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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在为“一化三改”的目标而奋斗时，自然而然地有一个速度问题。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思想是什么？有些论者把速度仅仅看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又把周恩来的基本思想归结为反冒进。这种看法没有全面地、完整地理解周恩来在速度问题上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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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问题上的“过”与“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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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8日，周恩来说：“现在开始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国际国内形势都是有利的；提出过渡时期的问题，也是适时的。但必须承认还有困难。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我们还有五种经济并存，要使其能够均衡发展，并在新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关系非常复杂。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40页。
这段话，首先告诉我们，从“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一开始，周恩来所讲的速度就不是专指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而是既指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也指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一化三改”的目标是“一化”和“三改”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整体目标，“一化”与“三改”的速度自然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其次，周恩来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有利条件和经济文化落后的不利条件的分析，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提出这个方针是要求避免“过”与“不及”的两个极端，以求得“一化三改”适中可行的速度。周恩来认为中国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在建设方面一共耽误了一百年，在经济文化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一百年。面对落后怎么办？我们不能慢吞吞地走路，“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33页。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谁说周恩来不反对保守倾向，谁说周恩来不着急？谁说周恩来不想快？但也正因为经济文化落后，不可能一步登天，不能盲目图快。否则就会欲速不达，得不偿失。所以也要反对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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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一化三改”不能“一步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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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不仅对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强调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对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这样。
1953年6月19日，他针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问题指出：“我们国家总是要到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而且是在走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是一天天在增加着。所以，我们既反对保守思想，也反对急躁情绪。在农村工作中我们主要的是反对急躁。农业机械化的前途是一定要实现的。不看见这个前途是盲目；另一面，不承认我们的落后和不平衡的现象，就是急躁。”同上书，第131页。这里是说实现国家工业化既不能保守也不能冒进；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要既反对保守思想又反对急躁情绪。1953年9月8日，周恩来针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指出，有两种现象必须引起注意：一种是有些工商业家对国家还保持着很大的距离，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一种是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要对这两方面的人进行教育。他说：“一方面，我们反对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停止不前。现在不动将来就要痛，现在向前将来就会愉快。另一方面，急躁冒进，想一步登天，也是错误的。”《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49页。
“一五”计划的后两年，周恩来面对1955年下半年以来掀起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仍然强调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方面既不能保守，也不能冒进。1956年2月8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周恩来指出：“商业部、手工业合作总社、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同上书，第251页。
“一五”计划的后两年，周恩来更多的、更突出的是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计划与预算方面强调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1956年2月8日，周恩来指出：“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同上书，第252页。6月，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针对3月份通过的预算数字太大、基本建设投资147亿元很难完成，提出“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同上书，第262页。9月，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说：“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78页。他指出，1955年计划保守了一点，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结果出现了物资积压；1956年计划冒进了一点，把基本建设规模定得大了一些，结果出现了财政和物资相当紧张的局面，这两方面的教训都应该吸取。他认为编制长期计划时，应该按照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使其比较可靠；编制年度计划时则要充分考虑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他说：“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同上书，第280页。这是周恩来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从编制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从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角度上，对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所作的一次精彩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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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两个方面的冒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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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时期内，保守倾向和冒进倾向总有一个是主要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要重点反对主要的错误倾向。“一五”时期，为“一化三改”的目标奋斗时，虽然有裹足不前的保守倾向，但主要的错误倾向是急躁冒进。由于冒进从表面上看与目标趋于相同的方向，同时又与群众的热情、积极性相伴，并带有革命的色彩，因此，反冒进比反保守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需要更冷静的头脑和更坚韧的毅力。实现国家工业化以及计划、预算问题，并不直接反映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直接反映着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和斗争。因此，反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冒进倾向，需要更高的洞察力和更大的勇气。“一五”时期，周恩来在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斗争中，重点放在反对冒进倾向上。他对“一化”和“三改”两个方面的冒进倾向都进行了坚韧不拔的说服工作。
1953年9月，周恩来阐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具体解释。他说，基本上实现，不是完全实现；基本上实现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相当长的时期究竟是多少年？他同意当时毛泽东的提法：“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
1953年，周恩来对反冒进主要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阐述的。他认为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它是渐变过程，而不是突变，“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37页。他说：“‘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话，如果不讲清楚，很容易被误会为马上要实行社会主义。我们进行工作时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同上书，第145页。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9月7日，毛泽东说：“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8页。。当时，周恩来在不同场合、不同会议上多次阐述和发挥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他说：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就是说，不少于三年但可以多过五年，搞不成还可以推迟，不能急躁；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就是说不是全部，而是把产品多、产值大的工厂纳入，不是把户数众多的中小工厂也一下子引进来。“总结起来说，至少要三年到五年，才能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这并不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要几个五年计划，两者不可混同”。《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49页。
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毛泽东认为是比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更为繁重的工作。周恩来重视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并进一步指出：“个体农业、手工业，是两个大海，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因此，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走完过渡时期。”同上书，第156页。这个相当长的时间，具体地说，就是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年至十五年或更多些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十分重视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要有步骤地进行。他认为，所谓有步骤，“就是说互助合作运动要根据自愿两利的原则，逐步地由低级到高级，不能性急”。实现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所以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要使个体农业、手工业者自愿走合作化道路，必须使他们看到个体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不如集体，合作社的劳动生产率就是高于单干。然而“照现在的情形看，还没有做得那样好”。《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65页。这需要一个过程。
直到1955年11月16日，周恩来还坚持说：“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变成为全民所有制，把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转变成为集体所有制。”同上书，第226页。
1955年下半年，由于毛泽东激烈地批评“小脚女人”和“右倾机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步伐猛烈地加快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连带着加快了。1956年出现了三大改造的高潮。此时，“相当长的时间”、“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不可能再被提及。
在三大改造的高潮之下，对社会主义工业化也提出了“提早完成”和加快的要求，并出现了把计划指标订得过高、基建规模定得过大的倾向。这时，周恩来更多的是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从计划与预算、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角度上阐发了反冒进的思想。1956年1月20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2月8日，他说：“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同上书，第251页。6月，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之前，在讨论《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草稿）》时，周恩来指出，对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现在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9月，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他批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以后，“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二年内做完”。《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81页。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对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