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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法案的通过远非一帆风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在听证会上严厉质问摩根索、赫尔以及史汀生。而对英国而言，让美国财政部使用怀特准备的数据在国会中作证，来证明英国极度赤贫的状况，并猜测在大英帝国残骸上少得可怜的遗留之物中还有哪些可以用来作为对美国援助的回报，这不啻为极大的耻辱。
随着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反对该计划的势力也得到加强。不讨唐宁街喜欢的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在被迫辞职后告诫国会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极富个人魅力的航空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也持反对立场。“我们今天正面临战争的危险，不是因为欧洲人试图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林德伯格坚称，“而是因为美国人试图干涉欧洲的内部事务。……如果我们渴望和平，我们只需要停止自找战争的麻烦。”11租借法案被广泛描绘成一个不祥的措施，可能使美国面临破产的下场，并使之卷入一场注定将以失败告终且与美国核心利益关系不大的冲突之中。
众议院民主党人明确地向赫尔和摩根索提出，法案若不做修订则肯定无法通过。其中一处修订限定了总统可以缔结租借协定的时间期限，但值得注意的是，法案并未限制协定的执行期限。另一处修订则是将现有的军事物资以及已经订购并可能被转移给外国政府的物资的总价值限定在13亿美元，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法案并未限制未来的援助金额。1941年2月8日，在希特勒签署加大对英国国防经济打击，特别是从海上攻击商船以及从空中袭击军备工厂的第23号指令12两天之后，租借法案以260票赞成、165票反对的可观的多数票数在众议院通过，有24个共和党议员投了赞成票。
参议院的风浪更大一些。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特——日后他将成为布雷顿森林协定一个强大的反对者——与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参议员詹姆斯·伯恩斯以及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哈里·伯德联手提出修订案，明确要求租借援助使用的资金只能出自国会针对这一目标的专项拨款。由于总统因为流感而卧病在床，摩根索和史汀生领导了这场恢复总统分配援助资金授权的斗争。弗雷起草了一版修订案文，将修正案调了个，授权国会可以对总统如何处置海外国防物资作出具体限制，但是无权事先决定总统能够做什么。这一着达到了目的，法案在参议院以60票赞成、31票反对得以通过。1941年3月11日，它成为了美国的法律。
尽管国会对总统的租借授权施加了限制，但是对于白宫而言，这则立法仍然是一个值得赞叹的胜利，它扫除了由中立法案和约翰逊法案＇11＇（即外国证券法案）所设置的孤立主义壁垒。罗斯福争取租借法案通过，凭借的并不是公众对英国的好感。“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评论道，“美国人有理由将英国人视作一群妄自尊大的混蛋，压迫了半个世界的人民，并且有一种邪恶的天赋能让其他民族为了他们去战斗。”13英国未能偿还其一战债务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尽管如此，一个小心谨慎的国会还以绝对多数票通过决议，使美国在另一场欧洲战争之中再次加入英国一方并充当她的靠山。
