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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合同规定，在股权转让未实现的情况下，只要乙方提出续签合同，甲方应无条件执行，在相关条款中，根据乙方在附录上的要求，甲方承诺帮助乙方再次收购14。9％的新华人寿股权。
双方1996年10月签订的《特别合同》第七条规定，甲方保证为乙方安排收购新华人寿股份的24。9％，价格定为每股3。85元人民币。
如此一来，1996年11月12日开始，苏黎世以总价1。925亿元人民币（按照协议其中5000万待股权交割后支付）已实际持有新华人寿10％的股权，并“隐性”获得了表决权、收益权和股份处置权。
与1999年底，新华人寿首次公开向外资股东出售股份时每股4。25元人民币的价格相比，这份代持合同中苏黎世所代持的价格显然要便宜得多。
公开的资料显示，1999年12月25日，经监管部门批准，新华人寿以每股4。25元人民币的价格，首次向境外机构发行1。992亿新股，占新华人寿总股本的24。9％，并将总股本从6亿元增加到8亿元；其中，苏黎世保险持10％，国际金融公司持6％，日本明治生命保险公司和荷兰金融发展公司分别持4。5％和4。4％。
此时，苏黎世让人代持属于无奈之举，因为监管规定“规定单一外资持有金融机构股权不得超越10％”。想进入中国市场，又要规避监管，“股份代持”成为唯一的手法。
但是，当1999年中国放宽外资金融机构的限制之后。苏黎世并没有终止与大股东的上述代持合同，而是与大股东续签了8个展期合同，继续由大股东代持10％股份。
其实，苏黎世有更深的考虑。
2004年，苏黎世收购国际金融公司手中所持有的新华人寿4。5％股份，同时荷兰金融发展公司也将4。4％的股份转给苏黎世；2006年底，苏黎世再次收购国际金融公司所持1。1％股权，国际金融公司则只保留0。4％的股份，经过这轮收购，苏黎世获得了两家外资股东所持有新华人寿10％股份。
《中国经营报》报道称，到2006年底，苏黎世通过“隐性持股”（10％，后因扩股后稀释至7。5％）、高调参股（10％）和低调回购（10％）三种方式，已累计持有新华人寿股权比例达到27。5％，成为新华人寿真正的外资大“老板”。
除了外资，新华的内资股东也几度变换。矛盾激化之时，股东分裂为两大阵营，互有攻守。新华人寿的股东之争尚未散去，其创业大佬，前任董事长关国亮又因为挪用保费东窗事发，至今深陷囹圄。
链接：新华人寿“连续赢利”谜团
不仅资本扑朔迷离，新华人寿还创造了一个中国寿险神话，开业第一年即为股东赚钱，并且一直将这一奇迹保持下去。
而通常按照国际经验，寿险公司一般要5～7年才能够实现赢利。
表5…3 新华人寿1996年损益表统计
（截止1996年12月31日，单位：万元）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7》。
但是，根据《中国金融年鉴1997》的数据，1996年新华人寿当年就实现利润425。2万元。数据显示，其营业利润亏损了2317。1万，但是拜投资收益2742。8万元所赐，新华人寿首年就赚钱。
不仅如此，1996年之后，新华人寿年年赢利。
表5…4 1996—2002年新华人寿利润
数据来源：2006年5月，《21世纪经济报道》，《新华人寿连续六年盈利调查》。
这其中，新华人寿的投资能力尤其突出。1997年至2000年增资扩股之前，该公司投资收益分别为1。99亿元、3。05亿元、1。84亿元和2。38亿元，对应之期末投资余额分别是14。829亿元、15。8亿元、12亿元和20。34亿元。
表5…5 1996—2000年新华人寿的投资收益率
说明：简单投资收益率＝投资收益/期末投资余额
数据来源：2006年5月，《21世纪经济报道》，《新华人寿连续六年盈利调查》。
如果按照这一简单投资收益率，平均近15％的收益，显然极为可观。如果其他同业也能够连续实现这一收益率，所谓危及中国寿险业的“利差损”自然就会烟消云散。不仅没有损失，而且还有“利差益”。
是真实的盈利，还是没有人说破的“皇帝的新衣”？
