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凯恩斯非常敬佩前首相H。H。阿斯奎斯，甚至与他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当阿斯奎斯于1916年12月辞职时，很多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时任军需大臣（也曾在麦克纳之前担任财政大臣）的大卫·劳合·乔治接任首相，他是一个更坚决果断同时也狡猾得多的政客，对凯恩斯战时顾问的作用评价很低。用新任首相的话说，凯恩斯“反复无常、性格冲动，不适合担任重大紧急状况的顾问。他以杂技演员的身手仓促地得出结论。而他又能以同样敏捷的速度匆忙倒向相反的结论，这不会让情况好起来”。30劳合·乔治亲自将凯恩斯的名字从1917年2月最终的皇家荣誉名单中划掉（后来在博纳·劳的干预下，凯恩斯于5月授勋三等巴斯勋章）。凯恩斯则将首相的态度原样奉还：“我在为一个我所鄙视的政府工作，”他于12月对邓肯·格兰特说道，“为了一个在我看来有罪的目标。”对他的母亲，他痛惜地写道：“战争的延长……很可能意味着我们此前熟知的社会秩序行将消失。”虽然他又补充道：“富人的没落相较之下是令人安慰的，总之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其实这种观点针对的目标范围很小，他自己就是在仆人的照料下舒舒服服地度过了战争年代。至于世界事务，“一年之内，”他认为，“我们就将主动放弃对新大陆的权益主张，并将这个国家抵押给美国。”31
凯恩斯对战争的进行方式感到绝望，但这还及不上他对和约条款的愤怒失望。1918年11月11日英国与德国签署停战协议后，他继续留在财政部，并成为该部门在1919年1月开始的巴黎和会上的主要声音。然而在6月28日签署《凡尔赛和约》的前三周，他“痛苦而愤怒”地辞职了。直到1940年，他才重新加入财政部，那时英国又一次需要借助美国的现金来挺过一场欧洲的战争。
三个与德国赔偿相关联的问题搅和在一口滚烫的政治大锅中，即使是用最透彻的经济分析也无法解决：哪些损失需要由德国承担赔偿责任？德国支付赔款的能力有多大？协约国各方如何分配赔偿所得？那一年的晚些时候，凯恩斯奋笔写下一本栩栩如生、震惊于世的谈判回忆录——《和约的经济后果》。这本书立刻给他带来了广泛的国际赞誉，当然还有来自美国、英国以及特别是法国为数不少的愤怒谴责。他以铿锵尖刻的笔法刻画出三个主要人物的形象——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以及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这本书确立了凯恩斯的地位，使他跻身欧洲最才华横溢、最机敏深刻的辩论家之列。
凯恩斯嘲讽威尔逊“迟钝而且混乱”，是一个“又聋又哑的堂吉诃德”，这反映出英国人对美国人宗教信仰的总体观点，认为他们易受人左右、虚伪做作并且欠缺智慧。凯恩斯说道，威尔逊“不做不正直和不正确的事情；不做违背他伟大的政治信仰的事情。所以，尽管他的‘十四点计划’在文字上给人们的鼓舞并没有减少，但它变成了一个用于掩饰和解释的文件，成为所有有智慧的人自我欺骗的工具，我敢说，总统的祖先们曾经通过这种方式说服他们自己相信，他们认为必须做的事情与摩西五书的每一个音节都保持一致”。论智谋，他比不上“邪恶”的欧洲人：即“怀疑”而“顽皮”的克列孟梭，以及“山羊腿吟游诗人”劳合·乔治，“说话压根儿就没有内容……空洞无物”，让人们嗅到一种“极度漫无目标、骨子里不负责任的味道”。32
然而，凯恩斯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讽刺三巨头，而是要解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准确的历史和逻辑分析让人懂得——条约的经济条款为什么是非常错误和危险的。考虑到他后来对国家经济规划，尤其是货币管理问题重要性的观点，凯恩斯在书中对欧洲经济自1870年至一战前发展状况的记述非常值得注意，因为他着重强调了欧洲自然演进的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巨大而广泛的实质收益。最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如下评论：“各种货币对黄金的价格及相互间的汇率都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之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和贸易的流动，其全部价值只有在我们今天失去这些有利条件之后才能认识到。”33一战终结了这一切：2月，当美国对英国的官方援助被切断后，法郎和英镑都大幅下跌，结束了一百年固定汇率的历史。34凯恩斯还指出：“使人类获益极大的巨额的固定资本，是在战前半个世纪中积累起来的，而在一个财富平均分配的社会中这永远不可能发生。”35这个观点听起来像是自由意志论者。
