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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尼苏达大学的拉切奇尼指出亚当·斯密的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一个将人类文明编成法典的伟大计划的一部分，来解释很多自私的个体如何很好地合作以建立起功能复杂精巧的社会。斯密的基本回答是同情心的存在——一个人明白另一个人的感受的能力。现代神经科学开始揭示同情的机制，他们发现人类脑中存在着“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当人们做一个动作或看别人做同样的动作时，镜像神经元都会被激活。
其他神经科学研究找到了人类行为倾向以及集体和合作行为的神经基础。比如，科学家们在重复囚徒困境游戏中扫描玩家的大脑，找到了在那些更喜欢合作的玩家比“纯理性地”选择欺骗的玩家大脑中更活跃的区域。
另一个研究用信任游戏的一种变式来检验那些惩罚非合作者（留下所有的钱而不是公平地返还一些钱）的玩家的大脑。在这个游戏中，感到受骗的玩家会为欺骗者评定一份罚金（虽然他们必须以减少自己的所得为代价，他们损失了罚金的一半）。选择惩罚欺骗者的玩家大脑里和期望奖赏相关的脑区表现得尤其活跃。这表明某些人的快乐源自于对做错事的人的惩罚——他们的收益是个人的满足，而非金钱。在人类社会进化的早期，这些“惩罚者”扮演了对群体有利的角色，他们将不值得信任的非合作者排除在群体外，使合作者们生活得更加容易（因为这种惩罚使个人受到损失但对整个群体有利，它被称之为“利他惩罚”）。
这些研究强调了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一部通用的“自然法典”所必需提供的——也就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有相似的行为。一些玩家更喜欢合作而另一些会选择欺骗，一些玩家比另一些人更渴望去实行惩罚。一部“自然法典”必须是能包容不同的个体行为倾向差异。人类在生活的游戏中使用混合的策略。人们并不是分子，他们看起来相像却表现得不同不是仅仅因为随机的交互。人们只是互不相同，跟着自己的节拍舞蹈。经济博弈论和神经科学的融合有助于更精确地认识个体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对人类社会交互的总体起作用。正是了解这些个体差异，卡默热说，将给旧的经济学流派带来变革。
“很多经济学理论使用了典型代理人模型（representative agent model）。”卡默热告诉我。在一个包含数百万人的经济系统中，很显然每个人的行为不会完全相同。也许10％是某种类型，14％是另一种类型，6％又是另外一种，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真正的混合。
“在数学上，常常很难把所有这些都合计起来，”他说，“更简单的说法是有一类人，他们的数量是一百万。然后你可以很简单地合计。”因此为了计算的简单性，经济学家们会假设世界上有几百万某种类型的人，以这类人会怎样行动作为假设。
“并非因为我们不认为人是不同的——他们当然不一样，但是那不是分析的重点，”卡默热说，“我们只是专注于某类人。但我想来自大脑和遗传学的证据都迫使我们去考虑个体差异。”
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学家很自然会想这么做。
“劳动力的专门化和分配是经济学上最核心和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卡默热说，“因此放宽一点讲，个体差异越大对经济就越好——只要人们都在做合适的工作。因此更多地了解个体差异对某些领域，比如劳动经济学是非常重要的，核心问题是你是否把每个工人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
扎克也进行了效用计算的大脑定位研究，他指出这种研究对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围进行了革命。