2006年5月，《21世纪经济报道》两位记者首度对于新华人寿连续赢利奇迹提出了质疑。其文《新华人寿连续六年盈利调查》，阐述了一个精算逻辑，如果寿险准备金计提不足，那么一家保险公司是可能实现账面赢利的。
“准备金占寿险公司负债的80％甚至更多，提取一个百分点的调整，带来的可能是上亿元财务数据的变动。”
“由于准备金提取标准的缺位，从理论上，存在调控财务报表的空间。”
不仅寿险，产险公司也难逃魔咒。
1996年8月29日，华泰产险在北京高调亮相，一度相当生猛，曾较长时期排在人保、太保、平安之后，成为全国第四大财产保险公司；这家公司还打响了车险费率市场化的第一枪，但是由于不熟悉车险的市场规律，结果是“吃不了兜着走”。
2002年华泰开始转型，车险由“粗放”收缩为“精选”，保险规模整体下降。华泰转型成为一家健康的小公司，2007年华泰保险在全国42家有业务统计的保险公司中排名13。同时，保险已经不成为主力，而华泰投资开始担当大梁。
偏安深圳，1996年10月创立的华安保险亏损最多。
2005年5月，《中国经济时报》报道，至2002年，华安保险已经形成了1。35亿的不良资产，亏损总额高达1个多亿；注册资本金只有3个亿，不良资产加亏损基本等于注册资本金了；保费收入负增长已经达到了70％；更要命的是现金流已成为负数。
“没有现金流动的保险企业，说它是濒临死亡一点也不过分。”
2002年下半年，华安保险由原来的国有企业控股易手民营资本，由资本市场著名的特华集团实际接盘，揭开了华安蜕变的下半场。
最为不济的是1996年8月开业的永安，开业一年半就被行政接管，成为国内第一家被监管行政强制接管的公司。
泰康的健康基因
五张新牌照中，硕果仅存的就是泰康人寿。两度创业，长相英俊的陈东升创造了一个奇迹。
1990年，刚过而立之年的陈东升访问日本。彼时的日本国力强盛，世界500强中，日本企业就占据近四分之一。同为亚洲人，为何中国会落后如此之多？陈东升在东京痛苦地搜寻答案。
漫步东京新宿街头，陈东升不经意发现，东京街头最高的摩天大楼是保险公司的大楼，最醒目的巨型广告牌是“日本生命”和“海上火灾”。保险公司给陈东升强烈的视觉冲击，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陈东升回忆，正是在日本，他有了创业的冲动，埋下了未来泰康人寿的种子。
1992年5月，国家体改委下发《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自此定向募集从而建立股份有限公司真正可以成为现实。中国企业界著名的“92派”创业的序幕正式拉开，这一年下海创业的中下层官员尤其多。
是年，陈东升怀揣筹建人寿保险公司的计划找到了当时在人民银行总行任职的任道德，两人一拍即合，成为泰康人寿最早的创业者之一。
任道德回忆：“从某种程度上说，面临正式加盟泰康的选择时还是有一些患得患失。毕竟在交通银行，我是副局级干部，干得还不错。‘下海’来泰康，马上就成了‘三无干部’——无主管、无级别、无挂靠单位，思想上确实曾经有过复杂的斗争，但我最后还是被陈董的真诚打动。”
于泰康人寿之前，任已经有多年的金融行业从业经验，曾任交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更早之前，任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综合计划司、调查统计司、办公厅工作。加入泰康之后，任长期分管泰康的财务和投资。
任道德之后，王玉泉、马云（后任泰康人寿副总裁、泰康养老金公司董事长），以及创建平安北京分公司的刘经纶亦加盟。
不过，“泰康”并不是这家新公司最初的名字。“四方人寿”是陈东升最初的一个设想，这份创意稿至今仍然保留在泰康总公司的展览室。后来，陈东升希望把“四方”改为“南山”，取“寿比南山”之意。谁料，台湾市场已经有一家名曰“南山人寿”（3）的公司。
重新翻字典，不到一个小时，陈东升就把新公司的名字定为“泰康”——泰康为我国夏商时代一个皇帝的年号，暗含“国泰民康”之意。
