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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为李守坤，河北人，曾任宁绍人寿保险公司秘书长兼精算会计主任，该公司后因恶性通货膨胀而濒临瘫痪，李守坤因擅长精算又被中国保险公司聘任，于1948年病故。
1949年之后，新成立的人保基本没有人寿保险业务，财产保险和人身意外保险也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精算技术可有可无。1958年至1978年，国内保险业务全部停办，精算没有存在的土壤。
1983年，成为国内保险精算一个新的起点。
这一年，人保上海分公司的乌通元兼任总公司的海外机构精算师，成为保险业恢复后第一位从事精算实务工作的人。乌通元号称“精算师”也是因为“对外交流的需要”。改革开放之后，人保的涉外业务发展更快，逐步在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英国等地增设了一些海外机构，根据当地的保险行业管理惯例，公司需要指定精算师签署有关报告。
同一年的11月，另外一个幸运儿被人保派至香港友邦保险学习精算实务，为期半年。1988年，他将自己的讲义整理成书——《寿险基础数理》，据称这是国内第一本精算教材。
这个幸运儿就是万峰。此后，万峰“26年来，一天也没有离开寿险”，2007年，他“幸运”地出任国内最大寿险公司——中国人寿的总裁。
实务先行之后，精算教育于国内渐次开花。
1987年10月18日，大洋彼岸，和中国精算有缘分的美国SOA（美国精算协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年会，会上讨论了一位华人教授提出的关于支援中国开展精算教育的建议。
一个月之后，1987年11月27日，SOA会长Ingraham与这位华人教授一道，赴南开大学签署了“关于联合培养保险精算研究生的协议书”，并于1988年9月招收了首届精算研究生班，中国正式开始引进美国的精算教育。由于这段渊源，南开大学亦成为国内精算师的摇篮。
这位首开内地精算教育先河的华人教授就是段开龄先生。对于段开龄先生，保险业圈外人士知之甚少，但是其先祖却是赫赫有名，段先生为北洋政府段祺瑞之后人。
引入海外精算教育10年之后，1997年6月，从英国学成归来的学子——谢志刚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推动精算教育。
他于上海财经大学创刊中国第一本精算专业刊物《精算通讯》，坚持发行10年之久。谢志刚教授和其研究团队，持续追踪、研究保险监管最新发展，专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成为国内著名的保险监管“脑库”之一。
借鉴海外的精算职业体系，中国于20世纪末设计了自己的精算师考试和制度，“中国精算师”成为国内保险业“皇冠上的明珠”。
1999年11月20日，保监会公布通过首次“中国精算师”资格考试的43人名单。第一批“中国精算师”中，南开大学毕业生占据半壁江山，而这首期精算师多数都成为了中国寿险行业的高管。
表2…3 首批中国精算师名单及获得资格时就职单位
（续表）
资料来源：《精算通讯》第二卷第二期
回顾这段童话般的经历，多数人感慨万分！
2007年9月，第八届中国精算师年会上，第一批中国精算师，曾任联泰大都会副总经理的包虹剑就动情地回忆：“回顾我们这一代精算人员成长过程，既让人感觉到机遇对我们的无限青睐，却也有岁月如斯的无奈。”
链接：“生命表”照亮青春
国内寿险起飞之前，尚缺一基石——生命表，这张重要的“表”是寿险产品定价和评价的基础。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只能从邻国日本“进口”这张“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寿险业恢复后，长期借用国外的生命表。起初人保借用日本全会社第二回生命表，开发了简易人身保险、福寿安康保险和城镇养老保险等险种。
但是，日本经验死亡率与中国的死亡率存在差异，这使中国寿险业不能准确、合理地制定保险费率和提留寿险责任准备金。
1992年，受当时的保险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司的委托，人保人身保险部精算处承担了新中国第一张经验生命表的编制工作。编制小组由时任精算处副处长的李政怀，以及处内成员詹肇岚、范平和崔正宇等组成。
