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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徐悲鸿陪同参观画法研究会学员作品时，柏卜一行情绪为之一振。这些洋人欣赏惯了西洋绘画，对中国写意山水、花鸟和人物却是门外汉。见只学习了几个月，花鸟鱼虫就画得栩栩如生，色彩缤纷，甚为惊叹。徐悲鸿又应客人请求，铺墨理纸，当场为柏卜先生画了一帧八尺整幅气势磅礴的奔马图。那疾如走风之态，引来了一片赞叹。柏卜先生在掌声中收下了墨宝，紧握着他的手说：
“谢谢！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举世闻名的大艺术家。欢迎您去法国留学和交流，我一定会为您提供方便的。”
接下去是参观校区和研究所。虽然条件和设施还很简陋，但师生们那种向上的精神面貌，还是给客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巴黎时报》主笔杜伯斯古先生是位性格诙谐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这次他来中国有一个心愿，想一路采访几位影响当代中国走向的大思想家。他先在杭州西湖边，找了隐居山水间的康有为。康有为受通缉后一度潜居杭州，以其特殊身份受到当时浙江军政要员卢永祥和夏超的庇护。他们为他在丁家山麓原“蕉石鸣琴”景点营造了一座半中半西的别墅。南海老人也终于风雅起来了，对各景点另起了“人天庐”、“开天天室”、“寥天”等名称，世称为“康庄”。他每天站在别墅的阳台上，西湖胜景尽收眼底。一天，他终于挥毫抒发起晚景寥落的情怀。联曰：
割据湖山少许，操鸟兽草木之权，是亦为政；
游戏世界无量，极泉石烟云之胜，聊乐我魂。
杜伯斯古凭着一位法国记者的敏感，对这位当年维新运动的思想领袖已失去了信心。见他为了聊娱晚景。又在杭州纳刘庄榜人女阿翠为第七房姨太太。这对老夫少妻常泛舟湖上，老人又趁兴为“三潭印月”书写了一百七十余字的长联，悬于乾隆御碑两侧。他那一套曾扬言要悬于国门的“虚君共和论”，也终于湮没在西湖的烟波皓月中这联倒也写得不错，精明的法国人还特意请他书写了一幅带回去收藏，也算不虚此行
岛中有岛，湖外有湖，通以九折画桥，览沿湖老柳，十顷荷花，食药
菜香，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尝见；
霸业锁烟，禅心止水，阅尽千年陈迹，当朝晖暮霭，春煦秋阴，山青
水绿，坐忘人世，万方同慨更何之。
这位好动的法国人又于春天跑去了广州，拜访了已是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空大元帅的孙中山。还有那位他的秘书长章太炎。孙中山是去年七月针对段祺瑞假借张勋之手解散国会，取消《临时约法》的丑行，愤而南下打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旗帜的。
紧接着，北洋政府海军总长程壁光第一个响应南下护法的口号，又率领七艘军舰抵达广州。孙中山先后在去年八月，召集逗留天津、上海等地的一百五十多位国会议员来粤重开国会。因到会者尚不足法定人数，决定采用国会非常会议的名称。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还选举孙中山和唐继尧、陆荣廷分别为大元帅和元帅。
杜伯斯古对孙中山的共和之梦和正在写作的《建国方略》很感兴趣。曾经抽空听他长谈了一夜的“孙文学说”，觉得这才是一位有建国理想的伟大领袖。可惜他缺少一支党军，奔波一世，也不得不去游说有武力的西南各军阀来和段祺瑞抗衡。
而章太炎这位国学大师，正沉湎于为“护法”和“讨逆北洋”而四处奔波。“护法”运动一开始就有个致命弱点，非常国会为争取西南两大军事首领唐继尧和陆荣廷的支持，特地在大元帅下设两位元帅。但两位首领似乎各有所谋，都不肯就职，弄得孙中山很没有面子。还是太炎先生顾全大局，亲自提议由他做孙先生的总代表，先绕道越南一路风尘前去昆明做说客。费尽了口舌，总算让唐继尧勉强接受了元帅之职和印信。但这位一心要做西南王的元帅，只对逐鹿四川有兴趣，对北伐并无诚意。所以到了今年五月，护法军政府又改为六总裁合议制，由岑春煊担任了主席。孙中山此时已悲愤返回上海，深居简出，发愤著书。而章太炎也终于心灰意冷，发出了“无论西南还是北方者，皆一丘之貉而已”的哀叹。听说这位国粹派领袖已于近日在四川峨嵋受戒，心灰意冷地宣称不再与闻世事，并动身离川东归
