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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回顾整个20世纪80年代，尽管中国保险行业开始苏醒，但是其实仍然处于冰河世纪。不仅规模小，主体少，而且业务单一，经营落后，保险整个行业的规模甚至不及四大国有银行任何一个分行的资产规模大。
但是，冰河世纪同样孕育希望，平安保险和太平洋保险就是两颗希望的种子。
1980，格林伯格设局：中美保险始乱终弃
1972年，尼克松首次访华，中美外交破冰，一个美国商人兴奋莫名。1975年，他迫不及待地乘专机飞抵北京。
对于尚处冷战中的“红色中国”而言，尽管已经有解冻的些许气息，但是这人的行程颇不寻常：他不是来游长城，看兵马俑，而是来与人保谈生意——商讨索赔与再保险协议，使他与中国保险，乃至中国经济改革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0年，这个生意人的冒险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打破了红色中国的坚冰，联手当时中国唯一的保险公司——人保，成立了1978年之后中国第一家合资保险公司，名曰“中美保险公司”。
这位不凡的美国商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掌门格林伯格。他未来将行走中国政商两道，数度于关键时刻脱颖而出，名动保险江湖。
图2…1 2005年世界各国（地区）人寿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
资料来源：2006年第5期瑞士再保险公共场公司Sigma Report，《中国统计年鉴2006》。
说明：保险密度为人均保费，即保费/人口数；保险深度为保费/GDP。
格林伯格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老朋友，据称也是使用基辛格开设的咨询公司时间最长、付费最多的客户。1982年，格林伯格还聘用基辛格担任他的国际参谋，每年向基辛格支付数百万美元的咨询费用。而基辛格恰是打破中美关系坚冰的关键人物。
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已经有近10家的外国公司在北京设立联络处，开始打探中国市场的消息，觊觎中国市场这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一块保险洼地。即使到2003年，中国保险密度为287。44元，保险深度为3。33％，依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当时很多国外公司的联络处设立在北京友谊宾馆等多家特许宾馆之中。外国保险公司的“饭店联络处”，也成为当时中国保险市场的一景。
但是，除了这位美国商人，多数外国保险公司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陆续获得一纸牌照。比较“中美保险”，时间上更是晚了至少15年！
1980年9月，美国国际集团和人保各出资250万美元，在百慕大注册了“中美保险公司”，各占50％股权，开始在香港（1985年设立）和纽约（1982年设立）经营业务。
1984年5月1日，格林伯格夫妇和董事弗里曼乘坐专机到达北京，第二天参加中美保险股东及董事会议；5月3日，拜会中国副总理田纪云；5月4日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会谈。受接待的规格之高，可见一斑。
但是，中美保险成立之初，合资双方其实是各怀心思。这家背景非凡的公司，最终却黯然收场。
对于格林伯格而言，中美保险就是其曲线进入中国市场的跳板。格林伯格一直期望中美保险能够开拓中国内地市场。
不过，这和中方共同开拓美国以及海外业务的初衷背道而驰（根据1980年9月27日双方签订的股东协议，公司的业务方针是经营美国、加拿大的保险业务和世界性的再保险业务，以及双方同意的、与中国贸易与商业活动有关的保险业务）。但是美方挺进中国市场的企图与当时的政策直接对撞。
暗战由此展开。
1986年2月27日，人保在一份汇报材料（5）中写道：“近年来由于美国保险市场竞争激烈，业务质量不好，各保险公司均无利可图，美方又不愿意承保小额的当地业务，因此，以美国业务成本高、不赚钱为理由，美单方面决定缩小甚至停做美国业务，把注意力转向中国保险市场，并且派员在我国一些对外开放城市活动，首先拟打进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
