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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出去干什么？”
“书院、义学是办起了，但是经费还远远不足。他这是出去找富户集资化缘去了，也好使其能办得更强些。”
袁天亮听了后，很是感慨。
他回到京城后，将这事禀奏了嘉庆皇帝。嘉庆皇帝想，这位老爱卿还在为培养家乡士子而辛劳，不惜余年，精神可嘉。
于是，他当即降旨给寻阳州知州大人，道：将寻阳的“厘税”银子，拨给帅承瀛，用这笔钱培养士子，开办书院和义学馆。
后来，大林书院和寻阳义学馆，为鄂东培育出不少人才。其中，有不少学生中了进士，成了翰林。家乡人都说，翰林府出翰林，这都是帅承瀛的功劳。
此为后话。
话再回到“百寿图”上。
刘墉、纪昀、王杰等，这124位翰林以书“百寿图”屏风为帅承瀛庆贺70寿辰事，原本未想让太上皇帝乾隆和皇帝嘉庆知道，干脆来个民间庆祝，那样将更会有趣味些，情谊也会更真挚些。然而，他们用心细致一想，觉得不妥。帅承瀛与两代皇帝，是“老主同场少主师”，既是乾隆的同窗，又是嘉庆的老师，关系最近。如果就此不说，待怪罪下来，岂可了得！再说，这些事也是人之常情，当让二位皇帝知道才是。况且，太上皇帝和皇帝日理万机，过于繁忙，有时未想到此事，这也是正常的事情。
果然，正待纪昀等要对乾隆禀奏时，乾隆竟传旨过问此事来了。于是，由纪昀出面，向乾隆作了回禀。
乾隆听了，心中大喜，说道：
“朕的臣子办事是干练，诸位翰林想事是周全，此以‘百寿图’贺寿，实为新鲜。请再算上二位，朕与皇上也参加。”
纪昀听了，跪地谢恩，说道：
“臣纪昀，并代替帅承瀛，一并万谢圣恩。”
乾隆也没有多说，当即将嘉庆找了来。
“皇儿，你老师帅承瀛过生日事，你知道不？”
“父皇，啥时事？”
“你当上了皇上，把老师都忘了，架子真不小啊。自古以来，有三不可不知：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天地之年不可不知，老师之年不可不知。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都应切记心里。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尊。师长犹同父母，岂能忘怀。今日有忘师之为，明日就有弃父之行也。”
乾隆的一席话，只说得嘉庆脸热起来，说道：
“父皇，实在是皇儿喇忽了。”
“你能喇忽，我却不能喇忽，帅承瀛生日，朕还要亲自到场。”
嘉庆听了，这才觉得自己失礼。然而他想了半天，也没有能想出个更好的祝贺方法来。
还是太上皇上乾隆想事周到，说道：
“咱皇家什么最尊贵？”
“传国玉玺。”
“那么，将传国玉玺给诸翰林书写的‘百寿图’盖上，岂不更好！”
嘉庆听了，乐得一拍掌，说道：
“万谢父皇提示，皇儿知道了。”
说罢，当即让大学士于敏中将“皇帝之玺”大印取来，加盖在翰林们的‘百寿图’上。从此，“百寿图”身价陡涨，变成钦赐之物了。
待送“百寿图”那天，更是热烈。
太上皇帝乾隆、皇帝嘉庆乘坐的两驾御辇走在前头，后面是金瓜、铖，斧、朝天镫，再后面便是124名翰林组成的翰林队伍。“百寿图”，因为加盖上了“皇帝之玺”大印，成了至尊至圣至上之物，早有扈驾大臣护送抬着走在最前面了。
帅承瀛在北京虎坊桥家中，看到了这个场面，看到了“百寿图”上的那124个不重样的篆写的“寿”字，以及那加盖的鲜红红的“皇帝之玺”大印，只觉老眼昏花了。待跪迎时，竟流下昏黄老泪来。
泪光中，他恍惚走过了自己的沧桑一生。
泪光中，他恍惚看过了自己的荣辱欢悲。
瞬间，那124个“寿”字，变成了124张图画。这图画，急速地在他的眼前闪逝着？？
乾隆四十年（1775年）查处金堡案。曾是明末进士的金堡，削发为僧后称谵归和尚，住持广东韶州丹霞寺，著有《偏行堂集》、《偏行堂续集》、《屹海焚余集》诸书。乾隆在审查呈缴的禁书时，发现其《偏行堂集》“语多悖谬”，遂被定为“逆书”。谵归虽死，仍被毁塔磨骸，将寺庙夷为平地，将丹霞寺五百众僧尽皆处死。
