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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皇帝这才醒过味儿来，就坡下驴吧，只好免去了寻阳县百姓的皇粮。
帅承瀛到了老年，不再像从前那样滑稽诙谐，但他的本性仍很难移。
道光癸亥年（1803年）二月初一日酉时，刘夫人过世，道光皇帝派特使前去致祭，并赐予优厚的治丧费用。
事后，帅承瀛入宫叩谢，道光皇帝问道：“汝负海内文豪之誉，且伉债情笃，可有悼亡佳作？”
帅承瀛奏道：“臣病弱侵寻，文字也颓唐不足登大雅之堂，惟六十年结发夫妻，鼓盆之痛，自所难已，故乃抄袭古人陈言，以代心声。”
道光皇帝又问：“你是用的哪个古人的哪段陈言？”
帅承瀛便高声背诵王羲之的《兰亭序》中的一段，只将头一个“夫”字，改读成了“如”字：
“如（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宝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已，快然自足，锋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道光皇帝听了，不禁拍掌大笑，说：“影射得幽默可笑！王羲之万万想不到他的此段文字，千载之后居然被你移做成一篇绝妙的悼妻祭文。也亏你想得出来！”
帅承瀛得意地嘿嘿笑了起来。
帅承瀛八十岁高龄的时间，仍直言敢谏。
这一年的十月，某地有一位妇女突然遭到流氓的袭击，被捆住手脚堵住嘴奸污了。那位妇女从始至终并不屈服，最后被杀害了。按照以前的规定，既已失身，就不能算作烈女，也不予以旌表。
帅承瀛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定例凡妇女强奸不从，因而被杀死，皆准旌表。其猝遭**，捆缚受污不屈见戕者，则例无旌表。伏思此等妇女，舍生取义，其志本同，徒以或孱弱而遭犷悍，或孤身而遇多人，此其势之不敌，非其节之不固，卒能捍刃捐生，与抗节被杀者无异。”还说：“譬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而扎缚把持，强使跪拜，可谓屈膝贼庭者乎？”
经过帅承瀛的据理抗争，道光皇帝才下旨说：“已被污者与未被污者略示区别，量予旌表。如凶手在两人以上者，显系孱弱难支，与强奸被杀者一体予旌。”
帅承瀛对自己的子侄和亲属要求是严格的，不允许他们胡作非为，惹事生非。
帅承瀛的妹妹帅**曾鞭打婢女。他得知后，对她说：“婢女亦属父母养育之爱女，只因家贫，无以糊口，不得已忍痛鬻为婢。年小者七八岁，大者十二三，久依母膝，一旦别离，其中心之痛苦，诚非楮墨所能形容者。主妇宜矜惜之，爱护之，使其？
风流才子帅承瀛的灯谜 ＇本章字数：237 最新更新时间：2008…10…02 10：06：16。0＇
风流才子帅承瀛的灯谜
詹玮/文
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与猫狗狐狼半边相仿佛，既非家畜也非野兽
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对东西南北一片皆模糊，虽为短品却是妙文
两句合在一起：猜谜
是不是这样猜法？？
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青也；与猫狗狐狼半边相仿佛，既非家畜也非野兽，犭也；合起来是猜字。
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讠也；对东西南北一片皆模糊，那就在十字上再斜加一横一竖成米字；虽为短品却是妙文，疑为走之旁；合在一起成谜字。
从想到风流才子家谱 ＇本章字数：40749 最新更新时间：2008…10…02 07：05：14。0＇
从<；风流探花帅承瀛>；想到风流才子家谱
詹玮/文
因吾在互联网上聊天时喜以“风流才子”而名之，故而招致诸多网友之误解。其实，吾用“风流才子”之名实乃期盼未来能有幸入此家门，并非认为现在就是“风流才子”。观今之天下，唯吾编外师傅李熬先生与吾族兄杨振宁博士配称而已。
按吾理解，“风流才子”者内涵“风流”与“才子”二义也。自古配称“风流”一词者，当在其有生之年留有千古佳话者也。“才子”一词亦有两重涵义。其中，“才”谓“思维反应敏捷”，“子”即以饱学而倍受尊重者。古之“子”字之义，类同当今之“先生”。如，“孔子、孟子”之称若换成当今之言即是“孔先生、孟先生”之意。然而，此“先生”一词非指一般之男士，其内涵“老师”之意。此“老师”二字，不是指一种职业，更重在指能“传道授业”之人。
