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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和物理学又如何呢？博弈论对他们有用吗？一眼看上去，参加化学反应的分子似乎不需要任何的生存竞争，但实际上，竞争一直存在。博弈论和统计力学之间的联系肯定能为博弈论在化学中寻找到用武之地。比如说，参加反应的分子总是在寻找能量最小的状态以达到稳定。分子的这种对能量最小化的“渴望”与生物机体对最大程度适应环境的“渴望”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人们对两者的研究可以用到类似的数学方法。
的确，物理学覆盖的领域要远远大于统计力学。乍一看，博弈论似乎涉及不到更为宏观的物理学领域，如天体物理学、宇宙学以及亚原子领域。这些领域都属于量子物理学范畴。但是在近几年，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相互合作共同创立了量子博弈论。迄今为止，量子理论似乎正在丰富着博弈论，然而这种丰富也可能是相互的。
此外，沃尔伯特在建立了统计力学和博弈论之间联系时还借助了数学信息理论。正如我在《比特与钟摆》（The Bit and the Pendulum）［威立（Wiley）电子期刊，2000年］一书中提到的，现代科学界非常着迷信息论，他们利用信息论的数学思想和隐喻去描述从黑洞到人脑计算活动的各类科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量子信息论导致了人们对量子物理学的再认识，从而产生了对量子物理学的许多新描述，不仅如此，许多理论家还认为信息论思想是统一量子场和引力场的关键，也许是通往万物“终极理论”的必由之路。沃尔伯特推测，“博弈论可能是寻找这一终极理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有了它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
很明显，纳什的数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反映现实世界规律的前所未有的方法。我在《奇异的物质世界》（Strange Matters）（Joseph Henry，2002年）一书中说过，人脑具有一种生成数学方法的能力，这种生成的数学方法可以挖掘真实世界深刻本质。这种能力使得科学家们能够在没有任何观测迹象的情况下预测出反物质和黑洞这类奇异物质的存在。人脑存在于自然世界中，它的发展进化必然要受物理学和生物学规律的限制。在我看来，这个事实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人脑的这种神奇能力。可惜的是，我当时没能意识到博弈论已经提供了一种描述物理学和生物学之间怎样发生联系的工具。
很明显，博弈论的数学理论描述了宇宙能够产生发明数学的大脑的能力。正如阿西莫夫设想的那样，大脑创造数学，数学反过来又可以用于研究在大脑指挥下人类的行为——包括创造人类文明、文化、经济和政治的社会集体行为。
在探索这种数学秘密的道路上，我们可以根据神经科学家对竞赛者大脑活动的检测看到人们是如何进行比赛的；我们也可以跟随人类学家到丛林中去，看他们是如何做检验不同文化的博弈策略；我们还可以与物理学家一同努力去建立描述人类行为本质的方程式。或许我们也能看到纳什的数学理论是如何作为将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与生物学和物理学间合并——创造宏观生命科学、人类个体行为乃至整个物质世界伟大合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至少应该开始放开眼界看待这个迅速兴起的研究领域，将对20世纪50年代纳什数学的理解与对19世纪的物理学和21世纪的神经科学的理解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领会阿西莫夫在20世纪50年代的科幻小说中做出的伟大预言。
但是，要是你认为阿西莫夫是第一个表达这种设想的人，那么你就错了。在真实意义上，心理史学是一种古罗马信仰“自然法典”的演化（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是以罗马帝国的衰败为背景的）。据说这个法典能挖掘人类的本性，为行为提供一种守则，这一点我在后续部分还会具体解释。它不是一本为了限定人类的行为而制定的守则，而是人类一些固有行为的展示。伴随着18世纪理性时期的到来，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先驱迫切寻求决定这些行为准则的规则——它是了解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自然规律的关键。其中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中所描写的经济体系。
第一章 亚当·斯密之手——找寻自然法典
如果说在17世纪，自然哲学家们借助人类世界的法则来研究自然界，那么到了18世纪，就是自然界的定律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类生活的时候。
——罗杰·史密斯，《诺顿人类科学史》
科林·卡默热是个神童，他在学校里跳了几级并参加了一个为天才儿童特设的项目。5岁那年，他就开始阅读《时代》周刊（即便从没有人教过他阅读），14岁那年，他便进入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以3年的速度毕业并转战芝加哥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之后，又获得了博士学位。22岁那年，他成为西北大学管理研究所的一名教员。
如今，他已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一名资深教授。他喜欢在学校里玩游戏，或者确切地说，他喜欢分析人们在各种游戏实验中的行为。卡默热是美国顶级的行为博弈论学家之一。他研究博弈论如何反映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经济行为，以及人们的行为如何偏离传统经济学理论所假设的纯理性选择。
卡默热的才华无可置疑，同时他又像一个出租车司机一样善于交谈。当他还是个天才儿童时，他就玩摔跤和高尔夫，因此他和那些只沉浸于自己的高级精神生活的儿童相比，有着更广阔的视角。而且他对经济学有着比在旧教科书中所能找到的更为广博的观点。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卡默热对经济行为的观点并非那么具有革命性，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它们早已被传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预见。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许是经济学上最为著名的比喻，他那本同样出名的著作《国富论》在它出版两百多年之后的今天，仍被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们所推崇。但斯密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思想家，他对人类行为的认识比今天他的很多追随者们都要多得多。他预见了很多观点，而这些观点是当今人们在试图破解经济和其他社会领域的人类行为时所提出的。他不是一个博弈论学家，但他的理论说明了博弈、经济学、生物学、物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联系——也就是本书所讲述的全部内容。在我看来，亚当·斯密是这个故事中的第一人，他让人们相信将物质世界的牛顿物理学与人类行为科学相结合的价值。