法国人对亲日的段内阁本来就没有好感。这位《巴黎时报》主笔一回北京，就去采访了已经下台又劳而无功的前财政总长梁启超。他退隐书斋后，正摒弃百事，潜心著述。自去年冬月至今年春天，在碑刻金石之学上倾注了大量精力，写下了不少书跋。入夏以来，又夜以继日地焚膏代晷，以每天著书两千言以上的速度，全力从事中国通史的写作。
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此生已绝意政治，并无限惆怅地回忆起从政半年的苦恼。
梁启超自去年七月出任段内阁财政总长后，在他的极力主张下，段祺瑞政府终于发表了对德、奥宣战的布告。宣称自去年8月14日上午十时起，与德、奥处于交战地位。所有以前两国订立之条约，一律按国际公法及惯例作废。这份宣战公告出自梁启超的手笔，尽管他今天非常苦恼地说，自己当时的宣战初衷已被段祺瑞和社会舆论扭曲得面目全非。但现在看来，他的一片苦心并非毫无回报。由于中国的正式宣战，终于成了协约国的成员。为了支持中国参战，协约国明确决定，将中国按条约规定应偿付的庚子赔款暂缓五年支付（俄国允许付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五年内可以减少一千三百万银元的支出。
对于上任伊始，急于改革财政的梁启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福音。他自认为是一位理财高手，曾写过洋洋数十篇的专著。如《财政原论》、《中国古代币材考》、《中国改革财政私案》等。按他的思路是有了这笔款项后，从“改革币制，整顿金融”入手，渐及税制，就可以逐渐把国家财政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结果却事与愿违，段祺瑞借参战名义，大肆扩充军备，最后连准备用来发行公债以支持币制改革的这一千三百万元也被挪用然而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梁启超很快发现，他连起码的维持中央财政收支平衡的权力也没有。如去年9月至今年6月，财政总收入约七千余万元，而支出却高达九千三百万元。他使尽浑身解数，把海关余款及借款都挪移过来，才勉强编制了一份收支大体平衡的预算。不料段祺瑞的讨逆军总司令部又送来一百八十五万元的军费清单。梁启超岂敢不给报销？之后，各种报账单如雪片般飞来。如全部报销，那赤字将高达六千万元。他苦于无奈，只好将账本带到国务会议上，想让全体阁员出出主意。不料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段祺瑞又雪上加霜，强令财政部将四国银行团垫付提出的六百万元分存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供陆军部随时支用。在这种情况下，他空怀救国大志，还能做什么惟一的出路，也只能是辞职。他就是在去年继段祺瑞引咎辞职后，趁机交出仅仅把玩了四个月的总长大印的。
也许是蔡元培早年曾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杜伯斯古对这位温和的中国自由派思想领袖有一种天然的仰慕之情。环顾中国文化界，惟有北大还是一座充满独立向上精神的思想重镇。她像巨大的磁场，吸引着普天下投奔光明的青年学子。又似黑暗中闪亮的星斗，给夜行者以抗争的勇气和希望。
这位《巴黎时报》的主笔，对正在掀起的文学革命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对中国的影响，不亚于一场导致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崛起的文艺复兴运动。经他再三请求，蔡元培请来了陈独秀和胡适。几个人在景山东街的校长室，开始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访谈。
杜伯斯古一开口，就让人领教了法兰西民族的思想锋芒。他神色冷峻地点燃了一支雪茄，瞪直眼直率地说：