“在经济学中，我们一般认为这种效用函数在个体间是很一致的，”他说，“现在我们可以对此提出很多疑问。它有多稳定？个体差异有多大？为什么你更喜欢咖啡而我更喜欢茶？如果咖啡的价格翻了一番会怎样？如果你两个星期没有喝咖啡了又会怎样？你会觉得咖啡更有价值还是更没有价值？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问题，它可能会影响到市场上的东西如何定价，也可能影响到我们如何制定法律。”
虽然神经经济学家可能提供了认识个体行为和差异的基础，但神经经济学自己并不能提供“自然法典”，或是人类行为的科学，就像阿西莫夫（Asimov）的心理史学。历史包含了各种社会交互方式（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下的人类集体行为的总和。为了了解人类文化，科学家们必须寻找一部“自然法典”，博弈论提供了完成这个任务最好的工具。
第六章 谢顿的解决方案——博弈论、文明和人性
利己主义者敢说各种各样的话和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
——拉罗什富科
你不需要通过博弈论去了解最后通牒游戏，通过电影你就能对它有所了解。
在经济学家设计最后通牒游戏的几十年前，就有与其十分相似的东西在1941年的电影《马尔他黑鹰》中出现过。故事场景发生在私人侦探山姆·史佩德（Sam Spade）的公寓里。史佩德（由Humphrey Bogart饰演）刚刚和罪犯卡斯帕·古特曼（Kasper Gutman） （由Sydney Greenstreet饰演）达成一笔交易。史佩德将从古特曼那里筹到1000美元并很可能分给布里吉特·欧肖尼西（Brigid O’Shaughnessy） （由Mary Astor饰演）一部分，电影中的那个荡妇。
“我想给你一句忠告，”古特曼低声对史佩德说道，“我敢打赌你准备给她些钱，但如果你打算给她的钱比她认为自己应得的钱少，你就要小心了。”古特曼知道当人在感觉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时会做出消极反应。他不需要通过博弈论或脑扫描仪，就可以利用人类狡猾的天性预知最后通牒游戏的结果，因为他是一个敏锐的人性学研究者。
所以，为什么要为博弈论所困呢？如果无论是在真实的世界还是在实验室，你仅仅通过观察人的行为举止就能领会到人的天性的话，那么博弈论对你来说也许就只是一门多余的数学了。除此之外，当博弈论数学掺杂了经济学家的自私的理性信念，它甚至起不到正确地预测人类行为的作用。
事实上，尽管如此，博弈论与犯罪的直觉相比，还是在描述人类天性上，提供了一种更加世故和定量的工具。从正确的角度上看，最后通牒游并没有反驳博弈论，而是发扬了它。公平、信任和其他社会条件确实在人玩游戏和做经济选择时起作用。但它正说明了标准经济学中利己主义的概念太有限制性了——生活比金钱更有价值。博弈论中的数学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人类的需求，它只能说明人类为了获得自身需要应该怎样去做。
正如经济学家约尔根·魏布尔（J？rgen Weibull）所说，关于博弈论穷途末路的报道太夸张了。“某些被多次提及的博弈论解决方式——比如纳什均衡……——已经违反了实验室中的实验，”魏布尔写道。“虽然很有可能人类的行为在许多场合并不遵循这些解决方式，但是极少有实验事实上能实际为它提供证据。”
早期的实验测试比如最后通牒游戏只是假定人们仅想将他们的金钱最大化——他们总是在做这个游戏时不能得逞。这些测试不是反驳博弈论，恰恰相反地，它说明了实验者的某些假设出了错。后期的最后通牒游戏试图融入公平或者一些更加普遍的东西，来测试选手的社会偏好（也就是说，对其他事物的关注）怎样影响其在竞赛中做出选择。这些因素如利他主义和敌意，魏布尔说，影响了选手想要达到的结果，他们根据这些做相应的选择。
“的确，一些实验室中的实验非常有说服力——尽管这可能对不是经济学家的人来说不那么令人惊讶——说明人类主体的偏好并不只由主体的物质结果决定。”在某些情况下，社会背景（意思是说，按照与一个人同龄的人群的标准）决定选择，而此选择与个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看来都不一致。“深入分析这一类型的参数对于我们理解很多社会行为看似更有帮助。”魏布尔说。
