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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二八”以后，才把这本小说写完。因为中间停顿了一下，兴趣减低了，勇气也就小了，并且写下的东西越看越不好，照原来的计划范围太大，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够。所以把原来的计划缩小了一半，只写都市的而不写农村了。把都市方面，（一）投机市场的情况；（二）民族资本家的情况；（三）工人阶级的情况，三方面交错起来写。因为当时检查的太厉害，假使把革命者方面的活动写得太明显或者是强调起来，就不能出版。为了使这本书能公开的出版，有些地方则不得不用暗示和侧面的衬托了。不过读者在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革命者的活动来。比如同黄色工会斗争等事实，黄色工会几个字是不能提的。
本书为什么要以丝厂老板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呢？这是受了实际材料的束缚，一来因为我对丝厂的情形比较熟习，二来丝厂可以联系农村与都市。一九二八——二九年丝价大跌，因之影响到茧价。都市与农村均遭受到经济的危机。
本书的写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人物想好，列一个人物表，把他们的性格发展以及联带关系等等都定出来，然后再拟出故事的大纲，把它分章分段，使他们联接呼应。这种方法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抄袭旁人的。巴尔扎克，他起初并不想作什么小说家，他打算做一个书坊老板，翻印名著袖珍本，他同一个朋友讲好，两个人合办，后来赔了钱，巴尔扎克也得分担一半。但是他没有钱：只得写小说去还债。他和书店订下合同，限期交货。但是因为时间仓促，经常来不及，他便想下一个巧妙的办法，就是先写一个极简单的大纲，然后再在大纲上去填写补充，这样便能按期交稿，收到稿费。我不比巴尔扎克那样着急，不必完全依照他那样作。我有时一两万字一章的小说，常写一两千字的大纲。
（录自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茅盾研究资料》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蚀》与《子夜》的比较分析
事实上，《蚀》不仅没有做到“不把个人的主观混进去”，恰恰相反，它强烈地表现著作者主观的思想感情，如对孙舞阳、章秋柳这类“时代女性”的同情和偏爱就是一例。作者多次强调这类人物虽然表面上都显得轻率放纵，浮躁浪漫，但实际上“却有一颗细腻温柔的心，一个洁白高超的灵魂”，而且“思想彻底”，“心里有把握”，她们神往于反抗破坏冒险奋斗，醉心于戳穿假面，揭露真相；她们也渴望牺牲自己，做一点有益于别人的事，但她们不知道怎样去做，而且她们不免利己、自私、崇尚感官的享乐，“不愿在尝遍生之快乐的时候就死”，想在“吃尽了人间的享乐的果子之后再干悲壮事”。革命的被叛卖在她们的心灵上留下了难愈的创伤，她们觉得自己受了骗，“理想的社会，理想的人生，甚至理想的恋爱都是骗人的勾当”，她们不愿“拿着将来的空希望”，“为目前的无聊作辩护”，不愿作渺茫的将来的奴隶而愿执著地粉碎一切现实的束缚，她们声称：“既定的道德标准是没有的，能够使自己愉快的便是道德。”于是恣意追求一己的快意和刺激：“我们正在青春，需要各种刺激，需要心灵的战栗，需要狂欢。刺激对于我们是神圣的、道德的、合理的。”她们憎恶平庸，厌恨周围停滞的生活，她们始终不能和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社会妥协，而且挣扎着不愿在那灰色的生活中沉没。作者说：“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不是革命的女子，然而也不是浅薄的，浪漫的女子，如果读者并不觉得她们可爱、可同情，那便是作者描写的失败。”她们的可爱、可同情，就在于她们奋不顾身地想脱出那几千年来形成的腐败社会秩序，英勇反抗封建统治强加于人民，特别是妇女的道德镣铐（她们的浪漫、追求“性”的解放正是这种反抗的歪曲表现）。她们曾满腔热情地投入伟大的人民革命，革命的失败和她们自身的弱点使她们终于又被抛出革命的轨道，回到原来的旧生活，她们拼命挣扎，虽然并无结果，但毕竟远胜于屈服、苟活、乃至同流合污。“只要环境转变，这样的女子是能够革命的。”作者写这一切，决不是用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的态度，而是充满了赞赏与同情。