1992年下半年，编制小组开始着手研究编制生命表的可行性。1993年，小组设计了总体方案和编制程序。1994年方案正式开始实施。当年7月底，中国第一张经验生命表——“中国人寿保险经验生命表（1990—1993）”诞生，俗称“93生命表”。
历时三年的编制工作，为参与其中的年轻人后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事隔十年之后，詹肇岚仍然颇有感触，“当时是非常好的机会”。詹回忆，1992年他只有27岁，为1991年毕业的南开大学首届精算研究生。李政怀、范平和崔正宇等人，当时也只有三十一二岁。
1996年，人保分拆，詹肇岚进入了中国人寿业务管理部。2000年，詹正式进入东方人寿保险公司筹建部，主要负责精算工作；东方人寿筹备不成，詹肇岚二度创业，参与新公司国民人寿（现更名为“嘉禾人寿”（6））的筹备，担任精算负责人。
完成第一张生命表的编制后，领头的李政怀于1996年转赴香港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历任董事总经理、太平投资管理公司和太平信托公司董事长。2001年，李政怀回国参加生命人寿保险公司的筹建，并担任总经理。
另外一位参与生命表编撰的是傅安平，他也是詹肇岚的同学。傅此时在保险司拿着“金饭碗”，1998年保监会成立后，傅出任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副主任，后转任北京保监办副主任，继续畅游宦海。
不过，这张生命表也存在缺陷。
首先是数据并不全面。当时的寿险远不如现在的规模；同时，原生命表的数据都取自当时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尽管当时人保的市场份额非常大，但是仍然不能说完全代表了行业的平均水平。
二是1993年前，人保的寿险业务中有95％以上都是团险业务，这和当下以个人寿险为主的寿险产品结构大相径庭。
三是伴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中国人口的寿命稳步延长，这极大地改变寿险定价的基础——死亡率。
因此，这张短短三年就新鲜出炉的生命表，势必迎来第二次的修改大动作。
2005年，中国生命表二度出炉，成为当年保险行业唯一可以和人民币汇率改革、股权分置改革、国有银行改革相提并论的大事件。
放眼全世界生命表编制历史，这张生命表的数据量数一数二。其数据来源于6家公司：中国人寿、平安、太平洋、新华、泰康、友邦等，共1。2亿多条保单记录！
新生命表出台，市场一度担心寿险产品会涨价。其实这是一个认识误区。
理论上，由于生命表的平均寿命延长，死亡保险产品的价格应当下降，生存（养老金）保险产品的价格会上涨。但是，由于寿险产品的价格取决于对死亡率、利息率、费用率三个因素，只要此消彼长，就可以维持价格稳定。
表2…4 2000年—2003年非养老金业务表平均余命与1990—1993年比较
马明哲旧瓶装新酒
1986年，对于年轻的马明哲而言，意义非凡。
这一年夏天，马明哲第一次坐轮渡到香港，去面见当时被蛇口人看做“神”一样难以见到的，时任蛇口工业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推销自己创建保险公司的设想——“100年后我们重操旧业好不好？”
不过，当时的马明哲远没有上述的文字般煽情。忐忑不安、又惊又喜才是他真实的心境。作为蛇口区的一名社保公司普通干部，马明哲尽管已经实现人生的超越，但是和蛇口的掌舵人比较，马明哲彼时只能高山仰止。
1955年底出生的马明哲，祖籍吉林。父亲是军人，马随父南下广东湛江，而马明哲的母亲属于归国华侨。马明哲的生命轨迹极有典型意义，生于抗美援朝结束后，成长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读书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上过山下过乡，当过知青。
但是，马明哲没有走上寻常路。
在那个汽车极为稀缺的年代，他学会了开车。“医生、司机、猪肉佬”是那个时代的“三大宝”，司机的身份让人眼热。
“开车是件辛苦的活，而且经常要为建设工地拉炸药，很危险，很多人都不愿意干。我却喜欢。”马明哲表示，“当时世界是封闭的，我却能开着车跑到广州、佛山、番禺、韶关，看到外面的情况”。