但是，中方绝不会因为合资公司不赚钱就打破不开放的铁律，而且中方其实也有自己的考虑。
上述材料还提及：“关于外商在我国设立机构经营保险业务问题，国务院办公厅曾发文批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发展涉外保险业务增加外汇收入的报告》第五条中已明确：‘除国务院批准者外，一般不允许外国保险公司来华开业，以免大量保险费外汇外流’。”
当时特殊情况下的外汇政策，成为格林伯格翻不过去的“五指山”。争执在所难免，这成为有据可查的中国合资保险公司纠纷第一案，其情状正如当前中国企业之海外并购风险一般。
中方抱怨称：“1984年起，美方态度急骤改变，借美方管理纽约分公司的便利，违背双方协议精神，独断专行，在处理业务、人事和财务方面，漠视我方权益，对方将大量质量差劣的业务合同转入合营公司，因而导致中美公司业务上大量亏损。继而又单方面决定收缩纽约分公司，并裁员。停做美国地区业务和国际再保险业务，使业务活动接近停顿，机构处于接近散摊的困境。”
1984年，双方又增资250万美元，并在香港开设分公司，但矛盾并没有缓解。
中方指责称：“（美方）仍以美、加市场不佳为借口，停止在美国承保业务，甚至增加保费三四倍以逼我驻美使馆领馆的房屋、汽车的保险停保或者转保，造成使馆的困难和有关经纪人的不满，也影响中国的信誉。”
对于格林伯格进入中国市场的期望，中方则坚决认为对方应该缓行：“多年来，保险行业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外获取非贸易外汇的重要渠道，为此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采取限制外国保险公司进入境内营业的措施。目前我国如允许外国公司进入境内开设机构营业，对于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并无益处，相反，必然要引起大量保险费外流，对我积聚外汇资金不利。”
不仅如此，中方的汇报还揭了美亚保险的“老底”，认为美亚曾经就是一个“皮包公司”：“美国美亚保险集团是1919年在上海起家的美商公司，经过30多年的经营，该公司由一个皮包公司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亿万资产保险公司，新中国成立后才被迫撤离上海。目前该公司正想尽办法，回到中国开设机构经营保险业务，当他们发现我们并不支持其来华设立机构的时候，便采取不合作态度。”
中方认为，双方已经“同床异梦”，但是，“我方不宜主动提出拆伙”，不过“要作最坏的打算，考虑散伙”。
此时中美保险已经形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不过，对于这段争论，除了中方略有记载之外，丝毫不见美方的观点。或许对于一开始就存有私心的格林伯格而言，这一段回忆不堪回首。
几经博弈之后，1978年后的第一家合资保险公司，中美保险终于被股东抛弃。1994年，中美保险散伙，投资的1000万美金打了水漂（成立后合资双方都有增资）。
不过，这种结局已经无关痛痒。毕竟，1992年，格林伯格已经拿到了中国保险市场第一张入场券。
散伙之时，中美保险的纽约业务被美方以1美元买断，而香港的业务由人保接手。不料，接手之后中方才知道，其中暗藏地雷——香港工程劳工险，其后续责任大大超出预期。这些业务先由人保承接，分家之后转至中国再保险公司，成为中国保险业的一笔坏账。
美国的保险“次贷”：“长尾”坏账
刚刚恢复的中国保险业，很快就为自己的冲动和不专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为赚取当时紧缺的外汇，同时急于向世界表明自己的存在，人保开始介入大量的海外业务，1980年至1984年达于顶峰，每年新接和续转的业务达到1000多笔。
殊不知这些业务中有些是风险极高的“毒药”，尤其是来自美国的责任险业务。
一般而言，责任保险是以索赔发生为承保基础，即保险人只赔付保单年度内收到的索赔；而人保分入的业务是将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扩展至超过保单年度。这样，即使保单到期，责任却远没有结束，即所谓“长尾业务”。
这些“长尾业务”成为中国保险行业第一笔大的坏账，其负面影响将绵延近20年！同时，这些未结束的责任到底有多大的风险，谁也不知道，其赔偿往往是一个天文数字。不仅中国，“长尾业务”让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再保险公司和保险主体都吃尽苦头。
