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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关键在于列宁先生的伟大。我们早打算以苏俄的经验来重新改组国民党，我还准备派代表团去苏俄学习和考察，并请求你们派顾问来帮助我们建立新型的军队。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欢迎他们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五四’运动后涌现出一大批新青年，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新血液、新力量，也是最终夺取北伐胜利的新希望！”
马林见他表了态，心里有了底。马上去找陈独秀摊牌，要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一次会议，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讨论如何搞好国共两党的合作。几天以后，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西湖会议”。到会的中共领导人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等人，会议虽然放在一条画膀上举行，但激烈的争吵却使湖光山色也弥漫出浓郁的火药味。马林见到会代表一致反对他的建议，只能拿出共产国际这张虎头牌相威胁。当时的“二大”刚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并有一条纪律规定，党员如果不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应该开除出党。但即使是这样，陈独秀还是豹眼圆睁地挥动胳膊抗议道：
“如果孙中山不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我也坚决反对。”
马林眨着鬼眼看出了一线生机，爽快地拍胸脯答应由他去向孙先生交涉，会议终于采纳了这一意见。陈独秀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了他所不愿意做的事。一位个性倔强、脾气暴躁的硬汉子终于被党的纪律降服
求贤若渴的孙中山很快答应了马林的要求，紧接着孙中山召集在沪国民党员张继等53人座谈改进党务的意见，并邀请马林和陈独秀参加会议。会后又指定陈独秀在内的9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制定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
在上海期间，李大钊根据中央的分工，担任起联络孙中山的重任。他们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起振兴国民党和中国的种种问题。宋庆龄很快发现，在中共朋友中，孙中山特别尊敬和钦佩李大钊，他对这位气度沉雄的学者的精辟见解极为赞赏，不止一次地在家里说：“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新的希望，我觉得自己终于又年轻了啊厂
一天下午，两人在寓所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兴致勃勃的孙中山当即邀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当李大钊含蓄地表示自己是“第三国际”的一名党员时，孙中山诚恳地将右手贴在胸前说。
“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你的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革命。”
就这样，李大钊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第一个加人了国民党。在他之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张大雷等，均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在李大钊离沪前的那个夜晚，中山先生设家宴请来了他和马林、陈独秀。话题很自然地谈到《新青年》，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记得孙中山感叹地说了一句心里话：
