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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然而，弗里德曼的支持者会提出，在不以黄金为锚的情况下，试图在法定货币体系中固定双边汇率的做法将造成更大的经济危害。29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对于20世纪70年代席卷全球的“滞胀”，即低增长加高通胀，都感到束手无策。然而，弗里德曼将责任归咎于央行未能限制货币供应的增长，而哈耶克则认为当政府不再受到金本位所施加的那种外部硬约束时，这种不守纪律的做法是不可避免的。1976年，哈耶克公开宣布赞成用竞争性的私人货币发行机构取代垄断的中央银行。30
特里芬、吕夫以及哈耶克提出的激进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替代方案，即国际货币、恢复金本位以及私人货币竞争，并不合各国政府的心意，尤其不合美国政府的心意。这一点并不出乎意料。但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思想走得更快一些，因为它不会威胁到各国的中央银行，不会使其变得无足轻重。当吉米·卡特总统于1979年任命保罗·沃克尔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开展这项实验的时机成熟了。通胀持续飙升，并于1980年达到了14。7％的高位。在许多人心目中仍然是终极的价值储藏和支付手段的黄金，其价格飙升至创纪录的每盎司875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400美元），是十年前官方价格的25倍。石油生产国威胁要使用美元替代物为其产品定价，并作为其货币储备的计价单位。
身高两米零一、身材魁梧的沃克尔着手收紧货币供应，并允许市场利率升至美国历史上难以想象的高位，通过这些措施来结束通货膨胀并切断推动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尽管受到了凌厉而持续的人身攻击，但是他仍然允许联邦基金利率于1981年6月飙升至20％的高位。美国陷入了衰退，失业率高企。国外的情况更糟。20世纪70年代全球美元过剩刺激了对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贫穷国家的借贷，这些借贷行为由花旗集团主席沃尔特·瑞斯顿的一句格言作为担保：“国家不会破产。”但是现在，随着借款成本飙升以及初级商品出口价格暴跌，国家就是破产了。在新的全球法定货币体系下第一场重大的国际债务危机已经发生了。
凯恩斯曾经有一句著名的评论：“如果在暴风雨的季节里，经济学家能够告诉我们的只是当风暴过去之后海面会恢复平静，那么他们给自己布置的任务就是过于简单、毫无价值的。”然而，沃克尔执意要驶入风暴之中，他认为如果政府试图回避前方波涛汹涌的大海，那么风暴只会变得更加猛烈。通货膨胀迅速回落，并于1983年降至3。2％的年化水平，并开始在这个水平附近稳定下来，同时经济恢复了增长，就业也逐渐回归。此后延续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相对稳定的增长似乎最终证明了沃克尔政策的正确性。增长的基础是美联储对消费者价格通胀水平的高超控制，而这主要是在艾伦·格林斯潘的指导下实现的。
格林斯潘的继任者本·伯南克以及其他人宣称，世界经济从此进入了一个绰号“大缓和”的新时代。31在黄金的问题上，哈里·怀特的回答似乎错了。它看起来确实是凯恩斯试图从人类货币意识中消除的那种野蛮的残余。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出售了大量的这种“残余”储备，到了这个千年结束的时候，金价被推低到了每盎司290美元。美元称王称霸，包括韩国、俄罗斯和巴西在内的众多国家从其外国债权人的行动中痛苦地领悟到了这一点，这些债权人中就包括现在千夫所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答案似乎应该是积累更多的美元，而方法则是压低汇率以及创造贸易顺差。
作为正在崛起的世界新兴经济大国的中国于1994年起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对于一个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使用美元开展大部分贸易的国家而言，自愿进口美国的货币政策是一种不可抗拒的逻辑。即使是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混乱的局面之中，尽管各方均猜测她会效仿邻国货币贬值的做法，但中国仍然坚持了这一政策。这为她赢得了美国政府的极高赞誉。克林顿总统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1998年5月公开表示：“中国维持其汇率政策，并因此成为了这个动荡区域中一根重要的定海神针。”32
今天，中美两国大约占了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过去十年中不断加剧的全球贸易失衡局面主要是由这两个经济大国制造的。就像特里芬和吕夫肯定会预见到的那样，货币的麻烦出现了。支付给中国用来购买商品的美元第二天就以低息贷款的形式回到了美国，并且随后迅速地在美国的金融系统中重新循环并创造出更多的廉价信用。中国的贸易顺差或美国的赤字日益增长，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扭转这种趋势，既没有美元贬值以提高美国货物的竞争力，也没有黄金外流或美联储紧缩货币供应以限制美国的信用增长。各种形式的贷款证券化蓬勃发展，尤其是与住房有关的贷款证券化产品。黄金价格也迅速攀升，但是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它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中国积累了数量惊人的货币储备：到2012年中期达到3。24万亿美元，其中约有60％是美国政府债券。而美国则积累了全世界最多的国际债务，高达15。5万亿美元。两个国家的政府各自都焦虑不安地注视着对方规模巨大的储备或债务及其发展轨迹：中国担心其积聚美元的全球购买力突然崩溃，美国则担心其外国融资突然中断。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被拉里·萨默斯称作是一种“金融恐怖平衡”。33两国政府无法找到合作的途径来缓和这种局面。
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立场发生了大转弯，从摩根索和怀特时期坚决维护其债权人的特权，转变为马歇尔和克莱顿时期放弃这些特权以恢复全球增长。立场转变部分是因为美国当局的管理层发生了变化，但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在地缘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理性地重新校准了她的利益。但是今时今日，美国坚持认为，有过错的是她最大的债权人，即中国，因为中国持续将其汇率固定在一个人为的低水平。1998年受到美国财政部长赞许的做法，在2009年时被当时提名为财政部长的蒂姆·盖特纳和现在的许多其他人斥为一种操纵货币的做法。1998年，中国政府是在抵御市场对人民币施加的贬值压力；而到了2009年，中国政府则是在抗拒市场对其货币施加的升值压力。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和林赛·格雷厄姆抨击中国的货币做法，宣称：“自由贸易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货币应当自由浮动。”这种说法不仅违背了经济思想史，也不符合美国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指导原则。34