就吾所闻而论，古往今来配称“风流才子”者仅十数人耳。
“风流才子”之开山鼻祖即2300多年前出生的宋玉。宋玉者，乃楚国鄢郢，即今湖北省宜城市鄢城办事处腊树村人，生于楚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卒于楚亡之时（公元前222），享年七十六岁。宋玉是中国赋体文学的开创者和代表作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全方位地描写女性形象的作家，是中国感伤主义文学、梦幻主义文学、艳情文学、山水文学、游戏文学的开山祖师。他还是一个有名的美男子。宋玉和中国古代著名大诗人屈原大约是同时代的人。屈原开创了一种优美的文学体裁“楚辞”。这种诗歌体裁讲究文辞的华丽，运用大量的比喻和象征创造出丰富的意象。屈原死后，宋玉是这类体裁的重要作家。他最有名的著作是《登徒子好色赋》，所讲的内容是：宋玉和登徒子都是楚国的大夫，跟楚王很亲近。登徒子嫉妒宋玉的才华，总是找机会在楚王跟前说宋玉的坏话。一次登徒子对楚王说：“宋玉长得相貌堂堂，很有学识，而且很好色，所以大王一定不要让他陪您到后宫去。后宫有那么多漂亮的嫔妃，见到宋玉可能会惹出麻烦来。”。楚王于是召见宋玉，就登徒子的话向他求证。宋玉说：“我长得相貌堂堂，是天生的，我很有知识，是因为我勤奋好学，至于说我好色，则是没有的事。”，楚王问：“有何为证？”，宋玉说：“天下美丽的女人，楚国最多，楚国美女最多的地方是我的家乡臣里。臣里最出名的美女就是我家的邻居。这位美女，增一分则太高，减一分则太矮。用了粉则显得太白，用了红脂则显得太红。她的牙齿、头发、一举手一投足，真是再美不过了。她微微一笑就迷倒了一大堆贵公子们。可是这位美女却常常透过她家的墙偷看我，足足有三年时间，我却不为心动，怎么能说我好色呢。实际上，登徒子才是一个好色的人。”；楚王请他说出理由。宋玉说：“登徒子的老婆一点都不漂亮，可是登徒子一见她就迷上了，而且已经跟她生了五个孩子。”楚王听了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然而，宋玉还是因为“好色”而名传千古了。
“风流才子”这套衣钵的第二代传人是汉代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汉文学家，初名犬子，因慕战国时人蔺相如，改名为相如。司马相如少年时代喜欢读书练剑，二十多岁就做了汉景帝的警卫叫「武骑常侍」，不过并不受重用而使他有不遇知音之叹，后来他辞官投靠梁孝王，并与邹阳、枚乘、庄忌等一批志趣相投的文士共事，就在此时他为梁王写了著名的那篇“子虚赋”。后来这篇文章被汉武帝看到大为赞赏，并且以为是古人的文章，经人奏报才知道是出于一个当代的年青才子之笔，惊喜之余马上召他进京，司马相如向武帝表示说：「 “子虚赋”写的只是诸侯打猎的事，算不了什么，请允许我再作一篇天子打猎的赋」，这就是内容上与”子虚赋”相接的”上林赋”，不仅内容可以相衔接，文字辞藻也都更华美壮丽、好大喜功的武帝读毕非常高兴，立刻封他为侍从郎，即为「郎」。建元六年（公元前１３５年）武帝派大将军唐蒙征南越，通夜郎，派司马相如出使巴蜀，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进行安抚，他在那儿发布了一张“谕巴蜀檄”的公告，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二度他又奉命出使巴蜀这一次回到成都他受到当地士绅热烈的欢迎，他的一篇“难蜀父老”以解答问题的形式，阐明为什么要和少数民族相处的道理，文章苍劲优美，说理透彻，成功地说服了众人，使少数民族与汉廷合作为开发西南边疆作出贡献，可惜好景不常，有人告发他接受贿赂，因而被免官。相如晚年出任「孝文园令」，这是管理皇帝墓园的闲差事，但是他对朝廷大事仍然关心，他见到武帝喜好神仙之术，因此上了“大人赋”欲以讽谏，想不到效果适得其反，“长门赋”中就可以窥见他对自己际遇不幸的感叹，元狩五年（公元前１１８年）遗有“封禅文”一卷，这就是司马相如的绝笔了。代表著作：《子虚上林赋》，司马相如把田猎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展开了全面的具体的描写，并通过对客观事实的具体描写，形象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子虚上林赋》是歌颂的作品，作者所描写的是帝王贵族的生活，竭力宣扬的是汉天子的豪华和富有，这固然有揣摹帝王心理，投其所好的一面，但通过这些描写，可以使我们感受到统一的汉帝国在上升时期所具有的气象和面貌，其视野之恢弘、胸襟之开阔，是以前文学作品所没有的。