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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以后，南行而归的陈独秀碰巧在回寓所途中遇到了汤尔和与沈尹默。陈独秀怒目而视，脸色极其可怖。两人见不是滋味，只得匆匆低头而过。而胡适反应最为敏感，他不无担忧地对傅斯年说：
“仲甫的性格是一受压就要反抗，我担心他从此因怨恨将更加激烈，大谈而特谈政治”
他匆匆跑去安慰和挽留这位当初请他来北大的兄长。陈独秀虽然也把账记在汤尔和等人身上，但对蔡元培听信流言也感到窝囊。他面容沮丧地说：
“走是迟早的事，当初老蔡请我来，我说过先干三个月试试，想不到这一干就快三年只是现在废去职务，让林琴南一班人看了笑话。所以这次不是我丢面子，而是整个新文化运动丢尽了面子。”
说着说着，这位刚强的汉子心头一酸，委屈地侧过脑袋，落下几滴热泪。
果然，没过几天，当胡适翻开《每周评论》第十八号时，忍不住惊叹了一声：
“仲甫越来越左倾了！”
陈独秀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中，激昂地写道——
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
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行的大关键。
胡适记得不久前陈独秀自己就骂过，好像是在第四号的《每周评论》上。好像陈独秀说过“十月革命，是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云云。
看来他要寻找新的思想武器进行战斗胡适倒吸了一口凉气，可他马上就要去上海杜威夫妇应他和哥伦比亚大学同学蒋梦麟等的邀请，将于4月30日来华讲学，而且要在中国停留两年。正像陈独秀对李大钊说的那样，胡适是不甘寂寞的，他这次请来杜威就带有预谋性，他的本意是想借杜威来宣扬实验主义的哲学，为自己在中国学界争得一席地位。同时，打击梁启超的研究系。研究系在当时被视为落伍的守旧派，同时又因与北洋政府瓜葛大多，名声不太好听。但是凭借梁启超的声望、才学和多年的努力，他的门人早已形成一股很大的势力。胡适一心要作圣，必然想先扳倒这块拦路的老石头。
11
巴黎的列强们终于扔掉了威尔逊的和平橄榄枝，露出了坐地分赃的本意。梁启超殚尽心血，仍无力回天，以一纸电文，告急于他的四万万同胞：
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动。吾
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
决心。
外交危急！国事危急！！民族危急！！！
徐世昌大总统的特聘顾问，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先生，也在《晨报》上发表了《外交警报敬告国人》，沉痛宣止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
于是，身为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紧急召集林长民、蔡元培等名流商量对策。众人悲愤地听着他的叙述，真是忧心如焚
由于日本代表以拒签和约，退出和会相要挟，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担心和会陷入困境，先劝说威尔逊总统对日本让步。威尔逊出于利用日军在远东反对苏俄的考虑，同意了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无理要求。4月30日，英、美、法三巨头就山东问题达成协议，决定将德国权利移交日本。梁启超深表愤慨，立即将有关事实公诸报端，美国舆论大哗。上议院为此展开论战，甚至扬言与日本宣战也在所不惜。威尔逊特为此事赶回了华盛顿，亲自向议会作解释才算通过。梁启超见此计不成，又在参加各国政要及新闻界著名人士的宴会上，即席发表演讲，激愤地警告出卖公理的列强们：
“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国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是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就是和平公敌！”
今天是5月1日，这些平时温文儒雅的名宿，听说陆征祥已电请北京政府同意在和约上签字，竟群情激奋地挥舞起老拳，当即以国民外交协会名义致电陆征祥：
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蔡元培对北京政府已完全绝望，他觉得再开这种会已毫无意义。就缓缓地起立，坚毅地说：
“我要先回北大了，现在挽救危局的惟一希望，只有靠学生”
校园里已是另一种景象，当初曾到美国使馆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的学生们，又开始高声讽刺威尔逊发明了一个公式：十四等于零。蔡元培想起去见陈独秀时，这位当初称威尔逊可算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的老兄，也在痛斥这位光讲空话的“威大炮”两人避开敏感的话题，陈独秀表示要在《每周评论》上专做火药味很浓的鼓动文章，配合挽救危局的爱国行动。
第二天，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开了各位班长和学生代表会议。新潮社、《国民月刊》社的骨干也都来了，约一百多号人。他想起当年和仲甫一起给这些人开会的情景。当时是为了创办学术研究团体，为了能更好地读书。而如今举国上下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一想到这儿，他悲哀地望着学生们，嗓音嘶哑地说：
“同学们！我不得不沉痛宣布——我们的国家眼看要亡了！我国的军阀政府，用出卖我们的主权换来的枪炮，武装了各自的军队，对外却不敢保护自己的国土和人民。而对内呢，却内战不息，寸土不让。最近的南北和议，就是个南北军阀分赃，缩小了的‘凡尔赛会议’。同学们，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终于到了，我不得不吁请大家放下书本，用各自的方法行动起来！大家知道我平时不太主张学生上街游行，因为学生的天职是为国求学。可是今天，我们的当权者已利令智昏，决意孤行这个世道实在太黑暗了，拯救国家的希望，干涉政治的责任，也只好落在青年学生身上要靠我们发扬自古以来‘伏阙上书’的真精神，去唤醒民众和舆论，以强大的压力阻止政府签约同学们！你们理解我作为一名北京大学的校长，要逼自己对学生说出这些话，内心是多么地悲愤啊”
他说到这里，眼泪哗哗地从双颊滴落下来。同学们望着这位一心想教育救国的理想家，那番不得已而发的慷慨陈词，也感动得无语凝噎。大家目送着敬爱的蔡校长走出会场后，立即商议起各种行动方案。
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和国民社的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段锡朋等，很快成为这次学生运动的领导骨干。当时决定，明晚召开全校学生总动员大会，串连北京各大学学生，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集体罢课示威。通电全国，呼吁工商界和市民罢市、抵制日货等等。傅斯年、许德珩、段锡朋还给大家分了工，确保这次声势浩大的活动忙而不乱。
