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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可能仅仅是因为，凯恩斯发现了如此重大的疏忽后感到过于惭愧，因而不愿提及它，而且他一定也明白，对于一片这么有价值的外交领土，既然它已经被怀特征服，后者定会寸土不让。
令凯恩斯感到紧张的条款是有关货币可兑换性的规定，即成员政府有义务在固定的汇率水平上维持其货币的可兑换性。有关条款起草得很仓促，又经过了律师的反复加工，因此含义模棱两可，并且在一些地方相互冲突，有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解释。对于有关条款究竟包含了哪些义务，凯恩斯和罗伯逊存在不同意见。对于二人中谁将为这种混乱的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他们也有不同的看法。凯恩斯指责罗伯逊没有发现有问题的案文；罗伯逊则反击称凯恩斯已经批准了案文，但是最终他还是为此次“疏忽”承担了责任。3
凯恩斯关注的核心是，英国可能被迫按照某种方式干预外汇市场，或者被禁止以其他的方式干预外汇市场，最终导致她无法控制黄金或美元的外流。他最担心的是这可能会导致一场“金融敦刻尔克”。10月6日，他给怀特寄去一封长信，请求对案文进行修改。这是一封标志性的凯恩斯式信函，逻辑、激情、焦虑与幽默令人头晕目眩地纠缠在一起。怀特没有回信。但是凯恩斯借其11月访问华盛顿之机，设法安排了于18日与怀特会面。怀特表示，对于他赞同凯恩斯解释的地方，他今后将继续予以支持；对于他不赞成的地方，他坚持让任何有歧义之处保持现状。无论如何，他都不能让国会嗅到一丝不和的风声，案文不可更改。
凯恩斯的态度并未缓和。为了显示原则，尽管这么做毫无作用，他于12月29日致信财政大臣：“我们不能签署一份要么是自相矛盾、要么是极为隐晦模糊的协议。”4自相矛盾和隐晦模糊是外交的精髓，但凯恩斯缺少老练的外交家那种犬儒主义的心态，因而他不能理解这样一个事实，有些东西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所以他常常发起无谓的斗争。在这件事上，他吓唬住了财政大臣，使后者向摩根索提出了这个问题，产生的唯一后果是引发了一场外交事件。财长将信件转给怀特，后者不仅拒绝让步，而且要求财政大臣收回这封信，或者更改其日期，或者删除提及案文起草有误的内容，以隐藏争议使之不被国会发现（财政大臣选择了方案三）。最终，这件事证明是一场茶壶里的风暴：在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世界中，一个初出茅庐的基金组织没有能力来强行实施怀特反对货币贬值的目标。
就在此时，布雷顿森林协定在英美两国国内引起了政治上的轩然大波，与之相比，大西洋两岸之间的争议不过是和风细雨罢了。在1944年7月之前，纵然公众对于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存在很大异议，但是反对意见，尤其是来自大银行的反对意见，相对而言声音并不响亮，因为它们认为一场庞大臃肿的国际会议本身就足以使这个精心设计的体系垮台。然而，一个轻量级的怀特计划完好无缺地出现了，突然间离成为美国的法律只有一步之遥。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现在需要表明立场了。
考虑到战斗即将开始，摩根索于12月下旬要求罗斯福提名怀特为财政部部长助理。“他将成为布雷顿森林协定立法斗争主要的攻击对象，而部长助理的身份能够赋予他更多的威信，对这场斗争有很大帮助。他已经多次为自己赢得赞誉。……怀特甚至比诸如凯恩斯勋爵之类的人物还要略胜一筹。”5这么说当然是对他的一种最高评价。总统同意了，1945年1月23日，怀特终于获得了他的第一个真正有地位的政府职务。
几周之前，1月4日，兰多夫·博格斯以及一群有影响力的银行家与摩根索及其幕僚会面，探讨双方立场的共同之处。博格斯有备而来，美国银行家协会以及储备城市银行家协会为他准备了一份报告，报告总体上接受了世界银行计划（因为世行能够为他们的海外投资提供担保），但是否决了基金组织计划，认为后者存在危险。报告提出，基金组织太庞大、太复杂。其职权范围过于宽泛且模糊不清，而且它可以向信誉不佳的政府提供贷款，这种权限过于自由。摩根索承认计划并非完美无瑕。但是他强调，这个计划至关重要、刻不容缓，它是全世界顶尖的专家合作的成果，并且得到了44个国家的认可。如果现在有一个国家想改变它，其他国家都会如法效仿，那么公众将会自然而然地怀疑是银行家们毁掉了这份协定。“如果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它，要么就什么都没有，”博格斯说道，“那么他会选择它。”6财长则坚称只有这两种选择。