在凡尔赛和会上，凯恩斯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努力想要说服会议的主要参与方：如果他们要从德国“那里‘榨取’一笔，……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能把她毁掉”。36他提出了一套巧妙而有远见的计划，用一个一揽子的宏伟方案，既解决欧洲协约国相互间及对美国的债务问题，同时在考虑德国资源和出口能力的情况下，合理确定要求德国支付的赔偿金额。其关键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协约国对德国的赔偿索求降低到一个在凯恩斯以及美国人看来可以做到的水平，同时削减英国对美国的债务。凯恩斯强调，如果找不到办法来削减对美国的债务，英国将暴露在“美国未来将会提出的、最难以接受的压力之下”，而凯恩斯的计划能够解决这一问题。37虽然劳合·乔治很少接受凯恩斯提出的建议，但这一次他欣然接受。然而美国人并不上钩。“我意识到，这些行动的目的是要将我们与不牢靠的欧洲金融体系捆绑在一起，”威尔逊对他的主要顾问之一、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写道，“我要依靠你的帮助来挫败这些行动。”38
凯恩斯估算出德国每年偿还赔款的能力，要大大低于其本国政府以及法国政府的要求。他所使用的经济学公式遭到了一些经济学同行的质疑。他尽了最大的努力试图反驳这些质疑，尤其是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夫在凯恩斯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发表的观点。吕夫认为，凯恩斯在逻辑上混淆了德国财富转移对汇率和国际收支的影响。39在近20年之后，吕夫将再次以相似的理由质疑凯恩斯最有名的学术著作——《通论》：他认为凯恩斯犯的错误是，将观察到的经济混乱状况归咎于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而非可以立即辨别并纠正的政策失误。
无论如何，《和约的经济后果》在国际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与凯恩斯所运用的技术性工具关系不大，而更多地要归功于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和约条款背后狭隘而荒唐的政治短视。虽然早期从出书中赚得的大部分钱将被他投入到外汇投机这一新嗜好中并最终挥霍一空，但是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明星级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且活得也像个明星一样。1925年，他与离异的俄罗斯裔著名芭蕾舞演员莉迪亚·洛波科娃结婚。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洛波科娃1918年伦敦巡演期间的一次社交聚会上（这次相见并非一见钟情：“她是一个如此拙劣的舞者，”他对金融家奥斯瓦尔德·法尔克说道，“她的臀部是如此的僵硬。”）。40在凯恩斯眼里，莉迪亚娇媚迷人、质朴率真、自由奔放，但是他的文学朋友圈认为她太没有文化。虽然这段看似奇怪的婚姻抬高了凯恩斯的大众声望，但也在他与布鲁姆斯伯里圈子的友谊中扎进一根永远的刺。尽管如此，他仍然真挚地、深深地爱着她，直到生命的尽头。
几乎所有成为著名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人，都是先以学者身份出名。但凯恩斯不是。他直到1930年才出版了第一部真正伟大的经济理论著作，那一年他47岁。但是，1923年时，他一年内就在报纸上发表了51篇文章（他产出的巅峰），这使他活得相当潇洒。他生活富足，并成为了一个慷慨的艺术赞助人。