但是局势的发展又将蔡元培逼紧了一步。那天的外交委员会紧急会议上，决定拒绝签约。汪大燮和林长民还将致代表团拒签电稿亲自送到徐世昌手里，徐阅后就交给国务院拍发。可谁也没有料到国务总理钱能训，却于5月2日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恰巧国务院电报处有一位是林长民的同乡，获悉后连夜潜至林府。林长民急得一夜未眠，凌晨就赶到外交委员会报告，汪大燮一伙老先生虽急得七窍冒烟，团团乱转，却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再也无计可施还亏得一位叫叶景莘的干事提醒：
“北大学生不正在发动学潮何不将消息通知蔡孑民先生？”
汪大燮这才大梦初醒，慌忙乘马车赶往东堂子胡同蔡宅求援。
蔡元培刚从北大回来，他今天专门召开了北大教职员会议，商议如何对待学生的爱国行动。教授们愤于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以及这帮人平时对北大的敌视，一致主张对学生的任何行动不加阻拦。李大钊和马叙伦还挥动着手臂激动表示，将一起上街示威，誓与学生同进退。蔡元培当即向学生代表狄福鼎讲清了校方的态度。
“看来我们的行动要提前了！”蔡元培双颊微红，已成了一头被激怒的老狮子。一听完汪大燮的话，就给北大打起电话。通知学生代表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速来他家中开会。
这次会议时间很短，却作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
许德珩昨天下午一听说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先在西斋饭厅开了个紧急会议。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的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拼死一搏！”大家激动得眼里快冒出火花来
让历史永远记住这个难忘的夜晚吧，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就是从这里拉开了动人魂魄的帷幕。
5月3日晚上的北大法科讲堂，庄严、肃穆。全校一千多位学生静静地集队涌入会场，北京十二所中等以上学校，也派出了他们的代表。大会先请《京报》主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经过情况。邵飘萍已于去年十月在南城珠巢街独立创办了这份报纸，了却了多年心愿。还在《京报》创办当天，在编辑部提笔挥写了“铁肩辣手”四个大字，以此自勉。今天，见他沉痛而激昂地向与会者大声疾呼道：
“同学们！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中华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北大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应该挺身而出，把北京各校的同学全部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会场里沸腾了！紧接着上台发言的还有张国焘、许德珩、谢绍敏以及外校代表夏秀峰。这些热血青年个个义愤填膺，声泪俱下。最令全场感动的是那位法科学生谢绍敏，他在发言结束时当场啮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把会场气氛推向了悲壮激烈的高潮。大会当场推举许德珩起草《北京学生界宣言》，罗家伦起草《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并鼓掌通过了四项决议：
一、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
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
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四、定于明天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为了筹备这次游行示威的经费，由傅斯年带头，学生们排起长长的队伍，依次将身上所带的银元、铜板、戒指、手表、钢笔等钱物，纷纷掷到台上的捐赠箱里。
当各校代表匆匆赶回去准备后，大会还在继续，同学们开始了自由发言。一位山东学生提议，要求惩治当初出卖主权，帮袁世凯签定二十一条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以及那位经手各项卖国性借款的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会场上掌声和欢呼声同时爆响，表示出极端的赞成。
又有人站起来说，章宗祥这次带着日本小老婆回国时，中国留日学生手举白旗送丧似地跟着他，白旗丢了一车厢，把他的小老婆都给吓哭我们为何不对他们三位也来一下就是说，把白旗送到他们家里去。大家又一致同意给卖国贼送白旗当夜，住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撑蚊帐的竹竿和白床单做起了旗子。长竹竿上大旗，短竹竿上小旗子。到天亮时，几乎每一位北大学生手里都有旗子
12
关于这场八十年前由蔡元培直接引发的爱国学生运动，已随岁月的流逝，与当年那些叱咤风云的参与者一起，化成耀眼而又黯淡的星辰。在寒夜星空中，凸现出先驱者苦难的精神历程。八十年对于一个容易遗忘的民族似乎是太长当我们今天想重新凭吊和叙述当年那个如火如荼的故事时，发现它早已由于遗忘而变得扑朔迷离，呈现出多种复杂的阐述性。或者说是一个故事的几种说法。也许，这就是中国的历史。
那位风云一时最终老死国外的张国焘先生，在生前作了不同于常人的回忆。他说那天午后，学生队伍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蔡元培校长出来劝阻一位叫易克嶷的同学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的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了，恳求校长不要阻拦大家。还说其他的多数同学则颇感不耐烦，发出了“嘘！嘘”的吵嚷和怒骂声。看看时间已到，张国焘忙挤向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了，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于是他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的将蔡校长拥走
张国焘的记述与蔡元培一贯所持的态度颇为相符，应该说有很强的可信性。再说面对当时的军阀政府，身为大学校长的他装装样子出来说几句场面话，也未尝不可，亦无伤大雅。
但是，蔡元培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