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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神殿看起来很宁静，但它们是根部阴暗的幼苗经过精心培育长出的花朵。酒神狂欢节所表现的既是这阴暗面，又是驾驭它、培育它的努力。
最使希腊世界的观察家惊诧的，莫过于发现希腊人经常把发泄所有的情欲和本性中的邪恶倾向当作节日，甚至制定了一套正式的程序来庆祝再人性不过的内心世界……他们把这再人性不过的特点视为无法逃避的，决不加以贬斥，而宁愿通过社会和宗教的内部调节给予它二等的权利：凡是人性中有力量的，他们都称之为神，并刻在他们的天庭的墙壁上。他们并不排斥表现为邪恶品质的那些自然的冲动，而是设法加以调节，一旦发现足以为这些野性的洪水提供最无害的宣泄渠道的规范措施，就把它们限制在确定的仪式和固定的日子里。这就是古代一切道德的思想自由的根源。给邪恶和可疑的事物……以适当的发泄，而不是致力于彻底消灭之。
希腊人不是砍掉其敌人，而是施以教化。
一切情欲在某个时期都曾是纯粹的灾难，以它们的极端愚蠢扳倒其受害者。后来，在很久以后，情欲与精神相结合，实现了“精神化”。早先，由于情欲的愚蠢，人们向情欲本身开战：设法消灭它……消灭情欲和欲望只是为了避免受其愚蠢之害；而在今天看来，这种愚蠢造成的不愉快的后果只不过是愚蠢的一种急性发作。我们已经不再对牙医拔牙止痛感到惊奇。
只有对极度的艰难困苦作出明智的对应才能实现自我完成。性情浮躁的人很容易干脆拔掉一颗臼齿，或是刚到科尔瓦奇山峰的低坡处就弃之而去。尼采力主我们坚韧不拔。
（十六）
他还力主我们绝对不要酗酒，这并非巧合。
亲爱的妈妈：
今天写信是要禀告一桩我犯下的最令人不快、最痛苦之事。我实在行为不端，不知道您是否能原谅我。此刻我勉强提笔，心情极为沉重，特别是回想起复活节假期中我们在一起欢乐融洽的日子。上星期日，我喝醉了，没有任何借口，除了自己不知酒量多大，还有那天下午太兴奋了。
这是1863年春18岁的弗里德里希在学校附近阿腾堡厅堂中喝了4杯啤酒之后给他母亲弗兰齐斯卡写的信。几年之后，在波恩和莱比锡的大学中，他对他的同学们喜爱喝酒感到厌恶：“我常常对俱乐部中表达同学之谊的方式极为厌恶……有些人的啤酒拜物主义简直令我难以忍受。”
尼采在波恩大学的学生联谊会。二排向一边斜倾的是尼采。请注意底排联谊会的啤酒桶。
这一态度始终贯穿于哲学家的成年生活：
酒精饮料对我无益：每天一杯葡萄酒或啤酒已足以使我的生活成为“泪泉”。慕尼黑是我的对立面居住之地。
他抱怨：“德国的智慧中有多少啤酒！也许现代欧洲的不满就是来源于我们的祖先整个中世纪都放纵于杯中物……中世纪就意味着酒精毒害下的欧洲。”
1871年春，尼采同他的妹妹一起到卢加诺的花园饭店度假。3月2—9日的账单显示他喝了19杯牛奶。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口味问题，他规劝每一个追求快乐的人都绝对不要喝任何酒，绝对。
对于所有重精神的人，我无比认真地劝诫：绝对禁酒。喝水足矣。
何以故？因为拉斐尔于1504年在乌尔比诺没有借酒来逃避胸中的妒火，他跑到了佛罗伦萨学习如何成为伟大的画家。因为司汤达在1805年没有借酒来逃避他因《怕受管辖的人》失败而引起的绝望之情，他耕耘这一痛苦凡17年，终于在1822年出版了《论爱情》：
如果你拒绝苦难在你身上逗留哪怕是1小时，如果你总是早早地防范可能的痛苦于未然，如果你把苦难与不快当作应当消灭的邪恶与仇恨，当作生存的缺点，那么，很清楚，你心中怀有安逸的宗教。生活在安逸中的人啊，你们真不知人类幸福为何物，因为幸福与不幸是两姊妹，甚至是孪生姊妹，要么一起长大，要么一起永远保持矮小。
（十七）
尼采对酒精的敌视同时也说明他为什么敌视曾经流行一时的英国道德哲学：功利主义学派及其倡导者约翰·穆勒。功利主义者的论点是，在一个充满了道德模糊的世界上，衡量一种行为对或错的标准就是它带来多大的快乐或痛苦。穆勒认为：
