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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8月25日，永安正式成立。
公司成立之时，号称“第一家全面引进国外先进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将承保、理赔、财务核算等信息资料全部实行计算机管理，并聘请国外专家进行技术指导，按照国际惯例，实行现代化管理”。
话音未落，营业不到一年，永安即被宣布行政接管，变化之快令人错愕。但是，永安的问题，却不容小觑。
监管的调查显示，永安的经营存在两大问题：其一是违规经营，即未有牌照异地展业；其二是资本金不足，有的股东达不到股东资格，有的股东资本金未到位。
公开资料显示，永安的主要股东为国家电力、电子、邮电、有色金属、航空航天等行业的国营大型企业集团和骨干企业，注册资金为6。8亿元人民币。
这不是真相。
永安被接管前，陕西省的一份调查触目惊心，永安注册资本为6。8亿，实际到位不足1亿。在永安的10余家股东中，只有西安飞机制造公司注资1000万元，彩虹集团注资6800万元，西北电力管理局注资1000万元，因而实缴货币资本仅为8800万元，远远达不到法定的2亿元最低限额。（5）
接管永安之后，中国人民银行立即撤换了永安的原董事长王建才，并罚其在11年内禁入中国金融业。
公开资料显示，1999年6月到2000年4月，这位永安的前董事长因刑事案件被关押。
不过，谁也没有料到，王建才会在近10年之后卷土重来，重新争夺永安的控制权，并差一点引发永安的二次行政接管。
被接管之后，原来的14家旧股东中，除了上述3家（西安飞机制造公司、彩虹集团和西北电力管理局）出资公司得以保留外，另有9家公司参股，全部注入货币资金，注册资本减为3。1亿元。（6）接管10个月之后，1998年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发布公告，结束对永安保险的接管。
链接：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对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实施接管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受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委托，自1997年12月1日至1998年8月31日对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实施了接管。目前，各项接管工作已经完成。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验收合格，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对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接管工作结束。
二、自1998年9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接管组将原接管的一切权利移交给重组后的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
三、按照法定程序，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选举邱淼贵为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聘任汪海洋为公司总经理，梁国财、徐明林为公司副总经理。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查，上述四人均符合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
1998年9月1日
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永安经历了成立、整顿、接管、延长接管、重组5个阶段，震惊保险界，同时也震惊整个金融业。
但是，永安股权纷争并没有结束。
2006年4月20日，原始股东彩虹集团，以及新进股东深圳发展银行及福建实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三家股东，向保监会申请，要求立即对永安保险进行行政接管。这三家股东号称合共持有永安55。55％的股份。
大股东请求监管机构对公司进行行政接管，永安又创造了一个历史。
追踪此事的《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上述三家股东提交的报告显示，永安保险过半股权存在极大争议以及公司出现重大经营问题，因此要求保监会对永安予以行政接管。
报告称，由于股东难以确定，公司经营处于严重不正常状态，股东大会也一直未能召开。另一方面，由于永安成立之初的股东——西北石化有意重新控制永安，而西北石化的实际控制人王建才（持有西北石化58％的股权）在1996年创立永安保险时，曾因虚增股本金被监管部门禁入中国金融业11年。对此，报告称“深表忧虑”。
媒体还披露一个惊人的细节，“永安成立于1996年8月，实际控股股东为西北石化及其关联公司，西北石化控制人王建才担任永安第一任董事长”。
股权之争再度牵扯出10年前的公案。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调查，事发之时，彩虹和深发展分别是永安的第一、二大股东。永安其他的股东包括陕西省财政厅（10％）、陕西省电力建投公司（占10％）、陕国投（占3。55％）、中国西北电力集团公司（占3。23％）、西安飞机工业集团公司（占3。23％）、宝鸡商场集团股份公司（占6。45％）等，这些股东均为国资系统。
尽管丝毫不见所谓“西北石化”的影子，似乎又是一例灰色的代持股案例。
时隔10余年之后，永安再度在“资本”和“控制权”上纠葛不清。这种矛盾恰是中国保险行业另外一道鲜为人知的“暗流”，剪不断，理还乱。
太保涅槃（1）：王国良治乱
知太保，而晓中国保险。
这家发端银行体系，诞生于黄浦江畔的公司，其实代表了另外一种类似中庸的海派文化，因为它既不如国寿“右”，也没有平安“左”，好似一条分割中国保险行业的中轴线。
从1998年开始，这家公司就不断地探寻进化之路。这10年为发展之关键，横亘了多个大事件，例如拯救太保、分业之变、凯雷入股、战略回归、组织再造、集团上市等。
所有的片段浇筑在一起，铺就太保涅槃之路。10年或能洗尽铅华，还原一个真实的太保。太保10年之变，需从1998年王国良履新开始讲述。