帅承瀛想，我是乾隆的朋友，我要是谵归呢？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查处尹嘉铨案。曾是大理寺卿的尹嘉铨，年逾七十，解甲归田。他为提高本家门第，上奏折给乾隆，为其父尹会一请封谥号。其父尹会一，字元孚，号健余，直隶博野人。清初著名学者。雍正朝曾任过河南巡抚、吏部侍郎等职。著有《修习斋祠堂启》、《习斋先生入乡贤祠文》、《颜习斋先生墓表》、《健余先生文集》、《小学纂注》、《近思录集解》、《抚豫条教》等。他以为父亲作为巨大，自当请求封号。只因奏折言辞有过，致使乾隆不满。遂进行查禁其著作，发现“多有碍语”。结果尹嘉铨被处绞，家产抄没。
帅承瀛想，我是乾隆的重臣，假若我是尹嘉铨呢？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沈德潜案。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吴县）人，清代诗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二次南巡时发现了这个人才，称其“年逾八十，实为蓬瀛人瑞，今来接驾，著加恩，给予礼部尚书衔”，实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并御赐进士。待沈德潜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去世后，乾隆曾谕令将沈入祀贤良祠，并御书碑文以示纪念。然而，当审查徐述夔文字案时，发现沈曾赞扬过徐的诗句，并为徐作传，又发现沈诗中有“夺朱非止色，异种也称王”句，误认为“微言有疑”，逆将沈祀牌撤出贤良祠，并剖棺戳尸。
帅承瀛想，我与乾隆交往甚厚，若我是沈德潜呢？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福崧案。福崧曾任浙江巡抚，勤于政务，精明能干，即便在他贿赂公行的当时，还能做到“廉俸外，不受岁时的苞苴”。大学士和？，深受乾隆宠信，权势炙人。每年各省督抚大员，都要向他馈送厚礼。福崧不肯随波逐流，未有行贿，使得和？怀恨在心。后来福崧为帮助两淮盐运使柴祯升解决亏空，被和？获知，以挪用库银名定罪，将福崧逮捕。福崧不服，扬言要进京奏明圣上，治和？罪。和？惧怕，在福崧被押解途中，行至山东红花铺时，假传圣旨，“途中赐自尽”。福崧不服，大呼“冤枉”。被责令执行的山东巡抚吉庆无计可施，只好以酒中置毒，使其身亡。
帅承瀛想，我与乾隆过往已久，若我是福崧呢
常言，“伴君如伴虎”，回想亦使人毛骨悚然矣。
然而，他毕竟是与乾隆、嘉庆过从甚密，君恩深重。为此，他不觉落下滚烫的热泪。
嘉庆三年正月初六日，帅承瀛度过了70寿诞之日。不久，嘉庆于寻阳为帅承瀛建造的的御赐翰林府亦已完竣。于是帅承瀛便想辞别京师，告老还乡，回到故里，以颐天年。但是，他一直是迟迟未得动身。这事，主要是关系到老皇乾隆身上了。
是年，乾隆已经88岁高龄。他见乾隆虽然仍是“体气素强，从无疾病”，但是自“上年冬腊偶感风寒，调理就愈后”，身体明显不如前时。他颇为担心。他和臣仆们一样，尽管嘴上没说，心里都在这样想着：老皇帝将要龙驭上宾了。人不关心，则情理不乱。他毕竟是在老皇帝身边呆了28年的时光，且感怀益厚，得到的恩典亦颇多。据此，怎好忍心悄然离去呢！
嘉庆四年（1799年）己未春正月初一，正值新岁正旦之日，乾隆于乾清宫还接受了百官朝贺。朝贺的臣子中，即有帅承瀛。
正月初二日早晨，乾隆写下了他生平的最后一首诗，并召帅承瀛入宫看过。其诗是写清军剿四川、湖北、陕西诸地白莲教起义军获捷而欣喜心情的。诗云：
三年师旅开，
实数不应猜。
邪教轻由误，
官军剿复该。
领兵数观望，
残赤不胜裁。
执讯速获丑，
都同逆首来。
是日夜，乾隆病危。
正月初三凌晨，乾隆驾崩。
朝隆圣寿八十有九。他由25岁登极，做了60年皇帝，3年太上皇帝。
是岁正月二十七日出灵。
是岁四月乙未恭上尊谥曰：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考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