1944年怀特规划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1998年鲁宾称赞中国的汇率挂钩政策，2009年盖特纳谴责这一政策，这四种态度和立场实际上有一脉相承之处：在一个给定的时点，美国是支持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取决于哪种制度能够使美元更有竞争力。虽然从美国国家利益的狭隘角度出发可以理解美国这种有弹性的原则尺度，但是它使外国很难对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货币体系抱有持久的信心。
不出意料的是，中国官员拒绝接受对其政策提出的批评，并将指责的矛头对准了美国的肆意挥霍以及松弛的货币管制措施。“美国政府必须直面这样一个痛苦的现实，即过去那种靠借钱来走出自己所造成的困境的好日子最终一去不返了，”新华社2011年8月严厉地评论道，“作为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最大的债权人，中国现在完全有权要求美国解决其结构性债务问题并确保中国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的安全。”35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表态更加克制，但是仍然表现出他对美联储的担心：“美国货币政策会对全球流动性和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应该保持美元流动性的合理稳定。”然而，胡锦涛指出，美联储行动对全球产生的不利影响，源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而这“是历史形成的”。36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则重提了特里芬的观点，进一步明确指出美国的善意或审慎都不足以改正这一根本性问题。
周小川呼吁从整体上改革并重塑国际货币体系。他指出：“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而这正是特里芬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批评意见的核心观点。他提出：“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故意导致的结果，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怀特的计划失败了。他得出结论：“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他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推广使用几乎已经被遗忘的特别提款权方面发挥带头作用，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即以凯恩斯的班科为模型。37新华社继2011年谴责美国“借债成瘾”之后，又一次重申了周小川的观点，呼吁创造一种“新的稳定的以及安全的国际储备货币”。38
虽然中国是美国的一个大债主，但是和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不同，她无力策划一场布雷顿森林式的改革来重塑国际货币体系。今天的美国并非20世纪40年代那个哀求乞讨的英国。英国因为两场世界大战而破产了，如果没有外国的援助，她就无法用美元或黄金支付必不可少的进口。相比之下，美国还在用自己印刷的钞票支付账单。尽管美国的债务规模庞大并且不断增长，但是金融危机席卷大西洋两岸之时，她却以有史以来最低的利率售出了数量创纪录的新债券。美元仍然占到了全球外汇储备的60％（较10年之前的70％有所下降），而全球自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总进口的75％仍然使用美元结算。39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采取了超常规的行动来支持国内信贷市场；相比之下，瑞典、澳大利亚等各国央行要采取相同的动作，就不得不出售外国资产才能换得美元。40当前，美国没有必要为了顾及某种模糊的全球公共利益而牺牲其超级特权。只有当市场采取行动并清晰地转向美元替代物时，美国才会有所动摇。
但是，可靠的美元替代物目前供应不足。欧元正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这进一步导致人们对超主权法定货币的可行性产生了严重怀疑。至于特别提款权，它们目前仅占全球储备资产总量的3％还不到，而且私人贸易货款、借款以及贷款无一使用特别提款权作为计价单位。41直到这种状况改变之前，中央银行没有动力去持有更多的特别提款权。而颇为自相矛盾的是，虽然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之前，支持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是凯恩斯，怀特则是强烈反对；但是，这种货币的生命力在一个以国营贸易为主导的世界中应该会大很多，这就是前苏联的那种做法，也是怀特私下里认为的世界未来的方向。
中国的人民币有能力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么？虽然中国的经济规模在这个十年结束时可能会超过美国，但是其货币受到严格的汇兑管制，且其国内资本市场受到国家的控制并且发育不良。42中国还面临另一个现实的困境，即任何成功削弱美元储备货币统治地位的举动都将以大幅牺牲她所持有的大量美国证券的购买力为代价。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有一批为数不多的人激烈地支持回归某种形式的国际金本位，而且令人不解的是这些人主要是在美国。尽管今天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一国政府有意愿且有能力遵守金本位的条条框框，因为它要求各国容忍通货紧缩，并将其视为一种自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周期性事件；但是，如果普遍出现对法定货币失去信心的状况，可能会促使公共机构以及私人改变现有做法。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全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已经开始重新积累黄金储备，这与20世纪90年代的趋势截然相反。在某个时点，各国政府可能会寻求用黄金来结算贸易余额。黄金在衍生品交易中被用作抵押物。私人黄金“银行”账户允许存款人使用黄金作为支付手段进行跨境电子转移支付，虽然它还是一个小众的业务，但是增长十分迅速。有朝一日有可能会为此类账户发行电子借记卡。43因此，黄金有可能在无需宣布成立某种新体系的情况下重新成为一种活跃的货币，这并非一种科学幻想。事实上，古典金本位就是在没有任何国际计划或协定的情况下出现的。
2010年9月，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登上了报纸的头条，他宣称“一场国际货币战争”爆发了，在经济增长减速的严峻形势面前，许多国家试图刻意压低其货币汇率来增加出口并阻碍进口，特别是美国。瑞士、日本、巴西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