行为之正确与其可能促进之幸福成正比，反之则为错误。幸福即快乐与无痛苦，不幸福即痛苦与丧失快乐。
功利主义思潮，甚至连同由此脱颖而出的那个国家，都令尼采愤怒不已：
欧洲的庸俗化，现代思想的平民主义皆源于英国。
人本来不是为追求幸福而奋斗的，只有英国人才是这样。
其实他自己当然也是为追求幸福而奋斗的，只不过他认为不能无痛苦地获得幸福，而功利主义者看来就是这样主张的：
所有这些以苦、乐——也就是从属的、次要的现象——来衡量事物的价值的思想模式是最为幼稚可笑的，任何具有创造意识和艺术家良知的人都嗤之以鼻。
提到艺术家的良知，因为艺术创作是最显著的例证，表明一种产生巨大成就感的活动总是需要经过巨大的苦难。假设司汤达以立竿见影的“苦”和“乐”来衡量他的艺术创作的价值，那么他决不会从《怕受管辖的人》进展到他的威力的高峰。
尼采要求我们不要停留在山下喝酒，而去接受攀登的痛苦。他还向市政规划者提出过建议：
从当前的存在中获得最大的收获和最大的享受的秘诀在于——危险地生活！把你们的城市建立在维苏威火山坡上吧！
假如有人还是难耐酒瘾，而且此人对基督教评价不高，尼采提出另一个劝诫他的论点。他说任何喜欢喝酒的人从根本上持有基督教的世界观：
要我相信酒能使人高兴，我先得变成基督徒，也就是说，相信我认为特别荒唐之事。
（十八）
他对基督教的体验比对酒精多。他出生于莱比锡附近萨克森的一座名叫勒肯的小村庄。他的父亲卡尔·路德维希·尼采就是该村的教区牧师，他的虔诚母亲是牧师的女儿——戴维·厄恩斯特·奥勒在一小时路程外的波夫莱村布道。儿子（尼采）于1844年10月在勒肯教堂当地牧师会的主持下受洗。
弗里德里希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爱他的父亲并终生敬重他。1885年，他打赢了一场与出版商的官司，得到一小笔钱，就为他父亲的墓定制了一大块墓碑，上面刻了一句《哥林多书》的语录：
“Die Liebe h？ret nimmer auf”（11）（《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8节）（12）
尼采回忆卡尔·路德维希说，“他是乡村牧师的完美体现。身材修长，五官端正，和蔼、慈祥。他因言语机智和富于同情心而到处受欢迎，农民都敬他爱他。他以精神导师的身份用言语和行动广施祝福。”
但是对父亲的爱并未阻止尼采对父亲以及一般基督教提供的对痛苦的慰藉抱有深刻的保留：
我向基督教会提出任何公诉人从未提出过的最严厉的控告。在我看来，基督教会是可以想见的最极端的腐蚀形式……一切事物都难逃它堕落之手……我称基督教为惟一的大诅咒，惟一的本质上的大堕落……
读《新约》时戴上手套是对的。接近这么多的不洁迫使人不得不如此……那里面一切都是怯懦，一切都是自欺，故意闭眼不看自己……难道还需要我说吗？整个《新约》中只有一位孤独的人物是值得尊敬的，那就是罗马总督彼拉多（13）。
干脆说：
今天作为基督徒是不体面的。
（十九）
《新约》在我们遇到困难时如何安慰我们呢？向我们暗示，许多困难实际不是困难而是美德：
若是有人为胆小所困扰，《新约》指出：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马太福音》第5章第5节）
若是有人因为没有朋友而发愁，《新约》建议：
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路加福音》第6章第22—23节）
若是有人为在工作中受盘剥而发愁，《新约》劝告说：
你们作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歌罗西书》第3章第22—24节）
若是有人为没有钱而发愁，《新约》告诉我们：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入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可福音》第10章第25节）
