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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平均只有8公斤猪肉。每人不到600公斤粮食，只8公斤肉，从国际水平来说，这样的水平是很低的，从而生活水平也低了。虽然生产成倍地增长，但因为底子薄、人口多，算起来就不多了。所以，消费还应有一定的限度，而这还不是一两个跃进年所能解决的问题。
这些近乎拉家常的谈话，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总理，根据中国的国情，运用加减乘除法，同外国大使讲中国生产和消费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对当时实行的脱离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觉悟程度的公共食堂消费方式的否定。
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在南开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讲话，也对当时的生产和消费算了一笔账。他说，生产方面是全民办企业，它都占有了器材，国家尽管生产了很多器材，比前几年加倍地增长，不能算少，可是拿65000万人除一除，看一看，平均每人有多少呢？到底钢有多少呢？水泥有多少呢？木材有多少呢？化工材料有多少呢？石油有多少呢？没有多少！所以，每个公社办一点工业、一个县办很多工业，它就把材料占有了，就使得原有企业，大企业倒反而感到不够。消费方面也是一样，粮食翻了一番，不错，可是平均到每人，拿65000万人一除有多少呢？不过600公斤嘛。这里面要吃的，要饲料，要留种子，还要出口。分到每人一点不算多，可多吃一点再拿65000万一乘，数目就很大。
周恩来讲到这里，整个会场上气氛十分活跃。所有的人都进入了周恩来的运算思路之中。生产方面，像“大跃进”那样全民办企业，只能造成原材料紧张和经济效益低下。在人口多而生产力水平低的条件下，人均消费水平不可能高。接着，周恩来又针对公共食堂的消费方式说：过去农民在家里吃饭，大口小口，男女老少，人口多人口少，农忙农闲，要调剂着过日子，有时多吃，有时少吃。现在入公共食堂了，人人都吃饭不要钱，大家都一样，来个平均。好，你吃1斤，我也吃1斤；你吃2斤，我也吃2斤。大家算算，54000万的农村人口，如果每天吃2斤，吃了5个月，150天，这样就变成吃掉多少粮食呢——1650亿斤的细粮，粗粮就是2000亿斤。大家想想，这不是就紧张了？多吃一点，多吃几斤，用65000万一乘，数目就大了。周恩来通过算账证明了大办公共食堂不可取。
1959年5月24日，周恩来视察河北省时，初步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工农业生产的教训，他说：我们搞农业的忘掉了乘法，中国人多，一个人多吃一公斤就不得了。搞工业的忘掉了加法，把小高炉的数目和容积乘起来，即得出生产能力是不行的。他巧妙地运用乘法和加法的区别，一针见血地批判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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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法与加法——资源和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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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通过算账，用人多地少的数字说明中国建设的困难和珍惜资源的重要。1957年3月，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几个数目字，就说明不是轻易可以建设得好的。六万万人口的国家，这样多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现在可耕地只有十六万万亩。拿我去过的南亚的一些国家来比，只有东巴基斯坦那个地方人口密，耕地比较少，跟我们几乎相等。除那个地方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耕地少，都比我们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几倍。我国人口跟可耕地面积比，平均每人不到三亩。城市人口不算，三亩多一点。”《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46—3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他认为，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基础，来供养我们现有人口，来建设工业，有困难，如果不艰苦奋斗，那不是轻易可成的。1963年，他指出，我国资源有两个很大的弱点：一是耕地少，不到16亿亩，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不到12％；二是森林覆盖率低，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0％。他以此教育大家珍惜资源，合理利用资源。对“大跃进”大办工业滥占耕地，周恩来多次引为教训。1961年4月3日，他说：“在农业耕地上，我们搞工业，搞一个工厂，常常占很多平坝子。比如，兰州、西安、洛阳、郑州、成都等地被占用的一些坝子，都是好地方；河南的新乡、河北的一些平原，动得更多，山东、江苏、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也都有很多耕地被占用。”“这一点我们有些人没有注意到，所以影响了农业”同上书，第423页。。1962年1月8日，他说，我们自开国以来占了1300多万公顷好地，全国只有耕地11400万公顷，一下子就占去1／10，很痛心。虽开了点荒地，很有限，要接受这个教训。同年2月7日，他又说，12年来，为了搞基本建设、城市建设、水利建设、交通建设等等，占用的好地超过2亿亩以上。而12年来，开荒不过1亿多亩，增减相抵，少了1亿多亩的好耕地，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周恩来通过算账，对于每年耕地增减的数字，对于人均耕地的增减数字，对于国土面积与耕地面积与森林覆盖面积的比较，对于中国与其他大国耕地绝对数与人均占有数的比较，都了如指掌。这为他自觉而坚定地推行保护耕地、珍惜资源的政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周恩来通过算账，不仅用人多地少的比较数字，而且用生产和消费的比较数字说明计划生育势在必行。他指出，人多给安排劳动就业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如果充分就业则影响资金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2％左右，每年增加1000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增长量并不大。1963年，周恩来指出，过去15年，出生的婴儿共有22500万人，每年都要安排就业升学。1岁到15岁的是已经存在的，就够我们为之奋斗的了，再发展下去，包袱越背越重。这就要大家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过度增长。他还运用中国人口分布不平衡、民族分布不均等的数字，一方面说明民族团结、合作的重要，另一方面指出计划生育政策在汉族和地广人稀的少数民族地区应有所区别。1956年5月，他说，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94％，其他民族占6％。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占我国总面积的60％，汉族居住的地区占40％。中国有两句话：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指汉族，而地大和物博主要是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因此，汉族和少数民族非要合作不可，不合作就不能发展中国。1957年6月，他说：“这几年来人口的增长主要的还是汉族，人口与土地的比率变化多。