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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有的国家男人让前身的汗毛生长而剃去背上的毛。有的国家男人行割礼，而另一些国家的人特别害怕龟头见光，“小心地把包皮拉下来盖上，用绳子扎好”。有的国家见人打招呼是把身子转过去，背对他，当国王吐痰时，宠臣伸手去接，当他大便时，“侍卫们把他的粪便用细麻布包起来”。每一个国家似乎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观：
在秘鲁，大耳朵是美丽的：她们用人工尽量拉长耳朵。有一个还活着的人说他在东方见过一个国家特别推崇把耳朵拉长，坠以各种珠宝，以至于他常常遇到可以让他连衣服带胳膊穿过耳朵眼的妇女。别处有整个民族都讨厌白牙，刻意把牙染成黑的。还有别的地方是染成红色……墨西哥妇女认为低额头是美的表现，所以她们把身体别处的毛都拔掉，单单让前额的头发长得浓密，而且还用人工突出这一点。她们如此崇拜大乳房，故意把它翻过肩膀喂孩子奶。
从让·德·莱利的书上，蒙田知道巴西的图比族人赤身裸体如在伊甸园，一点不感到羞耻（当欧洲人送给那里的女人衣服时，她们咯咯笑着拒绝了，她们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人要把这么不舒服的东西来加重她们的负担）。
男人和女人都像刚从娘胎里出来时一样一丝不挂。——让·德·莱利，《巴西游记》（1578）
给德·莱利的书作版画的人（他在巴西呆了8年）特意要纠正欧洲流行的图比族人和野兽一样浑身是毛的说法（de Léry： 'Ils ne sont point naturellement poilus que nous ne sommes en ce pays'）（12）。图比族男人剃光头，女人留长发，扎漂亮的红辫子。图比印第安人喜欢洗澡，一看见河就跳下去互相擦洗。有时一天可以洗到12次。
他们睡在长条的仓库式的房子里，可容200人。床是棉织的，像吊床一样拴在柱子之间（图比人打猎时带着床走，午后把它吊在树间睡午觉）。每6个月整个村子搬一个新地方，因为居民认为换换景色对他们有好处（'Ils n'ont d'autre réponse； sinon de dire que changeant l'air； ils se portent mieux' —de Léry）（13）。图比人的生活十分有规律，常常活到100岁，老年也没有灰发或白发。他们还非常好客。每当村里新来一个人时，妇女都要掩面哭喊道：“你好吗？你大老远的来看我们，辛苦了！”马上就请客人喝图比人最爱喝的饮料，是用一种植物的根做的，颜色像红葡萄酒，味道很辣，但是对肠胃有好处。
图比族的男人可以娶不止一个妻子，据说对她们都很钟爱。蒙田讲述称：“他们整个道德观只有两点：作战坚定和对所有妻子的爱。”妻子们显然对这种安排很快乐，没有表现出任何妒忌心（性关系是很松的，惟一的禁忌是不得与近亲同床）。蒙田尽情地描绘细节，而他的妻子就在城堡楼下：
他们的婚姻有一个美好的特点值得一提：一如我们的妻子竭力打掉我们对别的女人的柔情，他们的妻子以同样的热情替自己的丈夫争取其他女人的爱情。她们对丈夫的名誉比什么都关心，因此不惜下功夫争取自己的同行——妻子，越多越好，因为这可以表明丈夫的价值。
无可否认，这一切都十分奇特，但是蒙田并不认为有什么不正常。
蒙田属于少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不久，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就从欧洲到那里进行探险。他们得出结论，土人比畜生好不了多少。天主教骑士比列加格农把他们称作“长着人脸的野兽”；加尔文派牧师里切尔认为他们根本没有道德观念，分不清善恶；罗朗·儒贝医生检查了5名妇女之后就肯定她们是没有月经的，因此干脆不属于人类。