第一节 人性的天性
博弈论通过抓住社会参数选择的细微差别，开拓了其铸造人类行为科学的前景——预测社会现象的自然法典。但这个计划仍存在缺陷。它在博弈论一开始描述时就假定了有“人性”这个概念。
初步看来，那些采用最后通牒游戏的实验确实为证明人类天性的一致性提供了依据。毕竟，当经济学家与大学生进行最后通牒游戏时，无论是在洛杉矶、匹兹堡，还是在东京，结果都相当的一致。当然，一个知名的社会科学家阵营强烈坚持认为，有一个明确的普遍人性的存在。被广泛宣传的进化心理学的热衷者也坚持认为，人类今天的行为反映了人类进化早期时的物种的基因选择。这个概念意味着人性是一个种族共同的传承，塑造了人类今天对环境的本能反应，这取决于他们在猎群时代怎么做才能生存下去。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斯蒂夫·平克（Steven Pinker）是这一观点的典型支持者。他在自己的书《白板》（The Blank Slate）中怀着极大的热情宣扬他的信念。他认为，“人类大脑在出生时是空白，而完全靠经验来塑造”的观点是没有意义的。进化已经把人性的一般特征编入程序，存储在指导大脑发展的基因硬盘驱动器里了。所以，今天所说的人性起源于人类进化的早期。“从进化的角度对于人性的研究可知，许多心理的能力（比如我们对多脂肪食物的渴望，对社会地位的渴望，对冒险的性关系的渴望），与对当前环境的现实要求相比，更好地适应了我们祖先对环境的进化要求。”平克在书中提到。
换句话说，今天的人类只是穿着衣服的猎群者而已。
表面上看来，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它或许对于博弈论和其他人类科学是件好事。如果自然法典被刻入存在于人类基因的天赋，它将大大开阔解密掌控人性的法则并预测人类行为的前景。毕竟，自然法典存在的这个概念可能被解释为有这样一些所有人类种族成员都遵循的普遍的行为程序。
然而，尽管人们对进化心理学领域所做的智能研究给予应有的尊重，一些从中得出的结论的依据相当没有道理。与其说支持进化心理学，博弈论更有助于指出它垮掉的原因。进一步说，博弈论起的作用与阿西莫夫的小说主角哈里·谢顿起的作用极为相似。哈里·谢顿找到了阐述他的社会物理学或心理史学的方法。
第二节 比较文化
在阿西莫夫所著的“基地三部曲〃的第一部《基地前奏》中，讲述了在川陀星球（银河系的核心世界）的一次数学会议上，年轻的哈里·谢顿发表了一篇演讲。谢顿的演讲阐述了通过心理史学中的数学来预测未来的观点。心理史学是一门他刚开始进行研究的科学。自然地，国王接受了他的观点（在银河系的未来，政客们远比今天更关注科学）并且接见了谢顿。
“我所研究的，”谢顿对国王说，“是想说明通过研究人类社会来预测未来是可能的，当然不能预测所有的细节，只能从大体上，虽然不具确定性，但却具有可以预测的可能性。”
但当国王得知谢顿还不能准确地预测未来时，感到很沮丧。谢顿仅仅形成了如何预测未来的理论的雏形，并且是在假设数学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事实上，谢顿对他是否会成功也持怀疑态度。
“在研究社会时，我们把人类放在第二位，但是现在又有了人类思想这一附加的因素，”谢顿解释道。“列入考虑范围的各种观点和思想上的冲动给研究增加了不少的复杂性，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照顾到。”
谢顿指出，事实上，可以有效预测银河系未来的心理史学必须考虑2500万个星球上相互影响着的人类变量，每个星球都包含十亿多的可以自由思考的头脑。“然而从理论上讲，做一个心理历史学分析是可能的，但它不见得在任何实际意义中都能完成。”他坦言道。
这些悲观的现实使国王不快，谢顿很快发现自己成为了川陀星球上的一个逃亡者，从一个地区流浪到另一个——从皇府的市内区，到大学城，到农垦区，到一个废弃的采矿中心。在书的最后写到，谢顿意识到川陀是银河系的一个微观缩影，是成百上千个有着各自风俗习惯的社会的归宿。这是他达成一门心理史学科学的解决方法！他不需要分析2500万个世界的数据，而只通过把川陀当成实验室就可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