，特别是“经济数字”，才能真实地反映公仆们的实绩？才能真实地反映老百姓的生活？要知道，“政治上采取诚实的态度是有力的表现”，瞒和骗总有一天要真相大白的。难道非要等到日子混不下去了，才被迫来一次统计数字的“打假归真”吗？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路线，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命线。我们要像捍卫自己的眼珠一样捍卫实事求是。眼睛是揉不进沙子的，反映民情、国情的数字也决不允许掺进水分。
1999年，是个什么“年”？我希望是个“数字真实年”。倘能如此，全国人民一定敲锣打鼓，高呼万岁。
“奴才”的嘴脸
刘绍楹
说到奴才，人们很自然地要联想到《水浒传》里恶少高衙内身边的富安，《白毛女》里充当黄世仁打手的穆仁智，《沙家浜》里胡传魁身边的刁小三等等。这些奴才的典型代表，如同主人肚子里的蛔虫，主人心里盘算什么他们揣摩得最清楚，掌握得最准确，能及时地恰到好处地曲意逢迎；这些人十分善解人意，主人想要干什么事，他们马上就能出谋划策，出一个又一个的点子，肉麻地向主人献媚效力，为虎作伥、帮狗吃食，是奴才的典型特征。
社会主义的今大，共产党的队伍里，照理说不应该有奴才存在的余地了。可是非常令人遗憾，今天有些人的所作所为，那手法，那心境，那嘴脸，与富安、穆仁智、刁小二比较，套用一句老话，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举个例子说吧。不久前媒体披露的那位浙江省平阳县县委组织部长董顺根，上任四年敛财170万，演绎了现代版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知诸位注意没有，董氏贪污受贿，除了他自己的“努力”之外，还多亏了几个“奴才”费尽心机地协助、支持。
对聚敛的巨额资产，董顺根解释说：“是朋友们送的”，“平时比较熟悉的人送的”。怎么送来的呢？有的是为了买官直接上门行贿，有的是以“人情礼”的形式送的，而靠“人情礼”敛财的实施，那几个得力的“手下人”“功”不可没。调查发现，董顺根收受他人钱物，高峰期是在1996年8月至1997年2月，也就是他搬家和子女上学的所谓“该送人情礼”的时期。可是，有的人并不了解他家里的事，有的人虽了解但不想送礼。于是，董顺根的几个得力的“手下人”便四处出击，打电话、捎口信，遍告董部长有什么什么“家事”，你应该过去看看、坐坐。说去看看、坐坐，可组织部长的家是那么好进的么？知情者称这实际上是在发“送礼通知”。于是，接到“通知”的7多多名领导干部，都或自愿或无奈地携带钱或物登门了。请看，这些“手下人”的作为，不是地地道道的奴才行径吗？
当然，细分析，便可以知道新老奴才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董顺根的“手下人”有共产党员的头衔，披“公仆”的外衣；而旧时的奴才没有公开的身分，只是主人的“狗腿子”。这是不同。相同之处，他们搞的都是人身依附那一套，向上司献媚取宠，摇尾乞怜，充当作恶的帮手。董顺根那170万，不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通过手下的“奴才”摇旗呐喊、协助敛取的吗？
照理说，在革命队伍里，上级与下级只是分工的不同，在人格上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别，都是平等的同志，可实际上呢？处心积虑拍上级“马屁”者从未绝迹，于今尤烈。在有些领导身边，那善于察言观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