凯恩斯生意兴隆的年代，正是英国经济濒临破产之时。1920～1922年的萧条使英国经济深陷泥沼。当经济于1923年触底反弹时，失业率仍然接近10％，并在20世纪20年代一直居高不下（到了20世纪30年代甚至每况愈下）。是因为对战前贸易体系遭到扰乱的情况适应得过于缓慢么？还是因为在货币领域错误的政策选择？或者经济学家关于市场自我恢复的若干神话的信念也许是毫无根据的？在这个时期，凯恩斯还没有准备好在思想上进行一次大跃进，对古典经济学发起一次全面的正面进攻，但是他已经准备好发起一场持久的思想消耗战。
他的主要目标是英格兰银行。英国价格水平因为战争而被抬高，而英格兰银行则通过提高利率的方法对价格水平施加了强大的下行压力，目的是尽力将美元兑换英镑的平价恢复到战前4。86美元兑换1英镑的这个受人尊敬的水平。虽然英国的单位劳动成本确实有所下降，但是下降速度远不及价格下降的速度，这导致1922年底单位劳动成本比应有之水平高了约25％。英格兰银行认为，工资水平有足够弹性，恢复过去的美元平价仍然可行，并值得为此承受短期的阵痛。凯恩斯则公开抨击英格兰银行的观点。虽然他感到这项政策正在将英国带到“革命的边缘”，而且政府应该“让美元见鬼去吧”，但是关于为何这项政策应被认为是毫无希望、误入歧途的，他还未能提出任何革命性的真知灼见。41他关于工资比价格更有“粘性”的观点受到广泛认同，但是这本身不足以反驳致力于消除工资粘性的政策。
事实上，他此时仍然相信，由于被抑制的强大需求将得到释放，因此无论银行是否像他所极力主张的那样放宽货币政策，失业率最终仍然会降下来。而且他仍然是一个传统的自由贸易支持者，反对所谓关税和进口壁垒能够治愈失业问题的“保护主义的谬论”。他认为，保护主义只能暂时地通过推高价格增加就业。但是这种说法不禁引出下面的问题：为何当时他主张通过降低利率、英镑贬值来实现这个推高价格的目标？42显然，他过去的思想信念还没有完全与他新的、更加激进的观念协调统一起来，但是大方向已经很明显了。“时局越纷乱，”他在1923年12月国家自由俱乐部演讲时说道，“自由放任的体系运行得就越差。”43日后他将会提出关于长期不充分就业之谜的新观点。显然，观点的萌芽此时已经开始成形。
1923年12月，《货币改革论》出版，这是凯恩斯在总结他战后货币思想方面作出的第一次重要尝试。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它是凯恩斯最好的作品。弗里德曼是凯恩斯关于政府积极使用财政政策观点最著名的批评者，他这么说显然会让凯恩斯感觉到自己在抛弃货币管理问题的古典思想方面走得还不够远。事实上，在《货币改革论》出版后几个月，凯恩斯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尽管如此，这本书仍然闪耀出了凯恩斯独到的思想风格，将抽象的经济分析与对当代事务机智辛辣的评论混杂在一起。
书中最核心的理论观点并非完全由其原创，而是构建在欧文·费雪、克努特·维克塞尔等著名经济学家此前研究的基础之上。它提出，货币当局应当致力于稳定对货币的需求，而非货币供应。凯恩斯认为，他的理论主张最重要的含意在于，当局为了稳定价格——这应该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需要积极干预并持续调整货币钞票的供应量以及银行存款储备金的比率。这与金本位形成了强烈反差，金本位要求货币当局以更加机械的方式应对货币黄金储备的跨境移动：当黄金流入时放松信贷，当黄金流出时收紧信贷。在凯恩斯的著述中，金本位也成为和平最大的祸害。
当时，金本位仍然被广泛认为是所有稳健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中流砥柱。凯恩斯对金本位的犀利抨击使读者们感到了预料之中的震惊，引发了诸多对这本书的批评意见。“言辞就应该是略带狂狷的，”凯恩斯于1933年说道，“因为它们是智者攻击愚人的利器。”44凯恩斯承认金本位在已经过去的19世纪表现得可圈可点，但他坚持认为现在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战争导致了一个糟糕的结果：它将世界上大部分货币黄金都转移到了美国。凯恩斯断言，试图恢复金本位这个“野蛮的遗迹”，将会导致“把管理我们价格水平以及操纵信贷周期的权力交到美联储的手中”，后者已经“在金牛犊的基座＇7＇上……建立了一种美元本位制度”。45这种说法无论怎么有道理，总让人感觉有不止一点嫉妒的味道和民族主义的情绪。金融控制权从伦敦转移到纽约和华盛顿，这将成为凯恩斯长期的关注，伴随他职业生涯的余生，甚至反映在他的理论著作中。
《货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