把他们排除在人类之外后，西班牙人就开始像杀野兽一样屠杀他们。到1534年，即哥伦布到达后42年，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就遭毁灭，人民不是被杀就是变成奴隶。蒙田在巴托洛梅·拉斯·卡萨斯的《西印度群岛的毁灭》一书中读到这一野蛮行为。（这本书是1552年在塞维利亚出版，1580年由雅克·德·米格罗德翻译成法文，题为《西班牙人在西印度群岛，即所谓新大陆，犯下的残酷暴行》。）印第安人是毁于他们自己的好客和他们的武器太弱。他们向西班牙人开放他们的村庄和城市，而他们的客人却完全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他们。他们的原始武器当然敌不过西班牙人的大炮和剑，征服者对俘虏没有丝毫仁慈。他们杀戮儿童，挑开孕妇的肚子，挖人眼，把整个家庭活活烧死，夜里放火烧村庄。
他们训练猎犬追捕逃到森林中去的印第安人，把他们撕成碎片。
用铁链把男人锁在一起，送到金矿、银矿里去劳动。一个人死后就把他的尸体从锁链上砍下来，而锁链那一边的同伴还继续劳动。多数印第安人在矿里都活不到3星期。妇女则当着她们丈夫的面被强奸后毁容。
最常用的肉刑是割下巴和鼻子。拉斯·卡萨斯叙述有一个女人看见西班牙人和他们的狗来了，就和她的孩子一起上吊死了。一名士兵走到他们跟前，用刺刀把孩子劈成两半，一半喂了他的狗，然后找来一名修道士给孩子的另一半行安葬礼，以保证那孩子在基督的天堂有一席之地。
被强迫男女分居、处于孤寂焦虑之中的印第安人大量自杀。从蒙田出生的1533年到他的《随笔集》第三卷出版的1588年之间，据估计“新大陆”的土著居民从8000万下降至1000万。
西班牙人如此心安理得地屠杀印第安人是因为他们自信知道一个正常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根据他们的理性认识，穿马裤、有一个妻子、不吃蜘蛛、睡在床上的才是正常人：
他们的话我们一句也听不懂；他们的举止，乃至长相、衣着都跟我们的大不相同。我们有谁不把他们当野人和走兽？有谁不认为他们的沉默是由于愚笨和兽类的无知？反正……他们对我们的吻手礼和复杂的、深深的鞠躬完全不理会。
他们也许外表像人类：“啊！可是他们不穿裤子……”
在这种屠杀背后是混乱的推理：把正常和不正常区别开来的逻辑出自典型的演绎法，我们从几个特例推出普遍规律（正如逻辑学家所提出的：我们观察到A1是？，A2是？，A3是？，所以得出结论，所有的A都是？）。要判断某人是否聪明，就去找我们迄今为止所遇到过的每一个聪明人的共同特征。如果我们遇到第一个聪明人看来像图1，另一个像图2，另一个像图3，我们多半会得出结论：聪明人一定读很多书，穿黑衣服，表情严肃。再看到图4那样的人，我们很可能认为他愚笨而不屑一顾，甚至以后把他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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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旅客对卧室里的德国炉子惊恐而反感，他们肯定在来德国之前在本国见过许多好的壁炉。或许其中有的像图1，有的像图2，有的像图3。以此推理，他们得出结论，优良的取暖设备的要素在于明火壁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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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为这种心智的傲慢而叹息。南美洲的确存在野蛮人；但不是那些吃蜘蛛的人：
人人都把他们不习惯的事物称作野蛮；除了本国的舆论和风俗，我们没有其他标准来衡量真理和正确的理性。我们总是认为本国的宗教和政治制度十全十美；一切行事处世的方式都是既深刻又完美！
他并不是想要取消野蛮和文明的区别；各个国家的风俗习惯的价值是有所不同的（文化相对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样的原始）。他只是要纠正我们作出这种区别的方法。我们国家可能有许多美德，但是其依据不是由于它是我国的。一个域外国家可能有许多缺点，但不能简单以它的风俗不寻常来认定缺点。以国籍和熟悉与否作为区别好坏的标准是荒谬的。
法国的礼俗规定，如果鼻通道有障碍物，必须擤到手帕里。但是蒙田有一位朋友对此作了思考之后，认为可能直接用手指擤鼻涕更好些：
他为自己的观点辩护……问我那脏鼻涕凭什么有特权让我们必须准备细麻布手绢来包起它，然后小心翼翼地带在身上……我想他说的也不是毫无道理，但是囿于习惯势力，我连这一点奇怪之处也发现不了，而我们对他国的类似的奇怪风俗却如此深恶痛绝。
