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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与战术、整体与局部、重点与全面沟通起来，善于将原则具体化，使设计蓝图符合实际并进入可行性操作之中的管理家、实干家。
周恩来为了让毛泽东集中精力思考战略性的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常常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管理者的角色。有一次，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问周恩来：你为什么这样做？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的。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他多次同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说，毛主席听汇报看文件只记几个大数就够了，我是办具体事的，要记一些具体数字。
周恩来“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郭沫若：《洪波曲》第2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具有总理国务、管理国家的杰出才能。建国前毛泽东就已认定周恩来是未来新中国总理的最佳人选。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总结中毛泽东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58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建国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共和国总理，一直到去世。“主席”和“总理”分别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代名词。
毛泽东对周恩来，有时见面亲切地称呼“恩来”；有时在急件上直呼“周”；有时在书信中称呼“周总理”；有时则信任而又尊重地称呼“总理”。毛泽东与他人交往中，直接而简便地呼姓或完全以职务代称是极少见的。“周”和“总理”这两种称呼方式，毛泽东只对周恩来使用过。这从一个细小的侧面反映着毛周关系：信赖中透出自然，尊重中透出亲近。党内外名人学者喜欢将周恩来比之为西周时的辅政大臣周公旦，尊称为“周公”，并常常这样称颂周恩来：“周到，周到，周公一到，一切周到。”毛泽东也曾用“周公”尊称周恩来。1949年12月2日，毛泽东致柳亚子的信中写道：“周公确有吐握之劳”。《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5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周恩来总管一切、日理万机的才能与政绩的肯定。毛泽东曾对许多人感慨：“还是我们的总理啊，上至国家大事，下到服务员的工作都关心到了！”成元功：《北京的老百姓能否吃到这样的菜？》，《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38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1946年朱德六十大寿时，周恩来在祝辞中写道：“全党中你首先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的纪录。”“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生产运动，一直到现在的自卫战争，你是无役不与。”《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4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在周恩来心中朱德是“无役不与”的元戎之首。在朱德心中周恩来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就是党内的总管家，是个好管家。1948年春，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在西柏坡向刘少奇、朱德汇报抓经济工作的问题时，朱德说：“快啦！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管这一个家。他会把这个事情办好。”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总管家，政务最繁忙的人。他的工作一会儿外交，一会儿经济，一会儿军事，一会儿统战，一会儿文教但他像出色的琴师弹钢琴一样自然流畅、节奏分明，节奏的最强音始终是经济建设。周恩来的秘书顾明回忆说：“恩来同志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外交（包括外贸和援外）是为了争取一个和平、稳定、中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创造一个民主、自由、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恩来同志把毕生心血奉献给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远大目标。”顾明：《历尽艰辛创四化》，《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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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副诗联说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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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国经野辅世长民”——从总管家，特别是从经济工作的角度来看周恩来，儒学大师马一孚的这种概括绝不是溢美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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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士话中国的总管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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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到“红区”之后，周恩来是斯诺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建国后，斯诺曾于1960年、1964年、1970年多次来华。1960年8月30日，周恩来陪斯诺游览密云水库，泛舟长谈。1964年10月，周恩来在自己的住宅里，再次同斯诺长谈。1970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把斯诺和他的夫人洛伊斯领到毛泽东主席的身边，由此产生了轰动世界的独家新闻：中国愿意接受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斯诺对周恩来交之甚笃，知之甚深。他说：“周的经历表明，他正是人们所说的总管一切的人。”《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第300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他在探讨毛周关系时说：“周喜欢抓每个计划的具体执行，问题越复杂越好，而毛则对此感到厌烦。周会大刀阔斧直抓事物的核心，摒弃无关紧要的东西，必要时采用绕道走的方法，但从来不轻易下赌注，除非他拿了一手绝妙的好牌。革命形势呈现稳定之日，就是周工作得心应手之时。”斯诺：《尼克松棋逢对手》，《西方人看周恩来》第46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版。
美国《纽约时报》的远东记者约翰·麦克库·吴德施出生在中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重游中国，周恩来曾三次接见他。他说：周恩来“是北京必不可少的全天候人物。他在党内最高层任职时间，比列宁、斯大林或者毛泽东还长。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他就担任总理，作为国家的代言人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西方人看周恩来》第38页。
美国前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说：“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都是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周恩来在文职政府的管理方面显示了近乎天才的能力。实际上，他掌管了国内经济和政府为他的数以亿计的同胞们所操心的事情”。《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第52页。