少数民族人口少，生育率也低，人口与土地的比率变化不大。所以，我们提倡节育主要是在汉族。”《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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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知彼，两利相权和两害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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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通过算账，运用具体经济指标的中外比较说明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强调发展中外经济交流、急起直追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1957年11月8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港湾城市市长访华团，交谈时说，日本9000万人口，却生产1100万吨钢，700多万吨化肥；我们6亿人口现在只有520万吨钢，才产50多万吨化肥。日本每町步地产粮6吨多，我们才产2。2吨，日本是我们的3倍。“你们的工业和农业水平比我们高，我们应当向你们学习。”
1959年2月12日，周恩来接见安井郁、岩井章等日本客人时，把中日两国的国土面积与铁路长度进行了比较，说明了日本铁路发达和中国铁路落后。然后，他说，凡是外国朋友，只要把中国的人口和产量、产值、铁路长度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中国还很落后。单独算产值觉得很大，可是按人口一分，就显得不多了。
1963年6月30日，在全国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倡导要搞生产上的五好，即品种多、质量高、成本低、消耗定额少、劳动生产率高。他说，鞍钢有十三四万人，人太多，就不能说太好。英国一个300万吨炼钢厂只有两万工人，这个劳动定额多高呀，如果我们把它学来，就可以促进我们冶金工业的大发展。同年12月，周恩来访问摩洛哥期间参观了一座由意大利帮助兴建的炼油厂。他通过数字比较，深有感触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苏联帮我们在兰州建了一座与此厂生产能力相等的炼油厂，职工多达6000人，而这个厂包括技训班在内，总共才300人。相比之下，我们的人力浪费何等惊人。回国后，他很快指示石油部派技术专家去摩洛哥考察了那座炼油厂。他还亲自向大庆炼油厂介绍了这家炼油厂的情况。
1973年9月13日，周恩来同法国总统蓬皮杜会谈时，对中法经济水平进行了比较。他说：“如果按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来看，我们不能和你们比，我们少得多。你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接近三千到四千美元。”“我们是三百美元多点，你们十倍于我们。”中国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至少到二十一世纪才能达到你们那个水平。”
在对外贸易的计算中，周恩来十分重视比较利益。粮食不同品种的以出养进是其例证之一。
60年代初，经过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到1965年，我国粮食生产形势已明显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还需要不需要大量进口粮食？周恩来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找去，同他们一起研究，特别是同他们一道对国际市场上的大米价格和小麦价格进行了对比计算。当时，1吨小麦价格是60多美元，大米价格是100多美元，出口1吨大米至少可以换回一吨半小麦，虽然我国进口小麦量大于出口大米量，但加上出口大豆等粮油产品，一进一出，在金额上大抵平衡。周恩来果断地提出了出口大米、进口小麦的以出养进方略。
“两利相权哪个重，两害相权哪个轻，要比较。”这是周恩来解决复杂问题、作出重大决策时运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对出口大米、进口小麦，他经过比较、计算，认为一举两得，对国家有利。第一，出口大米，进口小麦，可以多得粮食，增加外汇。第二，进口小麦供应京、津、沪、辽，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并且，小麦便于储存，以备急需。第三，海运费便宜，相反，靠陆路从我国内地运粮到沿海大城市，运费高；通过海运进口小麦供应沿海大城市，既可以节约运费，又可以缓解内地运输紧张状况。周恩来在1967年10月接见全国粮食会议代表和1969年8月接见全国农机工作会议代表时都谈到：通过进出口，可以调剂粮食品种，增加储备，出口好大米、好大豆，差不多可以换回两倍小麦。
执行周恩来“以出养进”的指示，粮食部门和外贸部门通力合作，取得了一举多得的可喜成果。1971年至1976年小麦、大米等进出口相抵，国内增加粮食187。33亿斤，还给国家增加外汇收入7。2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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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乘除戳破高产“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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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初，在三大改造高潮之下，有些领导头脑发热，急于求成，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冒进指标，企图把在7年或者12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3年、5年甚至1年、2年内做完。周恩来通过算账，对冒进带来的失误进行了说理斗争，并努力予以纠正。6月5日，他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关于将向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提出1956年预算报告的问题。他说：“三月份通过的预算数字，现在又有出入，动用结余增加到九亿元，数字太大了。”“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60、261页。11月9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通过算账，得出结论：“一九五六年度各种计划指标到底怎样，我们觉得应该说冒了。”“表面看来，预算收入三百零七亿元、支出三百零七亿元是平衡的”，“而实际上赤字有二十至三十亿元。”同上书，第332、 333页。这是由于动用了上年的结余，而实际上上年的结余已经贷出去了，一笔农业贷款有19。7亿元收不回来，预算上没有，而银行已贷出去了。
“大跃进”中，周恩来对那些浮夸的数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仅不相信，而且提出了批评。1958年，他在某市郊区看了一块挂牌亩产10万斤的高产稻田。田亩上空，像灯光球场一样，电灯通明，加强光照，旁边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是几十亩的稻子移在一亩地里。周恩来看了以后心情沉重，因为有外宾在场，没有直接批评。这一年“大办钢铁”，河南新乡市一天放出生产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来算了算账说，我们在鞍钢，炼一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10多吨。河南新乡一天生产102万吨生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