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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闻自律组织
除了新闻自律本身外，执行自律的组织在一些国家已经比较完善了。自20世纪中叶起，新闻自律已不是纯粹的道德规范，开始有了一定的行业组织形式，执行制裁和处分。当然，这有别于司法行为。这些自律组织的形式，各国差别比较大，英国、荷兰、印度叫“新闻评议会”，瑞典叫“新闻业公正委员会”，波兰叫“记者法庭”；美国则有新闻公评人制度（news ombudsmanship）。它们的性质是新闻传播行业的自治组织，英国的新闻评议会成员由记者、编辑、社会人士的代表组成；瑞典、荷兰、土耳其的自律组织的主席请法学家或律师担任。
自律组织的职权较为广泛，但主要是监督新闻工作，审理涉及自律范围的申诉，进行仲裁或调解，并予以相应的制裁。这种制裁一般是公开批评（同时承担少量的审理费用），要求当事人或媒介公开道歉、说明。这种名誉制裁作用在西方文化氛围里是较为有效的，因为名誉好坏直接维系到传媒的生存或当事人的生路。
由于体制不同，我国没有新闻评议会之类的行业自律组织。不管怎样，自律组织的出现对一个行业的职业道德建设，乃至整个行业的建设都是非常有效的。这样的自律组织等于自己管理自己，它的处罚不是法律上的，也不是治安管理层面的，而是行业层面的。这种组织的制裁是很有效的，你要是出现了严重的违背职业道德的做法，可能法律法规管不着你，但是行业协会可以管得着你，甚至叫你在这个行业里无法立足，只得离开这个行业去做其他工作了。在这方面，行业的自律组织的权力，还是有的。
4．新闻职业道德在政治与市场之间所处的位置
新闻职业道德与党对传媒的政治要求、市场对作为产业的传媒提出的要求，有关系，但也显然不是一回事。那么，它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我国有三个法定的行业节日，一个是5月12日护士节，一个是9月10日教师节，还有一个是11月8日记者节。也就是说，至少社会承认这三方面都是一个行业。医护人员是国家卫生部管理的健康机构，医护行业现在卷入了市场竞争，该不该卷入，有很多讨论。学校在政治上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但是学校也卷入了市场竞争，该不该卷入，也有很多讨论。传媒在政治上是党和政府的喉舌，现在也卷入了市场经济，而且卷入得很深。在三个行业的政治要求和市场要求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就是行业的职业道德要求。
就职业道德而言，即这个行业应履行的基本的社会职责。教育界的基本职责是传承文化，教育界有一句话：教师就像一支蜡烛，点燃自己，照亮别人。因而，教书育人是教师最基本的职责，也是职业道德的表现。医护界，早在19世纪就由英国护士南丁格尔创立了无国界的人道主义、救死扶伤等职业意识。尽管个别医护人员可能做得不好，但社会对医护界的基本职责的认识是确定的，多数医护人员在长期的职业熏陶中，能够自觉遵循这些职业要求。在旅行中我多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广播喇叭响了——哪位是××科的医生（或护士）？×车厢出现了病人（或孕妇），请你们马上赶来。身边正在聊天的人中，听到广播，就会有人马上起身去了。我们一看就知道他（她）是医生成护士。他们有这种职业道德意识。这时候他们绝不会问——给多少钱？因为我是医生，我是护士，我有责任、有义务救死扶伤，实践人道主义。
那传媒呢？我想就是监测社会环境——向人们报告发生在身边的或遥远地方的重大社会变化，老百姓知逬这个信息以后能够采取措施来应对。这是传媒的职责，这种职责不是政治要求（过去我们往往把它作为一种政治要求），也不是市场要求，不是让你去赚钱，是一种职业意识，或者叫职业精神。上述内容图示如下：
这方面，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一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北京开出的一趟特快列车，途中发生了脱轨事件，死伤不少人。上面有好几百位日本青年，那时候胡耀邦搞中日年友好，互相派几百个人到对方去参观。车上有一位浙江省的行业报记者，他受了轻伤。那时候通讯联系比较落后，大量援救人员不可能马上赶到，他首先想到的是救人，他救出了好几位日本青年。等到抢救的大队人马赶到，他意识到自己是记者，又开始采访。他是当时唯一在场的记者，回到杭州以后，写了一个很长的报道，报道了这个突发事件，受到赞扬。当时还没有提出“职业意识”的概念，但是大家觉得这个记者做得不错。其实，这个记者的做法，体现了新闻的职业精神。在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吋候，他首先想到的站做人的基本道德，所以首先要救人，等有人来救援以后，他意识到我是记者，行业报记者也是记者（就像交通警察也是警察一样，在关键时刻有义务帮助人民），应履行记者的职责。当然，他写的报道不是刊登在他所服务的媒体上，而是刊登在浙江省的综合性媒体上，影响很大。我觉得这个人就具有职业精神。职业精神说起来好像很玄，实际上一对比就清楚了，它不进政治要求，也不是市场要求，是一种职业意识。
说到职业意识，我们又要回到前面说的传媒的四大职责（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传播的三种功能：一是对环境进行监测（这是基本的社会职责）；二是使社会各部分为适应环境而建立相互关系（沟通、协调功能）；三是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查尔斯·赖特增加了第四种功能——提供娱乐。他把第二种功能称为“解释和规定功能”，第三种功能改用社会学名词“社会化”。
其中首要的，就是对环境进行监测，这是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一个基本职业理念。事实发生了变动，特别在事情涉及人民的利益的时候，你有责任和义务向公众及时报告。这一点，对于新闻记者来说，需要翻来覆去强调，如果你不报，缺乏职业冲动，就是失职。当然，我们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其他要求——什么情况不能报，那是另外的问题。原则上，作为新闻记者，你的基本职责是向公众报告新近发生的事实的变动。这部分内容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就不再重复了。