1971年7月26日，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写道：“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1949年获得胜利后，周恩来在北京新政府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从而成为国际知名人物。作为中国的主要行政领导人，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政府机构以管理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西方人看周恩来》第122页。周恩来逝世后，美国合众国际社曾这样评论：“周恩来是中国‘总管一切的人’。是一位有高度才智和惊人精力的人物。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为‘新中国’制订主要的方针政策，但是他依靠周加以贯彻执行。”《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第299页。《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写道：“周是一个具有远见的人，他敏锐、多智、不知疲倦和注重实际。他一生的经历大体上也就是本世纪的中国历史。评价他的生平也就了解了本世纪的中国史。”“因为他的想象力不仅包括管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指导它的发展的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且还包括指导同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适应性强的方针。”同上书，第297页。
英国学者约翰·吉延斯认为，周恩来“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国家和经济事务至高无上的管理人”。《西方人看周恩来》第333页。针对“文化大革命”，柯莲娜·麦克杜高在1976年1月9日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说：“没有周恩来的话，这种动乱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50年代以来，周在国内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负责收拾类似的残局。没有他的智慧，没有他的行政权力，没有他安排人事的本领以及灵活性，看来中国是无法克服和解决毛发动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一连串实际问题的。”《西方人看周恩来》第347页。迪克·威尔逊认为，“周是一位极优秀的外交家、调解者和行政官”；“周是能把事情办成的人，是为经济建设出谋划策的人”。《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第279页。
周恩来逝世时，丹麦《日德兰邮报》发表文章指出：“周恩来作为一位领导人对现代中国的建设起了最重大的作用。是一位伟大的管理家，他把毛主席的思想变为现实。”挪威《晚邮报》的文章说：“毛主席和周恩来是相辅相成的，毛主席作为思想意识和人民的领袖，周恩来则作为现实主义的和重实效的行政管理家。”西班牙《终极日报》的文章说：“毛提供经验和政治哲学，而周恩来是整个这一伟大事业的管理人。”日本《北海道新闻》的文章说：周总理的功绩之一是，“建国以来每当国内出现重大的变动，他就防止政治、行政方面出现空白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以及近年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等重大的变革的动荡中，使难办的行政管理顺利进行，使国民生活不受影响。”同上书，第291、 287、 262、 89页。
周恩来的管理才能曾受到斯大林和米高扬的赞赏。1949年1月底，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西柏坡，2月5日，他在和周恩来就战后经济建设、交通运输等恢复工作、新政府的组成形式及其职能、对外关系等问题作过一次谈话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私下同师哲交谈时说，你们成立中央政府时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同年，斯大林在莫斯科与中共代表团谈成立新的共和国、组织中央政府时曾说，在这方面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因为你们有周恩来这样一位现成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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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士话中国的总管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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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国家对周恩来管理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大国的才能与政绩普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马达加斯加《新闻报》的文章说：“管理一个有八亿人口的国家是一项责任重大的艰巨任务。周恩来向全世界人民表明，他确实有这样的能力，他是一位杰出而机敏的领导人”。《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第206页。印尼总统苏加诺曾感慨地说：毛泽东真幸运，找到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我要是有一位像周恩来这样的总理，那就好了。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在悼词中说：“周恩来总理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伟大的行政官和卓越的谈判者。他是一个拥有八亿人口的国家的总理。他以他的智慧和领导才能，帮助解决了中国的许多困难，并且成功地处理和解决了许多国际问题。”同上书，第25页。
说周恩来“是北京全天候人物”，“是中国总管一切的人”，“是一位伟大的管理家”，当然不是仅仅指经济工作而言。但是，经济工作无疑是周恩来管理国家摆在首位的工作。国外许多有识之士在评价周恩来时都曾指出，不要以为周的特长在外交，而忽略他经国济民的治国之才。本杰明·艾·施瓦兹说：“我一点也不怀疑，自始至终，他是矢志不渝地献身于创建一个‘强盛富裕’的中国。”《西方人看周恩来》第338页。阿尔登·魏特曼说：“这位总理工作中的劲头是出自为中国的强盛”，“他的压倒一切的愿望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国。”同上书，第303页。现代化是周恩来追求的富强的具体目标，正如尼泊尔《前导》社论所说：“周恩来在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努力中起了突出的作用。他为中国通过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方面的现代化迅速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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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侨话中国的总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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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曾经写过这样一副诗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两司马”指的是司马迁和司马相如，“一卧龙”说的是三国时的蜀相诸葛亮。受过中华文化熏陶的海外华侨，特别喜欢把周恩来比作诸葛亮。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人大会堂主席庄汉良说：“他由学生的时代，就已献身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担任了二十六年的国务总理，公而忘私，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比于西蜀丞相诸葛武侯。”《举世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