《子虚上林赋》还是一篇讽喻性的作品，作通过作品中三个人物一浪高过一浪的描写以及最后子虚、乌有先生俯首受教、态度的转变，表达了对诸侯的奢侈和僭越礼法行为的不满，以及维护中央王朝统一的政治态度，这与汉初政论家贾山、贾谊、晁错等人论政所表达的认识是一致的。至于赋末作者通过天子之口所发表的抑制奢侈、崇尚节俭的议论，其社会效果也许是十分微弱的。《长门赋》，在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上与《楚辞》相近，是一篇很好的抒情作品。司马相如写作这篇赋的起因，并不单纯是对于后宫妇女的同情。而是以后宫女子的悲惨遭遇来寄托个人身世之感慨。屈原利用话传说的材料，采用的是幻想、象征的手法，人们容易发现其中的寄托，而司马相如转而写入人间男女的情爱，采用的是写实的手法，人们容易从其描写的生活出发对作品进行分析，不容易想到作者另外的寓意。司马相如的这种写法，实际上开创了古代诗歌中以男女之艳情写个人情志的一体，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同样是不可低估的。景帝中元六年，司马相如回到蜀地，恰巧那里的富豪卓王孙，备了宴席请客。县令王吉和司马相如一起参加了宴会。客人被司马相如的堂堂仪表和潇洒的风度所吸引，正当酒酣耳熟的时候，王吉请司马相如弹一曲助兴。司马精湛的琴艺，博得众人的好感，更使那隔帘听曲的卓文君倾倒。这卓文君是富豪卓王孙的女儿，因丈夫刚死，才回到娘家守寡，她听到司马相如的琴声，如痴如醉，又见他的相貌堂堂，有了好感。此后，他们两人经常来往，便产生了爱慕之情。一天夜里，卓文君没有告诉父亲，就私自去找司马相如。他们一起回到成都，结了婚。这就是有名的「文君夜奔」的故事。正当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沈浸在甜蜜的新婚日子里，卓王孙却暴跳如雷，发誓不给文君钱财。这样一来，文君和相如穷得没法过日子。他们只得回到临邛，在街上开了一家酒店，文君坐柜台打酒，相如穿上围裙，端酒送菜，洗碗刷碟子。日子虽然清苦，但两口子相敬如宾，过得和和气气，过了一些日子，卓王孙在朋友的相劝下，才消了怒气，给了文君一些钱财和奴仆。“文章西汉两司马”，这是班固对司马相如文学成就的评价，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还把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二人的文学成就虽有差异，但他们都各自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在各自的领域中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为推动文学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他们有相同的努力和贡献，二人对后世文学的影响都不仅局限于各自擅长的那一方面，而是全面的、巨大的。汉赋经过他揉和各家特色加上他自己的创造建立起固定的散体大赋，后来学诗赋的人都能以他为典范。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风流韵事更是千古流传。
“风流才子”这套衣钵的第三代传人是三国时期“才高八斗”的曹子建。曹植（公元192～232），三国时魏诗人，字子建，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曹植自幼颖慧，年10岁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深得曹操的宠信。曹操曾经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几次想要立他为太子。然而曹植行为放任，屡犯法禁，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长曹丕则颇能矫情自饰，终于在立储斗争中渐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