《子夜》也不是只表现作者思想概念而不寄托作者感情的作品。吴荪甫是一个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活生生的形象，而不是什么“本质”的“化身”，作者写《子夜》未必经过一个独立的逻辑思维阶段，这部作品和“四人帮”提倡的“主题先行论”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茅盾在创造吴荪甫这个人物时，决不是把他作为一个“反动工业资本家”来处理的。相反地，他是在塑造一个失败的英雄，一个主要不是由个人的失误而是由历史和社会条件所必然造成的悲剧的主人公。作者曾对他的命运深感遗憾和惋惜，并激起读者同样的感情。这倒不是什么新发现，而是《子夜》发表当年，人们还无须顾忌或回避什么时的真实感觉。例如朱自清就曾说：“吴、屠两人写得太英雄气概了，吴尤其如此，因此引起一部分读者对于他们的同情与偏爱，这怕是作者始料所不及的吧。”侍桁称《子夜》为“一本个人悲剧的书”，他说，“这个英雄的失败被写得象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的死亡一般地使人惋惜”。其实作者自己当时也并不隐讳这一点，他在作品中明确地说：这个“魁梧刚毅，紫脸多疱”的人“就是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1977年版，90—91页）在作者看来，他正是那一时代英雄传奇的理所当然的主角。正因为这样，《子夜》第一版，扉页上印满了纵横交错的“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一九三○年的中国罗曼司）的图案。是的，不论吴荪甫的主观动机如何，他的愿望是抵抗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实现自己国家的工业化。这正与我国整个民族的历史愿望相吻合。他雄才大略，高瞻远瞩，是一个刚毅顽强、讲求效率，最恨拖沓不中用者的“铁铸的人儿”。无论是才干、人格、气质、风度，他都远远超过粗俗鄙陋的赵伯韬之流，然而他却惨败于后者之手，这不是他本人的过失，而是无法抗拒的社会和历史的必然。从他的败亡，我们也看到了某些比较美好的事物的被毁灭。因此，作者对他的主人公的同情、赞赏、遗憾、惋惜，以及通过这个形象所激发的读者类似的美学感情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当然，这是就他和官僚买办的关系而言，他和工农的关系是另一个问题）。作者显然不是用一个“反动工业资本家”的概念来指导吴荪甫形象的创作，而是按照自己对生活本身的真情实感来写的。这种真情实感与他的主观概念甚至并不完全吻合，这就是朱自清所说的“作者始料所不及”。如果吴荪甫这个人物是一个完全由作者“根据推理设想出来”的“反动资本家”的图式，这种效果就不可能产生，吴荪甫这个形象也就不可能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今天的地位。
《子夜》的缺点则在另一方面，由于作者总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总想表现一些“本质”的东西，而又缺少足以表现这种“本质”的具体生动的生活细节，这就难以避免概念化的毛病，而使读者感到有些人物“是作者根据推理设想出来的”。如用秋隼律师和经济学教授李玉亭来表现法律、经济从属于政治就是明显一例。即是塑造得相当成功的吴荪甫有时也难免这种概念化的痕迹。特别是当作者离开了形象思维的规律，不是严格按照生活的逻辑，而是主观地想强加给人物一点什么自己的理论时，这种弱点就更其明显。例如作者最近回忆瞿秋白同志曾详细看过《子夜》时说：“秋白说：‘福特轿车是普通轿车，吴荪甫那样的资本家该坐“雪铁笼”’，又说：‘大资本家到愤怒极顶而又绝望时，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这两点我都照改，照加。”