第一节 看不见的经济学
亚当·斯密和艾萨克·牛顿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的最高学历都只是学士，但是后来都成为了母校的教授（而且也都以健忘出名）。他们出生时父亲都已过世，而他们自己各自成为了一门新学科的开山之父。牛顿奠定了物理学的基础，而斯密开撰了经济学的圣经。
他们都重写了各自学科的教科书，将先辈们尚未成型的见解转变为引领现代思潮的著作。就像现代物理学是牛顿自然哲学典籍的传承，现代经济学是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专论后代。虽然他们的主要著作相隔1个世纪之遥，他们讲述的基本原理合起来孕育了一个新的世界观，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为欧洲文化的各方面都增添了光彩。
牛顿建立了物理世界的自然法则，斯密则尝试在经济交互的社会世界收到异曲同工之效。牛顿的无从解释的万有引力定律穿过太空引导行星的运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则指导个体劳动者和商人们制造国家财富。牛顿和斯密的工作，让伟大的思想家们相信世界的各个方面——物理的还是社会的——都可以被科学来认识和解答。当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发表时，理性时代到达了它的顶峰。
当然，现如今的物理学已经超越了牛顿，而且很多经济学家会说他们的科学研究已经远远超越了亚当·斯密。但在现代文化中仍然可见到斯密的影响，而且他对经济科学的影响依然相当重大。如果你仔细看，甚至会在博弈论的很多方面找到和斯密相呼应的观点。
首先，斯密向人们灌输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追求个人利益使经济繁荣。而博弈论在其最基本的层面上，正是要尝试量化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在更深的层面上，斯密寻求一个能抓住人类天性和行为的本质的系统，而这也是很多现代博弈论学家的动机。博弈论尝试界定什么是理性行为，斯密则向人们脑中植入了大脑按理性行事的观念。
牛顿宣称理性法则支配行星或苹果的运动，与之相比，斯密将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社会行为归因于相似的规律则更为大胆。就像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和布鲁斯·马斯利希（Bruce Mazlish）在一本现在看来有点老，但仍称得上深刻的西方思想史的书中评论的，斯密借助了一点理性的飞跃使他的系统得到升华。“为了发现像经济学这样的一门科学，”他们写道，“斯密必须假定一种对自然的有序结构的信仰，它藏在表象背后，可通往人类的理性。”
从这些评论来看，在编织“自然法典”——一个像牛顿解释宇宙一样用于解释人类行为（经济的或其他的）的规律系统——的思想蓝图中，斯密画上了重要的一笔。首先是哲学家，然后是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尝试在“表象背后”但“可通往人类的理性”的原则上，建立一门人类行为的科学。斯密的努力反映了他的朋友兼同事苏格兰人大卫·休谟的影响。休谟是历史学家，也是哲学家，他将“人的科学”视为科学事业的终极目标。“不在人的科学的范畴之内，就没有重要性可言，”休谟写道，“在我们熟悉这门科学之前，没有什么可以被确定。”为尝试“解释人类本性的原则，我们提议建立一个成熟的科学系统。”
如今，博弈论在人类科学中无处不在的地位表明了它也在试图编织同一张蓝图的雄心。有朝一日，博弈论可能会满载着休谟、斯密和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很多人的梦想，成为一部21世纪改良版的“自然法典”的基石。
我认为那样的说法是基于对斯密的思想脉络萦绕在物理学、社会学乃至生命科学领域之中的认识而得到支撑的。斯密的思想对查尔斯·达尔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达尔文意识到，把描述经济世界竞争的原则应用到物种的生存斗争中，也有同样的意义。斯密所推崇的劳动力分工和自然界中新物种的出现十分吻合。因此，当今将经济博弈论应用于进化论研究作为一个重大智力产业绝非偶然。
第二节 逻辑和道德
总而言之，斯密的经济学为理解博弈论所征服的20世纪的经济世界提供了一个重要背景。斯密对当今世界的影响源自其对所处世界独特见解的毕生汇集。1723年，斯密出生在苏格兰，他年幼时体弱多病（今天我们可能会称之为运动障碍）。3岁那年，他在叔叔家的门口被一些吉普赛式的没固定工作的人绑架了，据说那是些走街串巷、居无定所的修补匠。当然，他的叔叔很快就把他救了回来。长大以后，亚当是个聪明的孩子，惊人的记忆力让他得到了一个书虫的称号。14岁那年，他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在当时，这个年龄并不算特别小）。17岁时，他怀着成为一名神职人员的初衷来到牛津。但在那呆了7年以后，他回到苏格兰，想要找寻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兴趣将他引入了学术界，因为他并没有从商的天赋，如一位传记作家所写的，“他对学习和学问的向往远远超过了职业或政治生涯。”
一段时间后，斯密得到了一份可以满足他的兴趣并能施展才华的工作——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很快，他又被聘为“道德哲学”教授，这两个职位对于一个想要理性认识人类行为的人来说是一个合适的组合。事实上，斯密发表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关于道德哲学方面的。在那本书中，他阐述了一个关于生活和政府的观点，和今天人们所熟知的斯密大相径庭。斯密的书使他获得了查尔斯·唐森的信任，唐森雇佣他为自己的继子——年轻的巴克勒奇公爵的家庭教师。1764年，斯密离开了格拉斯哥，到伦敦去做家庭教师。在执教期间，斯密和公爵周游各地，他们在法国度过了很长时间，在那里斯密熟悉了一群重农主义者的经济思想。
斯密对弗朗斯瓦·魁奈（Fran？ois Quesnay）的思想尤为着迷，后者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人物，他比斯密更应该被人们了解。
13岁那年魁奈就离开了工人出身的父母（有些地方说是农民），他自学阅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