“要没有蔡元培和你们发动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国的国民就不会觉醒得那么快，中国革命还不知要推迟多少年。蔡元培办北大功不可没”
陈独秀半个月前又被法租界逮捕过，可没几天就以罚款四百元放了出来。听说又是蔡元培和胡适，先找了外交总长顾维钧出面向法国公使说情，再由公使先生给驻沪法国领事打了电话。虽然他和胡适正为“联省自治”的主张互相攻击不休，但那天老兄也感激地调侃道：
“这一老一少两位书呆子，虽然政治上有点浑。但在我三次被捕的危难之时，他们都起了关键作用。我提议，我们应该为中国革命敬佩他们一次。”
陈独秀说完举杯一饮而尽，孙中山也许想起了以往的不快，沉默不语。李大钊见状忙起身说起公道话：
“他们其实都是乱世中正直的学者。这次离京前，我们曾在大陆饭店很恳切地忠告吴佩孚的军师孙丹林。这位高参还在做武力统一的迷梦，说吴佩孚几年前就说要和老段比一比，再和张胡子比一比，现在果然都灵验要是我肯给子玉上个条陈，只消两师兵力直捣广州，什么事都没有了！这句话使我们大为生气。蔡先生先翻下脸说：‘如此看来吴子玉也不过是个反动军阀？’胡适也讽刺说：‘吴子玉何不先打过山海关看看！’他一见此状，态度才软了下来。”
孙中山的脸色渐渐舒缓下来，正在这时，张继兴冲冲地拿了份北京的《顺天时报》跑了进来。原来这家报馆搞了份理想政府中的总统和各部总长人选的民意调查，自8月1日起至28日止，由读者自由投票，今日正式开票，发表民意调查结果如下：
孙中山以2073票当选理想的大总统。
蔡元培以1096票当选理想的教育总长。
（在教育总长得票者中，次于蔡元培者为梁启超，得383票）
孙中山看了畅怀大笑，舒心地问大家：“黎元洪不知作何感想呵？这可是北京的报纸呀！张继，听说你也刚骂过蔡元培，又作何感想呵？哈哈哈”
5
庭院深深的总统官邪，在午后的斜阳下散发出淡淡的腐朽味。黎元洪正和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在客厅里苦等着吴佩孚。按约定时间早过了一个多时辰，身材矮胖的吴景濂终于不满地嘀咕起来：
“子玉兄的架子也太大了，是他叫我来这儿开茶会，自己却迟迟不露面，唉！”
黎元洪却始终像尊好脾气的菩萨，耐心地赔着笑：“不急，再等等”
吴佩孚终于在侍卫的吆喝声中大摇大摆地走进客厅。这位秀才中等个头，长得倒是眉目清秀，举止英武有力。见他沉着脸朝屋子中间一站，一股逼人的气势便威风凛凛地让吴景濂不寒而栗。他目光如炬地朝参谋白坚武瞟去一眼，对方忙从公文包里摸出一份密函恭敬地递了过来。
吴佩孚笑着对黎元洪说：“大总统，我们的‘好人内阁’也该登台亮相了，我拟了一份名单，想请二位过目一下。”
吴景濂顿时来了精神，对吴佩孚的组阁计划他早有耳闻，一直得不到证实。见黎元洪低头审阅起来，慌忙将脑袋凑上前去。
黎元洪不置可否地淡然一笑，挺知趣地摸了一把油亮的下巴：
“就按子玉兄的安排办吧！”
他早已得到密报，自己这次复出全仰仗吴佩孚恩赐。曹锟为了当总统，已猴急得恨不能明天就将他轰下台。既然只是个可怜的过渡人物，又何必管这帮丘八大帅们的闲事呢。
吴景濂却看得目瞪口呆，差点没背过气去。这份名单对他犹如催命的鬼符，十分不利。尤其是国务总理王宠惠，财政总长罗文干和教育总长汤尔和，三个人既精明强悍，又与自己不和，背后还站着最蔑视他这位议长的蔡元培、梁启超和胡适。还有内务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思洪，又都是吴佩孚的心腹。而外交总长顾维钧和司法总长徐谦，也全是一帮独往独来桀骜不驯的书呆子。
他倒抽了一口凉气，正想发表见解，见吴佩孚冷笑着斜睨着自己，又胆怯地将话头咽了下去。情急中他灵机一动说：
“不知曹三爷意下如何？”
吴佩孚听他拿曹锟压自己，不禁愠怒起来。直奉之战后吴佩孚势力大振，加上曹锟这人耳皮子最软，经不住手下人挑拨，直系内部已有“津保”派和“洛阳”派相争之说。
吴佩孚狞笑着逼近一步说：“我最关心的是阁下意见如何？”
吴景濂顿时吓得直冒虚汗，忙不迭声地表示附和。吴佩孚终于像头怪枭毛骨悚然地狞笑起来：
“要想和平统一天下，总得拉几个有名望的好人摆着收揽人心。还望二位理解兄弟的一番苦心呵！”
没几天，国会一表决，黎元洪一任命，吴佩孚苦心拼凑的“好人内阁”终于粉墨登台
新内阁果然不负重望，汤尔和这位北京医专校长一出任教育总长，就按蔡元培的旨意，从罗文干手里硬是弄来一笔钱。当时北大的教职员工，已五个月没发薪水蔡元培一出面，教育部就先拨给北大两个月的工资。这真好似久旱逢雨，“北大派”一下来了劲，蔡元培和胡适、丁文江等努力会成员，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频繁地邀请新内阁成员出席各种社交茶会，纵议天下大事，商量改良政治的策略。