租借法案令伦敦深感宽慰。法案通过后的第一个周末，两艘德国战舰在大西洋击沉了16艘英国商船，这令美国的援助变得更加紧迫。14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演讲时称英国“对这座反映了慷慨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风范的丰碑深表感激和敬意”。15后来丘吉尔又称赞租借法案是“有史以来最圣洁的法案”。16很多人经常误以为这句名言说的是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但是，丘吉尔其实非常清楚租借援助是多么得勉强。他只是出于政治原因不能像他保守党的同事一样大声地说出以下想法：“充当我们的兵工厂和物资供应商，美国佬似乎很喜欢这种想法，认为这就是他们对民主战争的贡献。……他们是一群离奇古怪的人，他们被告知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他们就是希特勒名单中的下一个……但他们似乎非常满足于将实际的战斗托付给我们；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除了战斗。”17
有一个问题丘吉尔当时肯定没有弄明白，即获得租借援助需要英国在战后付出多大的代价。正如其正式名称所表明的那样，《促进美国国防法案》并非慷慨解囊之举。罗斯福在1940年曾经对选民承诺，美国的“男儿将不会被派往任何外国参战”18，租借法案只是他发明的应急措施，意在牵制德国和日本；至于法案对英国的存亡至关重要，这大体上只是一个巧合。
更为重要的是，罗斯福那个浇花的水龙带的比喻在立法进程中被极度地扭曲了。“法律就像香肠，”诗人约翰·戈德弗雷·萨克斯在72年前评论道，“我们对立法的过程知道得越多，就越无法激起我们对它的尊敬。”19虽然法案的标题显示出将水龙带借给英国人会给美国带来直接和互惠的利益，但从绞肉机中出来的法案文字并不承认此类利益。事实上，国会要求总统确保获得“以实物或财产方式的支付或偿还，或任何总统认为满意的其他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归根到底，借出水龙带还是有个价码。“美元的符号”又回来了。如果说有关措辞似乎仍给总统留下慷慨行事的空间，丘吉尔也期盼并相信总统会这样做，罗斯福的经济顾问们则选择不这么做。罗斯福在接下来关于水龙带价格的谈判中仅仅发挥了短暂的直接作用。摩根索、怀特以及赫尔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利用租借法案持续不断地逼迫英国人在金融和贸易方面作出让步，这些让步将在战后世界格局中消灭那个作为美国经济和政治对手的英国。
亨利·摩根索是“英国人的好朋友”，他的官方传记作家约翰·莫顿·布鲁姆如此评价道。但是“在他与英国人的谈判中，他也是美国利益坚定的维护者”。摩根索认识到英国人在1940年与1941年独自英勇抵抗希特勒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并对此深表敬意。为此，他付出了比任何人都大的努力来推动国会通过租借法案。“但是，没有人比摩根索更加确信，英国与美国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无论两国人民是多么致力于击败纳粹的斗争。”20摩根索将伦敦城的金融家们视作实现新政目标的敌对力量，就像华尔街的那些人一样。他知道英国不仅仅将租借法案视作获取关键战时物资的途径，而且还是保护宝贵的黄金与美元储备的手段，这些资源对于战后维护大英帝国的完整及其影响力至关重要。而他决心不让这些储备资产的余额超过英国在战争中存活所必需的最低水平。
摩根索完全依赖怀特来测算和监督英国储备资产的余额，按照布鲁姆的话说，后者“在思考货币问题时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并且“在获得财长同意的情况下，公开寻求使美元成为战后世界的主导货币”。因此，怀特甚至“比摩根索更加激烈地反对任何刻意扩大英国黄金及美元储备的做法。”21
在英国储备余额的问题上，摩根索和怀特遭到了国务院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国务卿赫尔和最大的亲英派迪安·艾奇逊，后者1933年从财政部辞职后一度离开政府，到了1941年再次归来并担任了赫尔的助理国务卿。赫尔强烈地认为自由贸易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他认为一个财政上有清偿能力的英国对于战后重建自由贸易不可或缺。然而，摩根索和怀特占据了一个重要优势：他们与国会结成了同盟，后者小心翼翼地守护自己为租借法案拨款的权力，而拨款授权每6个月就需要延长一次。
事实上，“国会对中国天然地比对英国更加慷慨，也许是因为没有人把中国当做战后霸权或商业上的对手”。22就连苏联获得的待遇都比英国更加宽厚，英国人心怀不满地指出。23
是什么驱使哈里·怀特在英国储备及贸易政策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怀特档案中一篇又一篇的备忘录揭示出，1938年和1939年，财政部专注于思考英镑对美元的汇率问题，以及如果英镑继续贬值将对美国的竞争地位产生什么影响。这些由怀特的副手们为怀特和摩根索准备的备忘录对英国的账户进行了详细分析，对英镑大幅贬值的可能性作出估算，并对可能提出的理由加以预判。其背后的经济关注是，正如其中一篇备忘录所指出的，“大多数货币与英镑一起下跌，而英镑贬值实际将导致美元对大多数货币升值。这样就使英镑贬值的问题对美国而言比对英国更加重要”。24