王国良，1950年生，曾任交通银行总行信托部副总经理、综合计划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年轻时，王国良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不过，王国良曾经笑言《红楼梦》没看多少，《资本论》却通读了几遍。
表面上，任国内三大保险公司之一的一把手，是一件令人艳羡之事。实际上，此时的太保乱象丛生——截留保费、坐支保费、乱投资等行业恶习，太保皆有感染。
王国良回忆当年刚接手太保时，最怕的就是家中的电话响起，因为当时的太保资质很差，“每天打来的电话都是报丧的”。
纷乱有源头。
太保发端于1988年交通银行成立的保险部。经过3年的运作，1991年成立了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
图5…2 太平洋保险公司历史沿革
复制了交通银行的体制，太保是“先有儿子，再有老子”。这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公司股权结构变迁路径。
由于交通银行当时实施的是“二级法人”制度，即各个分行均有自己的股东，甚至总行还晚于部分分行例如上海分行成立。这样的股权结构使得早期总行对于分行的约束力，除了业务指导之外，基本都落空。
交通银行尚如此，“儿子”太保亦未能“免俗”。有数据显示，至1998年前后，只有20亿元资本金的太保，却背负着沉重的不良资产，实际坏账已达35亿元。
属虎的王国良上台之后，强势推行“三集中”——资金、财务、业务集中，积极改造太保，使之成为“一个法人”。公司计财部门对全公司进行了全面的清产核资，从每一幢办公楼、每一辆车，到每一张办公桌和每一台电脑，件件都被详细登记在案。
这些“斩立决”的举措迅速遏制了风险，使得太保各地公司从胡来乱做，到相对有序。
一位当年分公司的一把手回忆，1998年之前，基本“听不到总公司的声音”，但1998年之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1998年至2002年之间，王国良协同另外一位猛人洪涛（时任太保纪委书记和人力资源总经理），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闪电般更换干部，彻底打破了分公司的独立王国。
这其中，“胡萝卜”就是王国良的豪饮，无茅台不欢的王，镇住了各地军人习气甚重的分公司一把手；而“大棒”则彰显王国良的强人本色，诉诸司法，将部分无良干部送进高墙之内。
“我曾经免过东北一家省级公司的总经理。他拿着一个本子来给我汇报，我一看就很烦，说你把本子丢掉，结果，他就乱了套。我一问问题，他就傻了。那些本子上的东西都是秘书写好的。后来我很快免掉他的工作，像这样的素质怎么行呢！”
王国良的强势可见一斑。
而王也自言，“刚进入太保的那三年，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真不知，这对于当时的分公司一把手而言，是福，还是祸？
不仅如此，王国良主政的前几年，太保壮士断腕，暴风骤雨式地推进业务整改。
“严格整顿机构网点，对保源不足、管理不善、连年亏损的机构网点坚决予以撤并”；“清理整顿保险中介机构，坚决停止与非法中介机构的业务往来”；“果断停办了一批质量差、风险高的业务，同时积极开发万能寿险、安居家财保险等有效益的产品”。
同时，1997年起，太保每年均花费不菲从全球再保险公司购买巨灾超赔保险，这使得太保的财务趋于稳健。例如1998年夏天，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太保的赔付额虽然高达6000万元，但是得益于该保险，太保能够从海外摊回了300万美元的分保。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亦因为购买巨灾超赔保险，太保独立支持了当地最大的一笔保险赔案。
不过，业务的整改的确从负面影响了太保的保费规模，1998年太保保费收入124。71亿元，比1997年有所下降，但是利润达到3。8亿元，比上年增长60％，成为当年保险行业的一匹“黑马”。
仅过3年左右，太保的面貌焕然一新。
2000年末，太保规模与利润比翼。这一年，保费收入达到了152。5亿元，同比增长22。06％，实现利润5。4亿元。其中资产收益率超过1。7％，资本回报率达26％。
不能否认，王国良的“强人政治”以及“快刀斩乱麻式”的改革，于危险之时拯救了太保。同样不能忽略的是，这样的做派后来亦成为太保精耕细作的桎梏。
例如，王国良“花费了和IPO一般的精力”，日后是非不断的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简称“太保学院”），居然是在一次饭局中谈及，并最终实施的。
言及太保学院，一个人就不能忽略，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号称“红顶商人”的尹衍梁。尹衍梁，1950年8月出生，祖籍山东日照。润泰早年以纺织业起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金融服务业开始对内外开放，而尹衍梁也正由此时涉足金融业。尹氏最为内地民众熟悉的就是，尹经与其老师南怀瑾商量之后设计的光华教育基金会，以及遍及全国30所重点大学的光华奖学金。1994年，尹衍梁捐赠1000万美元兴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1997年，尹衍梁捐赠200万美元，参与兴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
正是在与尹衍梁的饭局中，王与尹明确了投资教育一事。
不过，这并不能简单地断言，王就是一个莽撞之人。例如，王国良有三句话流传甚广，“保险公司不是冒险公司”，“每张保单都要出利润”，“稳健经营就是利润”。话虽然直白，但是却直击保险公司经营的要害。
对于太保学院的决策，或许只能说生性豪爽的王国良，还不完全懂得商业的圆滑与拒绝的艺术。2006年年初，其时的王国良已经认识到自身的问题。他坦言：“公司的第一代领导者已经不太适应了，需要腾出来给年轻人坐。”
其思路是，“为了防止出现大的人事波动，我们准备专门设一个‘高级专务系统’，不算领导班子成员，但工资一分钱不少他的，一直干到退休。这样即使多花1000万元的成本，年轻人形成的新竞争能力所创造的利润远高于他。”
不过，命运不再施予时间。这年8月2日，声言“搞保险的人也是经常准备跳黄浦江的”的王国良，从浦东的太保转任浦西的上海仪电控股集团，身隔一条黄浦江。当时震惊全国的上海社保案正如火如荼，外界“双规”传言沸沸扬扬，这成为王一生中最困难之时。
不过，王并不改其强人本色，回击称：“太保和福禧（投资）没有任何的经济关系”，不仅如此，“太保没有一分钱假账”。
困难之时，一些最熟悉的朋友、下属、客户纷纷电话至王国良家中问候，其中第一个打来电话的是当年的第一任秘书。风暴过后，所有的传言化为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