“目前的中国只能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几乎所有的领地和城堡都已被封建郡主瓜分完毕。这真是一个悲哀的时代，康有为已成了一块老石头，又臭又硬。梁启超和章太炎原想依附政党，实现政治理想，但已被现实撞得又退回了书房。在我的眼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或落后，主要看他是否拥有一群独立的知识分子，是看这个群体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命运。中国最大的黑暗就是从古到今，一方面是靠知识分子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一方面又残酷地摧残这帮民族的天才。可是，在这野蛮帝国的心脏，却令人惊喜地冲出了一群盗火者。他们高举起启蒙运动的火炬，唤醒了沉睡的奴隶，向整个旧世界宣战。今天，请允许我从欧洲大陆向你们，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先驱致敬。同时，也想提一个问题。你们发动思想启蒙运动的最终理想是什么？前景又如何是想按‘三民主义’建国，还是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或者说是模仿英、美、法等欧洲的政治体制？尊敬的蔡先生，对于您和欣欣向荣的北大，我已有所了解。这个问题，我想请陈先生和胡先生回答。因为按中国人的说法，他们是您请来的两位战将。他们的观点，自然代表了您的思想主张。”
蔡元培微笑着眯细眼，倚靠在椅子里。
陈独秀见对方如此坦率，顿时来了情绪，他悠悠点燃一支烟，抢先接住了话题：
“我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就积极主张向法国学习。还认为法兰西的三大文明构成了人类的近代文明。第一是人权说，第二是生物进化论，第三是社会主义理论。我还进一步发现东西民族的根本思想有三点差异。一是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二是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三是西洋民族以法治和实利为本位，而东洋民族以感情和虚文为本位。后来又著文指出东西文明之分水岭在于东方讲纲常名教，西方讲自由平等独立。我很同意您对中国黑暗政体的精辟见解，还想请您把视点投向国民的灵魂和素质。我为什么要发动文学革命？因为中国的国民目前完全是一盘散沙，一群从精神到肉体都完全麻痹的奴隶。我建议您看看最近《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我是想借新文化运动发起一场思想革命，先清除国民灵魂中的封建鬼符和奴性，再激发国人的科学和民主意识，激发反侵略、反专制的爱国热情。当然，思想革命必然发展到政治革命，但是目前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所以孙文也只能到处碰壁。我认为中国要发动政治革命，首先要发动民众除去三大公害。一是军人之害，二是官僚之害，三是政客之害。至于建立什么样的政体，今天来谈还为时过早。我们现在还处于以救亡为目的，以启蒙为手段，艰苦地探索中国出路的阶段。但是我并不排斥将来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反动军阀，从他们手中抢夺政权，建立一个民主、科学、人权的新中国。因为我和蔡先生，当年就先从政治革命入手，走上救亡图存道路的。而蔡先生的伟大，就在于他敢于在北京这样一个腐臭之地，以文弱之躯，让北大成为一个聚集天下各种自由思想和学说的大本营。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连诸子百家自由争呜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
他讲到这里，有点累了，用带点轻蔑的目光瞥了胡适一眼。觉得这位凭讲授中国哲学史正在走红的温和派学者，是说不出这番宏论的。
胡适却挺自信地推了一下眼镜，讲出了一套令法国名记者吃惊的见解：
“尊敬的杜伯斯古先生，虽然我和陈先生共同发起了文学革命，但在反对旧文化、旧道德、旧思想的大旗下，侧重点却有所不同。我首先是为文学正名，把白话文学提到了中国文学‘正宗’的地位。在中国的正统文人眼里，长期以来只有诗和古文、辞赋才能登大雅之堂。而小说像曹雪芹、施耐庵的作品却认为都是俗字俗语，为上流社会不齿。另外，提倡文学革命当然不排除要从破坏方面下手。但我又以为，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一驳，在中国，关键还是缺少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的新文学作品。所以，我又呼吁在建设方面用力气。我和我的同事提出了建设新文学的三大口号，一是‘活的文学’，就是真正用白话文做工具。我曾反省过自己，觉得中国的士大夫有很深的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