于是，在《子夜》中，我们就读到：“他疯狂地在书房里绕着圈子，眼睛全红了，咬着牙齿，他只想找什么人来泄一下气！他想破坏什么东西……一切不如意这时全化为一个单纯的野蛮的冲动，想破坏什么东西。”以下是强奸王妈的情节。这样的情节缺乏生活的基础，是从“兽性发作”的概念出发而附加上去的。王妈这个人物来无迹，去无踪，她的出现只是为了说明吴荪甫的“兽性”而已。尤其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完全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显得很不协调。实际上，他这样做了，也很难说达到了“想破坏什么东西”的目的。一贯持身颇为严谨的吴荪甫在那样愁绪纷繁，万事攒心，急待挣扎的情况下，竟然冒着被人识破而威名扫地的风险，在自己家中去强奸一个他从未关注过的并不吸引人的女仆，真是很难令人置信的事。由此不难看出这种属于作者概念的外加的东西是怎样妨碍了艺术创作。
（录自乐黛云：《〈蚀〉与〈子夜〉的比较分析》，《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
▲论茅盾的创作心理及其作品的得失
我以前也相信这样的说法，认为《子夜》好就好在写出了吴荪甫在买办赵伯韬面前的必然失败，正是他和赵伯韬的那些斗法使他显得丰满。可这一回重读《子夜》，我却发现并非如此。无论是与益中公司的同道们谋划决策，还是对杜竹斋软磨硬逼，也无论是在俱乐部与赵伯韬当面谈判，还是去工厂镇压工潮，总之，当吴荪甫完全以一个工业资本家的面目出现时，他并不怎样吸引人。不是咬着牙低头沉吟，就是提高嗓门发号施令，再就是挺起胸脯狞笑一声，脸上则一律都是泛着红光——他就很少有什么别的表情，说句实话，我常常不知道这个在吴公馆外面忙碌奔走的吴荪甫，和我们在别处看到的那些概念化的同类形象，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但是，当他在书房里独自一人的时候，读者的感觉却完全不同了。他不再仅仅是一个资本家，更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男子，他的暴躁、沮丧，他那种仿佛等待判决似的紧张，那种对失败的不由自主的预感，那种承受不住重负的虚弱，那种竭力要振作自己的挣扎；这一切都使人感到可信，因为那正是我们自己也能够体验到的情感。第十七章里，作者详细描述了吴荪甫的乱梦，这个梦把他内心深处的失控现象表现得如此清晰，我想任何一个与他性情相通的人，大概都无法否认自己多多少少也陷入过类似的梦境。至于十九章里，吴荪甫看到仆人乱哄哄地拆换沙发套，禁不住暴躁起来，觉得满屋子的家具都在显示一种败相：这一类的细节描写就更能够打动读者，谁能说自己对这样的心理感到陌生？在我看来，正因为有这些对吴荪甫软弱心理的细致刻画，他的形象才能够在读者跟前活了起来。这些心理当然与他和赵伯韬的斗法有关，但却和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失败命运无关，如果赵伯韬也有吴荪甫这样的性格，又碰上一个比他资本更雄厚的对手，他也可能会有这样的表现。说到底，吴荪甫的失败其实是一种悲剧性格的失败，是一个自命不凡，却又受到时势拨弄的男人的失败，而不是什么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失败。我总以为，一个真正丰满的人物形象是决不可能仅仅只向读者显示他的政治和经济身份的。作家越是深入发掘他的内心世界，就越会把他那些积淀着全部社会和遗传影响的深层心理揭示出来。你当然可以说他的政治和经济身份制约着这些心理的变化方向，可从另外的一面讲，不也正是这些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能获得怎样的政治经济身份吗？在审美体验的领域里，人物的深层心理往往要比他的社会身份重要的多；事实上也只有凭着这些心理的显现，一个具有特定社会身份的人物才可能赢得许多与他身份不同的读者的热烈关注。我对《子夜》读得越仔细，就越是不由自主地要把吴荪甫仅仅看作一个与我们相通的普通男子，就好象我也只是将桂奶奶看作一个有刚性的寡妇一样。
据茅盾说，吴荪甫是有原型的，其中主要一位，就是他的远房亲戚卢表叔。对这位金融家，茅盾不但自小熟悉，还怀有相当的好感。这就是说，且不论《子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