不过，马明哲并没有止步于司机。
平安的内部报刊《中国平安报》记载了马明哲的一个小细节：“我小时候读书没机会学英语，但是英语非常重要，怎么办？学，不懂就问。20年前我从26个字母学起，把《新概念英语》里近万个单词，都记在一张张小卡片上，一张卡片十个单词，十张卡片一小捆，每天带几捆在身上。后来一捆捆卡片装了一个大纸筐。当时，谁问我哪个单词在《新概念英语》第几页第几行，我都可以大概告诉他。”
知青返城，会开车的马明哲回到了湛江地委公交系统政治部，以工代干，有了干部身份。因为这个身份，到了1983年，马明哲神奇般转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蛇口工业区。
这一年，蛇口发生了几件大事。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视察蛇口；4月，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由民意推选的15位候选人进行答辩；5月，袁庚忙着处理工业区内港资企业凯达厂的劳资纠纷。
这期间，或许只有少数人才能注意到初来乍到的马明哲。
1985年，蛇口工业区成立社保公司。1986年，马明哲已经从社保公司经理助理升任副经理，主持社保公司工作，这是马明哲主创平安保险的起点。
此时的马明哲已经接触到了商业保险，“当时国家法律规定所有在华的外资企业都必须买保险。但那时候中国保险业刚刚恢复，提供给所有外资企业的保险只有一个产品。而且价格贵，服务态度差。社会又有需求。我便下决心搞一个保险公司”。
1986年正逢招商局集团庆祝成立一百周年，马明哲从招商局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寻找到了机会——保险招商局，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商业保险公司。
面见袁庚，成为马明哲的又一次鱼跃。
“小马是哪个单位的？我见过，面熟。”见面之后，笑眯眯的袁庚试图让马明哲轻松下来。马明哲则把准备多日关于重操旧业，创建一家现代商业保险公司的必要与前景，表述得简明扼要。以实干家著称的袁庚很是赞同。
“袁董，你写信，我去跑。”灵机一动的马明哲抓住机会。
随后，袁庚给当时国务院财经小组副组长张劲夫、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副行长刘鸿儒等写信，希望能够延续保险招商局百年的薪火，成立一家新的保险公司。“一可为蛇口工业区的发展提供金融保障，又可突破中国金融体制的计划限制，探索股份制保险公司的道路。”袁庚在信中写道。
未成曲调先有情。
1987年的一天，香港太平、民安两家保险公司递过来的名片启发了开始筹办新公司的马明哲，这家将要成立的保险公司被以“平安”命名。“平安”二字正合传统文化，暗扣保险理念。此后，“中国平安，平安中国”营销口号让这家公司占尽口彩。
不过，即便怀揣袁庚的亲笔书信，马明哲申请牌照之路也并不平坦。多次被驳之后，马明哲决定直闯中南海找张劲夫。临行之前，招商局集团北京办事处的人一本正经地告诉马明哲：“到了中南海，可千万不要随意停留，也一定不要把手揣在兜里。否则，很容易会被当成特务，藏着的机枪就会伸出来！”
马明哲信以为真，在中南海始终战战兢兢，亮着双手，不敢稍有停留。（7）这成为艰难申请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
见到张劲夫，马明哲印象深刻。
“也许是天意，领导接见了我这样的小人物，张当场就批示我的建议（设立新保险公司）可行。我着急地问，是否可以由我直接带回去，他说‘这东西怎么能带呢’。”
1988年3月21日，马明哲们（8）的奔走终有结果。人民银行同意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受当时政策所限，统一招商局集团不能直接“露面”）和工商银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分别出资49％和51％，合资成立“平安保险公司”，注册资本4200万元。
这一张牌照于当时极为珍贵，不仅成就了中国第二大保险公司未来的路，而且第二批新牌照的批准要等到8年之后的1996年。
马明哲认为，平安之所以能够获得牌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