美国是一个责任险异常发达的市场，其保费规模甚至超过财产保险。美国的责任险包括石棉污染（asbestos pollution）、环境污染（environment pollution）和健康损害（health hazards）等，简称“APH”。其中尤其以石棉污染最为典型。
“石棉”（asbestos）是一组硬度高而柔软性好的自然矿物质纤维的统称，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但是，石棉纤维物质容易变成充满细微颗粒的粉尘，容易被人吸入或吞食进体内，从而引起严重的健康问题。
石棉因其危害面广、给人身造成的疾病潜伏期长、法庭判决的赔付金额高而闻名于世，并且赔款逐年增长。数据显示，美国石棉损失和理算费用方面的已决赔款由1995年的13亿上升到1996年的20亿美元，增幅为58％。
它不仅使石棉产品的制造商和销售商纷纷破产，还让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受到重创。
但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其他国家对于美国责任险的保障范围、美国的法律程序，以及各州不同的法律内容并不十分了解，加之当时国际市场承保能力过剩，保险公司往往忽略了再保险赔款滞后的特性，盲目承保，因而损失惨重。
由于美国法律侧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即对保单持有人的保护，较倾向于作出对保险公司不利的解释。另外，集体诉讼（mass tort）在美国十分普遍，而赔款往往又是天文数字。
美国的责任险毒药到底有多毒，即使保险行业的专业人士也无法准确估计。
比如，1997年，英国劳合社成立了一个理赔公司——Equitas，专门处理这种1993年以前未了的责任；该理赔公司获得的未了责任准备金高达146亿英镑。截至2000年3月31日，该公司石棉污染和健康损害责任（APH）已占未决赔款的65％，而1999年为55％。连Equitas的董事长也哀叹道，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到时候将会耗尽Equitas的准备金。由于不能向第三方追索，从逻辑上讲，Equitas将会垮台。
根据美国著名咨询公司Tillinghas的报告，美国责任险的赔款最终会达到2000亿美元，其中60％的赔款来自石棉污染，而保险公司则要承担50％的石棉赔款。普遍认为，仅石棉污染责任准备金缺口就至少有200亿至300亿美元。
亡羊补牢。
1992年，人保总公司再保部成立理赔小组，专门处理美国的责任险赔案。由于美国责任险太不确定，人保倾向于壮士断腕，一次性结清。自1991年至2005年上半年，人保以及后来的中国再保险集团结清了大小赔案100多个，结清并结束合同2100多个。最大的一个赔案涉及300多个合同，美方索赔4800万美元，最终以2800万元结清。
2006年之后，由于大案多数被结清，“长尾业务”坏账的负面影响至此才得以逐渐撇清。
青葱的精算童话
市场层面，国内保险开始恢复；但是专业层面，商业保险的核心却鲜有人知晓。
1949年之前，中国曾有3位号称“精算师”的人才——获得北美精算协会（SOA）准精算师（ASA）资格。巧合的是，3人在1924年至1925年期间同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人寿保险精算学，师从精算学术权威詹姆斯·格罗威教授。
第一位名叫陈思度，广东人。陈思度回国后任华安合群保险公司寿险计核员，后又兼任太平人寿保险公司精算师，著有《人寿保险责任准备金》两册，新中国成立后转道香港，任永安人寿保险公司精算师至去世。
第二位为陶声汉，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中国保险公司副经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兼精算师，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主持人身保险工作（人身保险处处长）。后因国内保险业停办而从事教育工作。改革开放之后，他以80余岁的高龄笔耕不辍，撰写了多部人寿保险精算方面的专著和论文，填补了国内精算研究几十年来的空白，1994年逝世，享年95岁。
第三位为李守坤，河北人，曾任宁绍人寿保险公司秘书长兼精算会计主任，该公司后因恶性通货膨胀而濒临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