这真是一个令知识界难忘的秋天，在强权政治的铁幕下，全国学制会议在京隆重召开，国务总理王宠惠到会表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态。他说本届政府将制定和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将民国以来推行的新学制系统地作一番整理，还打算以法令形式正式在中小学推广白话文。在这次会议上，汤尔和组织蔡元培等学界名流反复讨论了这份方案，后来公布后时称壬戌学制。
蔡元培乘势加快了北大改革的步伐，当然由此也引发了一场“讲义费风波”，这件事居然成了本年度北京学界的特大新闻。先是学校因经费紧缺决定向学生征收讲义费，北大教授朱希祖、沈兼士和沈士通等人闻讯后联名发函向蔡校长建议，希望将所收费用全部拨给图书馆作扩充图书之用。蔡元培自然高兴，一口答应，但部分穷学生不高兴本来上课前一进教室讲义随便拿，不但不花钱，还可以做人情送给校外的同学。现在一收费，尤其对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偷听生，自然更是雪上加霜当时的北大学生中怪人挺多，有个叫冯省三的就跳出来带头闹事他振臂一呼，先召集起一帮弟兄，见他涨红着脸说：
“同学们！什么是‘五四’运动后的叫‘北大精神’？那就是争自由，反专制啊，现在学校当局已成了奴隶主，我们要坚决抵制校方的经济压迫！”
那是个秋阳高照的下午，蒋梦麟正好在会计室，耳边突然传来气势汹汹的抗议声，推门一看，顿时大惊失色，天知道从哪儿冒出黑压压一片暴乱分子。一个个面目狰狞，逼着他这位总务长立即表态，他好言相慰也罢据理力争也好，全不顶用。人群中又传来一声叫嚷声：“找蔡校长去，他正在红楼！”人流又蜂拥而去，蒋梦麟一看要出事，也惊慌地紧跟在后面。
蔡元培正好在文科教员休息室，与周氏兄弟和钱玄同闲聊。随着《新青年》的解体，彼此间的联系少了精神纽带，各人都忙起了自己的事，见面机会明显少而变化最大的还是钱玄同，这位当年激昂的精神斗士，曾一度扬言要取消中国文字，如今却退隐书斋，重新皈依太炎先生的衣钵，潜心钻研起文字学来。这钱玄同上课好生了得，常在黑板上写一手唐人抄经体，有小学癖，喜卖弄古字，往往一个字会摇头晃脑地扯上半天山海经。尽管对学生一律不阅卷，但因小学家名声鹊起，应聘兼课的大红帖子还是比别人多。忙得他整日夹着黑皮包，乘包车在京城学府间乱跑。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此公的那股疯劲仍丝毫未变，一开口常呛得旁人哭笑不得。鲁迅最近就有所不悦，每次见面，总觉得对方在奚落自己。钱玄同十几岁结婚，又生有三子，一开口动不动先炫耀那三位公子，最爱说钱三强如何聪明云云，搞得鲁迅心里便有点失落。最近又说大公子在闹恋爱了，正好被鲁迅抓住把柄狠狠讽刺了一通，说这也许是钱家的遗传吧？还有，钱玄同只比他小六岁，却老是咒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好死还说自己最怕累死在讲台上，所以才不阅卷。鲁迅对此也很反感，嘲讽地问，如按你的观点呆在家里就不会死啦？可查查历史，死在讲台上的竟比家里少得多。
蔡元培还是比别人更关心周氏兄弟，见鲁迅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便想起那枚佩戴在师生胸前由他亲手设计的校徽，方正的脸上不禁露出一丝窃笑：
“豫才，你那篇《阿Q正传》可是让正人君子们好生不悦呵！作者巴人是谁？阿Q是谁？人们一见面就战战兢兢地猜疑，总觉得触及了自己或熟人的隐私而变得颇不开心越来。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原来是你的手笔哈哈哈！”
钱玄同也插科打诨地说：“前几天就在这休息室里，居然有人说文章是《晨报》主笔蒲伯英写来讽刺胡适的。‘巴’是巴蜀，蒲伯英正好是四川人。而胡适有一个笔名叫‘QV’，阿Q正好使用了第一个字母。何况序的末尾还特地提到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
鲁迅苦笑着吸口烟，淡淡地说：“我总是不讨好，也改不了这德性。”
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增设了一个“开心话”的专栏，每周一次。这样，出语幽默的鲁迅便成了首选的撰稿人。一事情往往取决于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