名字尚可以翻字典，但是牌照才是真正横亘于前的一道鸿沟。1993年到1996年，市场共有出100多家保险公司、30多家寿险公司提出牌照申请。僧多粥少，竞争可以想象。
幸运的是，1996年，泰康获得了一纸宝贵的牌照。
事后来看，泰康认为其获得监管垂青的原因有三：其一，泰康是第一家申请专业寿险的公司；其二是发起股东实力雄厚，包括中国国际旅行总社等大型的国有企业；其三，陈东升本人有创建嘉德拍卖的管理经验。
回首创业，一样的艰辛，一样的幸福。不过，创业远比回忆艰难。
曾任泰康人寿投资部总经理的徐徐称：“第一次与陈董去募股，就被拒之门外。”（4）到1996年5月，最早报人民银行的15家股东，仅仅剩下国旅、中外运、燕山石化和嘉德这4家发起股东。
“我清楚地记得，1996年3月13日到泰康时，房间里面只有11张桌子。”泰康健康险部的吴江称。而泰康研究发展部副总经理韩堃则回忆：“我和雒秋群总是加班到很晚，饿了就到小摊买炸鸡腿吃，以至于吃伤了。”
1996年9月16日，泰康举办开业庆典仪式。泰康签发了两张保单，陈东升的是0001号，任道德的是0002号，买的是“永相伴”保险。
陈东升当时说：“这两张保单是要进入泰康博物馆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寿险行业，仍然没有改变粗放式经营的路子。铺摊子、上规模，先跑马圈地，谁管赚不赚钱。面对如此市场格局，泰康作出了如下的判断：有规模最大的公司，有最富创新的公司，唯独没有以专业化为导向的寿险，这成为泰康创业的一个逻辑原点。
不过，这句话远不如“创新就是率先模仿”有名。陈东升曾说，泰康是左眼看友邦，右眼看平安，两只眼睛看世界。陈东升希望“找最好的葫芦画最好的瓢”，这亦成为其用人的思路之一。
陈东升用人仁义为先，贤亲并举。2005年5月，公司创始人之一的任道德，辞别泰康，转而就任人保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泰康特别举办欢送仪式，感谢任的突出贡献，尤其是分管财务和投资时候的坚持和操守。
除了战略前瞻，泰康最为可贵在于财务稳健——10余年来，泰康没有一笔呆坏账，堪称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这首先要归功于泰康建立了稳健的制度，财务收支两条线和全面预算管理。不仅如此，分管财务和投资的任道德“上上下下都是坦坦荡荡的，不加个人的任何私利”。
“我们的股东中，有战略投资者，有财务投资者，也有短期投资者，也曾有人想把泰康作为提款机。……但是陈董坚持两个原则：第一，合规；第二，资产一定要在我们的控制之中。”任道德回忆。
泰康10周年大庆现场，已经离开的任道德被再度邀请上台。回首创业过程，任几度哽咽，依依之情溢于言表。
回想14年（4年筹备＋10年工作）泰康历程，任道德感言，“人生中最美好的32岁到45岁的光阴里，我有幸与陈董结缘，有幸得到王老、欧阳总的教诲和指点，有幸在泰康辉煌的历程中付出过心血、留下了足迹。尽管由于工作调动，我已经离开了泰康，但我依然感谢泰康，永远怀念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外界的印象中，泰康人寿特别偏好来自荆楚大地的湖北籍管理人员。而陈东升本人亦是出身湖北，难免让人有瓜田李下之遐想。
这既对，也不对。
泰康人寿系统内部，来自湖北的管理人员的确并不少见。泰康29家分公司的总经理中，出身原湖北分公司的就占了5名。不过，这并非陈东升一己之私，而是另有渊源。武汉分公司是泰康成立之后组建的第一家分公司。1997年第四季度，当时有3家分公司争取筹备开业，人们普遍看好上海、广州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未曾想，第一家开业的居然是位于中部地区，经济相对逊色的武汉分公司。
武汉的领军人为辞官“下海”的厅级干部胡昌荣。当时很多官场上的老朋友不理解，甚至以为“老胡”出了什么事情。不过，老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