现在新闻理论中多了个概念，叫“新闻专业主义”。其实主要指的就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以及围绕着职业意识的一套新闻传播专业的操作要求。如果一定要说这个概念涵盖什么，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条：
第一，专业（行业）意识：监测社会环境的责任意识。
第二，职业规范意识和评价标准。既然新闻是一个专业，又把这个专业加上个“主义”，就成了一种职业的信仰，当然下面要有一些具体的对新闻专业行为的评价标准。这些标准应该是客观的，可以测量的。我国的传媒缺少这些东西，只意识到自己要对上级负责，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一个行业（专业）。同时，我们也缺少一套完整的专业评价标准，怎么做算是专业，怎样做是不够专业。
第三，新闻从业人员具备专业知识、技能和传媒的专业培训机制。在我国说做医生，大家都知道，他的知识结构和操作必须非常专业；做教师，知识结构的要求也很高；一说做记者，似乎什么人都能当记者，这种认识本身就说明，新闻传播专业还不够专业。实际上，记者这个职业应该具备比一般人多得多的知识储备，如今是信息社会，还得要求具备跟得上科技发展的操作技能。每一个传媒单位，应该有一套专业的培训制度，不断地进行知识更新。这三个方面都是衡量一个媒体、一个行业是不是一个专业的标准。在我国，新闻传播这个专业，确实距离专业主义甚远，每天传媒上出现的常识性错误不断，就不要再谈更高的要求了。
第四，严格、客观的专业资格的认可制度。形式上，我国的传媒都有专业资格的认可程序，助理记者、记者、主任记者、高级记者，编辑也是一样，都有职称——初级、中级、副高和正高（助理编辑、编辑、主任编辑、高级编辑）。但是在专业资格认可的过程中，行政力量的影响很大，专业标准很难把握。尤其在高级职称的层面上，一些人的高级职称，不是由于他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有多强，而是由于他是领导。官大了，学问自然就该高，高级职称自然就有了。
第五，专业内部的自律。现在我国在全国层面，形式上有一个自律，但《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与新闻传播的专业关系不大；全国记协负有一定的自律机构的职责，作用微小。倒是在一些较大的传媒和传媒集团内部，有的制定了相当完备的工作规则，有很厚的一本或几本书。现在的问题是没人执行。到了一个大媒体去问：你们有没有职业规范？他们会拿出一两本来，里面说得非常细致，但是谁来检查呢？没人检查。这恐怕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你要去小媒体呢，可能根本就没有。如何使得我们的自律不仅有，而且自律本身要专业、有一套制度保证自律的执行，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
第六，专业精神的范例。专业主义需要环境氛围，就像我们到了比较文明的国家，那里人人都遵循交通规则，你就是想抢行，众目睽睽之下也会变得守规矩了。相反的情况也有，来自比较文明国度的人，在我国按照规矩排队上车，但是别人都不排队，他排队的结果是永远上不去车，结果，时间长了，文明人为了生存，也只好不文明了，学会了不顾一切地挤车。我国新闻传播界不是表扬了很多著名的记者、编辑吗？我们怎么会没有专业精神的范例呢？我们有范长江、有邹韬奋，长江奖和韬奋奖还是记协的奖项。但是仔细想一想，我们所以推崇范长江、邹韬奋等，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表现进步，同时专业上做得也不错（个别情形下尚不够专业），所以我们才把他们推成了典型人物，他们不是完全的专业精神的范例。2001年，历尽千辛万苦揭露南丹矿难的记者群，应该是我国新闻工作者专业精神得以发扬的范例，但是我们没有人去找寻和弘扬这样的范例。
其实，提出很高的榜样让人家学习是一种组织行为，专业主义倡导的专业精神范例不是组织的产物，而是自然形成的，它应该存在于每位新闻传播从业人员的心中，不是外在的东西。鉴于我们尚没有这种传统，那么就从最小的事情做起吧。
我推荐大家读一本书，社会学家孙立平的《守卫底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这本书（图8…1）我看了以后特别感慨，他在前言里面说了一段话，对我们还是很重要的：
图8…1 《守卫底线》封面
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这种基础生活秩序往往是由道德信念、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非正式的或正式的基础秩序混合在一起构成的。
比如“不许杀人放火”、“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等。不说谎，恐怕也是人的基本的道德底线，人人都说谎，结果必然是大大增加每个人确认真实的成本，这是一种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最低道德保障”。“底线”根植于人最基本的道德信念中。“说谎”或“造假”这样由记者制造的看点，如果不坚决加以制止，传媒的公信力将丧失殆尽。
现在，请做过记者的回顾一下自己的采访，你是否说过谎？特别是所谓“暗访”，它本身不是在说谎吗？记者为了拿到信息，经常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谎话。说谎是不应该的，但是我们经常在说谎。这个道德底线我们突破了，还讲什么专业精神！孙立平对传媒提出了基本的要求，不要说谎。我们记者若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谈何专业精神啊！
要求记者形成专业意识，需要形成这种意识的条件，即责任、权利、利益统一。现在这个前提条件不具备。每位记者或编辑到了一个岗位上，该做什么，应该非常明确。本来记者的基本职责是报道事实，但你又叫他去拉广告，拉订户，甚至不发工资，要求自己解决生路（某些记者站便是这种情形），这种情况下记者没法儿树立专业意识，因为拉广告、拉客户是市场行为，与向公众提供新近发生的新闻（社会服务）存在矛盾。要求记者具备新闻传播的专业意识，就得明确他的责任、他的权利、他的利益，三者统一，准确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