以小心说理取代偏见，这是衡量一种行为的正确方法，令蒙田感到沮丧的是那种轻率武断的态度，把自己不熟悉的等同于缺陷，全然无视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关于心智谦逊的基本教导：
问彼何所知，答曰所知惟一事，即我无所知，是为古往今来上上智。
那么，假如我们遇到含蓄的指我们为不正常的表示：用一句略表惊讶的问话：“真的？多怪！”同时耸耸眉毛，就轻易地把我们的合法性和人性给否定了，该怎样呢？蒙田的朋友在加斯科涅用手指擤鼻涕就遇到了这种反应，这种态度走向极端就会灭绝南美洲的部落。
也许我们应该记住，对于不正常的指责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历史的和地域的基础的。要摆脱它的束缚，只需多了解超越时间空间的风俗习惯。在特定的时间为某一群人认为不正常的事物不一定永远如此。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思想中超越边界。
蒙田的书房里摆满了帮助他超越偏见的局限的书。有历史书、旅行日记、传教士和船长的报告、异域的文学，还有穿着奇装异服的部族吃着不知名的鱼的图画集。通过这些书，蒙田能够为自己身上那些在当地罕见的特点找到合法性——罗马性、希腊性，更接近墨西哥人和图比人而不是加斯科涅人的一些方面：宁愿有6个妻子，或剃光背上的毛，或一天洗12次澡；他只需求助于塔西陀的《编年史》、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的中国历史、戈拉特的《葡萄牙史》、勒贝尔斯基的《波斯史》、利奥·阿弗里卡纳斯的《非洲游记》、卢西尼亚诺的《塞浦路斯史》、波斯特尔的“土耳其与东方历史丛书”、明斯特的《宇宙志》（其中还有关于“稀有动物”的图片），就能稍慰自己这些方面带来的孤寂之感。
何处认为何事为反常
当别人自称掌握普遍真理使他感到压抑时，他可以依法将所有古代伟大哲学家关于宇宙的理论罗列出来，然后证明，尽管每一位都自以为掌握了全部真理，他们之间的分歧还是达到了可笑的程度。经过一番比较之后，蒙田讽刺地表示他完全不知道是接受：
柏拉图的“理想”，伊壁鸠鲁的原子说，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充实与真空说，泰勒斯的水说，阿那克西曼德的自然界无限说，或是第欧根尼的以太说，毕达哥拉斯的数和对称说，巴门尼德的无限说，穆赛乌的一体说，阿波罗多罗斯的火与水说，安那克萨哥拉的同质粒子说，恩培多克勒的物活论，赫拉克利特的火说，还是其他任何一种从我们精致的人类理性的无限混乱的判断中推导出的，肯定而明晰的观点。
新世界的发现和古代文献一起形成强大的力量，摧毁了蒙田称之为“完全只信自己的、令人痛苦的好斗的傲慢”。
任何人只要动脑筋收集出于人类智慧的荒唐蠢事，就可以讲出许多新奇的故事……当我们发现那些曾大大提高人类智慧的重要人物犯下如此明显的巨大错误时，我们就可以作出判断，知道对于人以及他的全部智能和理性该怎么看了。
在马背上周游欧洲17个月对蒙田帮助很大。见证了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有助于缓解他在本土感受的压抑气氛。一个社会认为奇怪的事物可能在另一个社会受到欢迎，认为合理而正常。
异国他乡可能使我们恢复被本土狭隘的傲慢踏灭了的信心和希望；可能鼓励我们变得让自己更满意。任何一个特定的地域关于正常的观念——不论是雅典、奥格斯堡、库斯科、墨西哥、罗马、塞维利亚还是加斯科涅——都只能容纳我们天性的一部分而不公平地把其余部分都归入野蛮和怪异的范畴。每一个人都可能体现人的全部特性，但是看来没有一个单个的国家能容忍这种人性的全部复杂性。
在蒙田刻在木梁上的57条语录中有一条是泰伦斯的：
Homo sum； humani a me nihil alienum puto。（14）
蒙田骑马周游列国，同时发挥想象力，他建议我们摒弃地域偏见和自我分界，而代之以局限性较少的世界公民的观念。
当我们被指责为不正常时，还有一种慰藉是友谊。朋友总是能善待我们，把我们看做比一般人心目中更为正常的人。我们可以向朋友倾诉一些不足与外人道的看法，通常这些看法会被指责为太刻薄、张扬性欲、让人绝望、狡猾、软弱——友谊是一种小小的阴谋，用来对付一般人所谓的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