此类话语与喝酒可能有所区别，不过尼采坚持认为本质上是相同的。基督教和酒精都有力量使我们相信，我们原来以为是自身的和这个世界的缺点都是不必介意的；二者都削弱我们培育我们的问题的决心；二者都剥夺我们自我完成的机会：
两种欧洲最大的毒品：酒精和基督教。
据尼采说，基督教是从罗马帝国的卑怯的奴隶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没有勇气去攀登山峰，所以创建出这样一种哲学，硬说他们所居的底层很让人喜欢。基督徒也希望享受自我完成的真正的内容（地位、性爱、智力超群、创造力），但是没有勇气忍受这些享受所必需经历的困难。所以他们就制造出一种伪善的信仰，谴责那些他们心里想要而又无力为之奋斗的东西，称赞那些他们本来不想要而正好拥有的东西。无力变成了“善”，卑下变成了“谦恭”，屈从自己所恨的人变成了“顺从”，还有，用尼采的话来说，“无能复仇”变成了“宽恕”。每一种脆弱感都给封了一个神圣的名字，看起来像是“自愿获得的成就，是原来想要的，自己选择的，一项业绩，一项成就”。基督徒们迷恋于“安逸的宗教”，于是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把容易得到的而不是应该向往的置于优先地位，这样就把生命的潜能抽干了。
（二十）
对困难持有“基督教”的态度的人并不限于基督徒；尼采认为这是一种永恒的可能性。当我们对于内心渴望而得不到的东西表示淡然时，我们就都变成了基督徒；当我们貌似轻松地说我们不需要爱，或是世俗的地位、金钱、成功、创造，乃至健康时，我们却恨得嘴角都歪了；我们默默地向我们公开放弃的东西开战，从墙垛后面打枪，躲在树上放冷枪。
尼采宁愿我们如何对待挫折呢？继续对我们所向往的东西保持信念，即便我们现在没有，也许永远得不到。换言之，抵制那种把难以得到的东西贬为邪恶的诱惑——也许尼采自己无比悲惨的人生给我们提供了这种行为方式最好的范例。
（二十一）
伊壁鸠鲁是他早期最喜爱的古代哲学家之一；他称之为“近古时期的灵魂抚慰者”，“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以英雄…田园诗的方式讲哲学的发明家”。最令他神往的是伊壁鸠鲁关于与朋友共同生活乐在其中的思想。但是他极少体验与人同乐的满足。“我们生来就是心智的隐者，只有偶逢知音能谈一谈。”他30岁时创作一首关于孤独的赞美诗——《孤独颂》，终于不忍卒篇。
求偶的经历也不见得少一些愁苦，问题在于尼采的外表——海象式的特大胡须，还有他的腼腆使他的举止刻板僵硬，像一位退伍少校。1876年春，尼采旅游日内瓦时爱上了一名23岁的碧眼金发女郎，玛蒂尔德·特朗佩达。在一次交谈中谈到亨利·朗费罗的诗，尼采说他还没有见过朗费罗的“追求卓越”的德文版，玛蒂尔德说她家里有一本，愿意抄一份给他。尼采受到了鼓励，就请她出去散步。她把房东太太带来作陪。几天以后，尼采自告奋勇为她弹一曲钢琴。再下一次，她从这位巴塞尔大学31岁的古典哲学教授那里听到的是求婚。“难道你不认为我们两人在一起比各自单独生活会更好，更自由，因此更卓越吗？”顽皮的少校问道，“你敢不敢与我共同走完所有生活和思想的道路？”玛蒂尔德不敢。
一连串的类似的碰壁不断地伤害他。瓦格纳见他精神悒郁，健康不佳，认为只有两种解药：“要么结婚，要么写出一部歌剧。”但是尼采写不出歌剧，而且显然连像样的曲调也创作不出来。1872年7月，他寄给指挥家汉斯·冯·比洛（14）一首他创作的钢琴双重奏，请他给予坦诚的评论。比洛回答说，这是“我长期以来所见过写在乐谱纸上的最匪夷所思、最难听、最反音乐的一套音符”，他怀疑尼采是否腿抽筋了。“你称你的乐曲为‘骇人听闻’，真是如此。”
瓦格纳却更加坚持己见，他一再劝他，“看在老天的分上，娶一个富婆吧！”他还同尼采的医生奥托·艾泽取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