摩根索认为他达成了交易，所以当美国银行家协会于2月发布报告拒绝接受基金组织时，摩根索勃然大怒。美国商会也拒绝接受基金组织。私人机构全国经济理事会则以更加激烈的言辞抨击基金组织，称“‘稳定’基金与稳定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一台可以将毫无价值的外国纸币变成美元的机器。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计划’都掺杂了凯恩斯勋爵异想天开的负债理论”。7战线已经画好了。
2月5日，摩根索与幕僚召开会议。摩根索对他们说，这是一场银行家与政府之间的战斗，而且政府必须获胜。“要么是它，要么就什么都没有，而且它将是……战后在欧洲以及全世界面前出现的第一个东西，而不仅仅是在美国人民面前，为了期待一个更好的商业世界的到来。……应当由政府承担利率的风险，而不是个人。”他说道。他的意思是说应当由政府设定货币条件，而不是银行，更不是位于英国的银行家老巢。难道我们还要“让五家纽约的银行控制外汇汇率么……让伦敦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就像他们在过去100年一直做的那样”？他反问道。纽约的银行家甚至还“反对联邦储备体系”，拉克斯福特指出。他们都是极端分子。“我们也许可以稍微歪曲一下，”怀特提议，“说反对它的是投机分子。”8
美国财政部在影响公众舆论导向方面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布雷顿森林协定实在是太深奥、太复杂了，很难引起公众的兴趣。战争信息办公室向财政部提交的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关于布雷顿森林会议，几乎没有任何公众舆论。没有对它的广泛讨论，因为根本没有兴趣；没有兴趣，因为根本不理解有关的问题、建议的计划及其重要性。”9国会议员也弄不明白。拉克斯福特对摩根索说道：“一位持支持立场的国会议员（沃里斯）告诉我说，‘国会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见，因为国会理解不了它。’”10即使是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美联储主席马瑞纳·伊寇斯也是一头雾水。“哈里，你的计划实在是太复杂了，”他对怀特抱怨道，“我要求你的人用外行能够看懂的语言简要地概括它的内容，让我能够弄懂这个该死的东西，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11
3月1日，怀特告诉他的助手们，财政部将发起一项新的行动，目的是向公众解释布雷顿森林协定并影响政治辩论的走向。财政部聘请了一个公共关系公司。将由一个外部人士——兰多夫·菲尔塔斯，负责组织实施这场行动。行动的核心要素非常明确：财政部将稍微向右倾斜；左翼已经表示支持，关键是要给温和派留下强烈印象，并说服有影响力的保守主义人士回心转意。财政部的新政直觉是要抨击银行，但是现在需要调整方法。从此时起，敌人应该是“孤立主义者”。要避免细节和数字；叙事的角度应当是经济和政治安全。布雷顿森林将“搭上星光闪闪的雅尔塔会议的便车”，即盟军领袖于2月召开的克里米亚会议。财政部自身将与这场行动保持距离，因为在公众的脑海中，“财政部也是嫌疑对象，财政部是个新政疯子”。12对怀特而言，这必然会令他感到非常愤怒。
主动与外界接触并寻求支持是这项行动的关键。从商人、记者、经济学家到所有私人和社区团体。“新教四大教派的神职人员本周都被邀请到华盛顿……参加不公开的‘教育性’会议，”《华尔街日报》4月13日报道，“一些牧师离开这座城市时满腔热血，决心要用布雷顿森林的福音向其教区布道。”13但是最终的目标是更高一层的权力机构，也就是国会。
2月12日，罗斯福正式通报国会，敦促它立即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听证会于3月7日召开。摩根索第一个出席众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的听证会。鉴于他并不熟悉数字和具体问题，因此他很自然地接受了公关策略并认真地遵照执行。“在政治乱局中寻求经济安全是不可能的，”他说道，“但是在经济乱局中寻求政治安全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对于实现这两个目标至关重要。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发挥关键作用，确保20世纪30年代美国贸易由于各国“对我们设置的货币壁垒”而崩溃的情况不再重演。货币的价值需要保持稳定。但是战争已经表明，“试图仅仅通过3个国家或者6个国家的合作来稳定货币运行是徒劳无功的”，这也是美国在《三方协定》中的经历。稳定体系必须是全球性的。