“如果英镑贬值，”另一篇备忘录解释道，“……事实上将使全世界所有货币都承受更大的压力。……日本和德国将受到刺激并在更大规模上诉诸各种手段来保持它们的市场……而这还可能引发公众对修订美英贸易协定的要求。国际货币领域此种不确定因素的后果，不但无助于世界经济复苏，而且可能使经济再度陷入下行区间。”25另一篇备忘录对截至1939年2月的一年内外国货币贬值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结论是美国贸易竞争力损失8％，而英国得益3％，并将其归咎于“英镑美元汇率的不稳定，特别是金融界关于英国当局对英镑汇率意图的预期”。26这些备忘录明显流露出对英国的不满。提出的报复措施包括公开指责英国违反《三方协定》，对自英国的进口采取措施，提高财政部购买外国黄金的价格以完全抵销英镑贬值的效果，或者抛售英镑换取黄金（这可能会给美国带来外汇损失，但将会引发更大规模的英国储备危机）。27在此背景下，财政部为何试图以租借法案为手段来彻底终结英镑的国际地位，原因就很清楚了。这将必然涉及瓦解大英帝国的结构性支持。
对于美国财政部的意图，没有哪个英国人能比梅纳德·凯恩斯读得更透彻、恨得更透骨。当他的首相正在英国议会赞颂美国人的慷慨时，凯恩斯则在炮轰摩根索在英国为共同事业和国家存亡而斗争之际乘人之危。虽然他承认美国财长需要“安抚国会中的反对派”，但是凯恩斯仍然指责摩根索试图尽量扩大“其未来的权力以将他的意愿强加于我们”。摩根索是要“在租借法案生效前尽最大可能地剥夺我们的流动性资产，从而使我们手头的储备降至最低限度，堪堪够满足战争余下阶段中租借法案所不能涵盖的大量债务”。一番激烈言辞之后，凯恩斯留下最后一句尖刻评论，充分地反映了他所生长的环境。他指责财政部长“给我们的待遇甚至比我们认为最卑微、最不负责任的巴尔干国家所应享有的待遇还要差”。28
租借法案通过后，国会仍然需要批准一项70亿美元的拨款法案使之具备可操作性。但是，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提出这笔钱不得用于1941年3月11日之前订购的货物。鉴于此前摩根索曾经对国会保证英国会为她已经订购的所有东西付款，国会提出的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要求。因此美国行政当局逼迫英国迅速地清算更多的资产。其中包括了主要的大公司。柯陶德家族的“美国人造丝公司”是一家纤维生产企业，也是英国拥有的规模最大、盈利最好的美国公司。它被以54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美国银行集团，大约仅为其实际价值的一半。29难道我们“要在未来6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想方设法出售我们所有的直接投资，即使可以预见出售这些投资的市场行情很差”？凯恩斯怀疑地问道。“如果是这样，这就是缴械投降。……想到这一点，我们当然不会不做一番思想斗争。”30
凯恩斯在伦敦有一位很有势力且非常有影响力的美国盟友：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怀南特身材高大、发色乌黑、棱角分明、语调柔和，相比他尖酸刻薄、仇视英国的前任乔·肯尼迪，怀南特在英国很受拥戴。时至今日，怀南特最知名的一点，就是他与丘吉尔二女儿萨拉的婚外恋情，以及于1947年一枪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凯恩斯向怀南特发泄自己的不满，认为美国人不理解英国人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怀南特极力主张凯恩斯前往华盛顿亲自陈述他的观点。英国财政部很快就同意凯恩斯应以财政大臣个人代表的身份访美。新闻媒体被告知，凯恩斯的任务是“更加明确地界定租借援助将包含的内容”。在经历了为期近一周的一连串艰难飞行之后，凯恩斯与莉迪亚于1941年5月8日抵达纽约，而媒体的闪光灯已经等候多时。这就是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受命财政部六次正式访美的第一次，而其中四次都是在战争期间。31
选择梅纳德·凯恩斯执行如此关键的一项外交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