是岁九月庚午辰时安葬于直隶遵化马兰峪清东陵裕陵。
乾隆万年吉地，最初选在直隶易县永宁山下的清西陵，靠近他父皇雍正的泰陵，并选好穴位。但是，他后来考虑到：为使东、西二陵“香火并佳”，便又改为东陵。乾隆登极的第七年，便开始了陵墓的营造。其陵称为裕陵。陵内，宝床上除乾隆金棺外，还有两位皇后、三位皇贵妃的棺柩。两位皇后是：孝贤诚正敦穆仁惠徽恭康顺辅天昌圣纯皇后，简称孝贤皇后，姓富察氏；孝仪恭顺康裕慈仁端恪敏哲翼天毓圣纯皇后，简称孝仪皇后，姓魏佳氏。孝仪皇后，即嘉庆皇帝的生母。三位皇贵妃是：慧贤皇贵妃，姓高佳氏；纯惠皇贵妃，姓苏佳氏；淑嘉皇贵妃，姓金佳氏。
待乾隆安葬后，帅承瀛觉得一块心事完结了，心也静了下来了。遂于是年十月上旬，离开京师，东出山海关，奔向了寻阳老家。
待他步出雄巍屹立的山海关门，来到苍凉古迈的关外地界时，蓦地停住了双脚。当年，他跨进山海关门时，曾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盛年时期；而今步出山海关门却是鬓发皆白、老态龙钟的耄耋之年了。
他想到这里，不觉落下凄凉的老泪。
鄂东多山，楚南多山。大山连绵，起伏不断。
帅承瀛，这个大山之子，又一步步向大山走去。
最后，他的身影消失在大山里。
这次，随他一同来到寻阳的，还有程伟元和纪昀。
程伟元，此时早已完成《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全本的初版、再版，身无他事所系了。他随帅承瀛来到鄂东，系因帅承瀛将他推荐给驻鄂将军晋昌，作了幕僚。此后，他在晋昌幕僚职上，佐理奏牍，颇为得力，二人常唱和，并替晋昌编校《且在堂诗稿》，甚为勤勉，心情也舒畅。
纪昀，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夏，以编秘籍《高宗实录》至奉天。此时，是他平生中难得的恬静、悠闲时期。于是，他利用余暇，追记见闻，作稗说六卷，曰《滦阳消夏录》；越二年，作《如是我闻》四卷；次年，作《槐西杂志》四卷；又次年，作《姑妄听之》四卷；嘉庆三年，复至奉天，又成《滦阳续录》六卷，计五种二十四卷。这些作品，内容泛杂，凡地方风物、宦海变故、典章趣志、医卜星相、轶闻逸事、狐精鬼怪，几乎无所不包。此次，他随帅承瀛来到寻阳，住在寻阳帅承瀛御赐翰林府。帅承瀛协理他将五书合一，编定为《阅微草堂笔记》。全书40万字，收诸种故事千二百篇。该书，无论其内容或规模，以及审美、造诣程度，都可与蒲松龄氏《聊斋志异》相比。另外，《聊斋志异》成书于山东聊城，而其作者蒲松龄的后人移居及其遗稿流传皆至鄂东及蕲州；而《阅微草堂笔记》，作者纪昀为直隶献县人，书稿及编定却置身于鄂东及寻阳，皆属鄂东大地，说来实在偶合生趣。
帅承瀛回到寻阳，以大理寺少卿衔出任大林书院掌院，余暇开始整理自己的平生著述。同样，这也是他一生中难得的平静与消遣。然而直到这时，他才叭哒叭哒嘴觉着有些苦涩之味。一生的才气和时光，几乎是全部地献给了皇家。他帮助乾隆、嘉庆两代皇帝撰、改、编、校诗文，纂修《四库全书》，出任三通馆纂修，写出许多政务文章。但是现在轮到是自己著述，却是甚微，空空无几，显得可怜。于是，他仰天长叹一声，用心语说道：
“人称吾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到头来却是轻轻浮浮，有几多属于我本人！”
此当属于悲剧，他自己亦深有所知。
然而，悔之晚矣。
经他整理，除散在诗章外，再者就是镌刻于碣碑或序写于刊本上的文字了。那些碣碑，或存于庙宇，或存于山泽，或存于村泮；那些序文，或利于诗集，或刊于文集，或跋于书后。而这些文字，多存于家乡寻阳或雷池一带。由此可见，他对于乡里的厚爱之情，以及乡里不忘于他的深重之感。其诗文俱散在。
直到他过世后的130余年的民国时期，才有他的同邑后学史学家兼诗人金毓黻先生，将其著述整理、编辑、刊刻，定名为《承瀛集》。其中诗章，已在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