而为布雷顿森林协定的具体细节进行辩护的工作当然是要留给哈里·怀特。他于3月9日的那个周五开始出席听证会并作证，并一直到3月15日的那个周四才结束，持续了一周。一个月之后，4月19日，他又再次出席并作证。他在发言开始时强调布雷顿森林协定是一个由44个国家达成的妥协，但是“美国代表团参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美国的利益”。接着，他从近期历史的角度出发来定义这些利益。在一战后，各国寻求重建金本位。怀特说，这对美国经济产生了良好结果，但对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在她自己看来”，英国无法获得“足够的世界市场份额，从而导致她无法维持本国的相对充分就业”。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将他们的困境归咎于英国恢复一战之前汇率平价的做法。最后，政治压力压倒了一切，英国于1931年抛弃了英镑平价。随着英镑的贬值，一个又一个国家紧随其后，决心不允许他国取得出口优势。汇率战导致了贸易战，以德国为首的各国政府自1932年起开始缔结特殊的双边清算协定，更加严格地控制向他们出口的国家要从自己那里回购什么作为交换。世界贸易随之崩溃，大萧条愈演愈烈。
如果当时有布雷顿森林协定可以用来稳定汇率，“肯定会对防止战争扩大化发挥相当大的贡献，甚至有可能阻止战争的发生。”怀特说道。如果现在能够通过这些议案，美国将从中获得最大的收益，不是因为它需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的资金援助，而是因为它将“确保其他国家有能力采取高水平的全球贸易所必不可少的货币信用以及贸易政策”。
怀特在财政部工作的那个年代，包括美国大出口商和国内生产商在内的势力强大的商业力量对汇率浮动恨之入骨，原因就是美元面临升值的压力。外国货币相对美元贬值将导致美国出口受到压抑，并加剧美国产品面临的进口竞争。但是英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债务国，它对于迫于美国压力而使英镑汇率稳定在一个价值可能被高估的水平上感到非常担忧。英国人“认为‘稳定’这个词有一种令人不快的僵化的感觉”，怀特在作证时评论道，“他们听到‘稳定’这个词就不寒而栗”。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同意在给基金组织命名及描述其功能时，用‘货币’一词替换‘稳定’一词”，他解释道。
而后，怀特对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功能和组织结构做了一番长篇的、深入浅出的讲解，在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中，至今仍然称得上是对美国最初计划最为清晰的概括。怀特在发言中还对罗伯特·布斯比的观点做了细致周密的反驳。英国保守党议员布斯比在致《纽约时报》的信中对布雷顿森林协定的模糊之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在听证会上朗读了这封信的片段。
然而，在一个问题上，怀特迟疑了，这也正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掌管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时犯错的地方。该体系究竟是以冰冷、坚硬、稀有的黄金为基础，还是以美国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印制的美元为基础？怀特坚持认为两者都是该体系的基础，但是他常常需要费尽力气去解释如何会是这样。
“难道该计划不要求回归金本位么？”布斯比问道。“这要视情况而定，”怀特回答道，“完全要视‘金本位’的含义而定。”如果它的含义是各国必须使其汇率稳定在平价上下各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