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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银行并不是在全球范围传播经济危机的唯一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同样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危机的转折时期，先是美国股市暴跌，紧接着伦敦、巴黎、法兰克福、上海、东京以及其他较小的金融中心的股市急转而下。这种传播一是因为国际资本市场间存在着相当高的相互依赖性。在当今世界，交易商可以立即了解到地球另一端的市场变动情况，因此投资者的情绪能够容易地从一个交易所传播到其他交易所。
然而，这种不断增强的同步性不过是羊群行为（herd behavior）的一个经典案例。在羊群行为发生作用时，一国交易所里恐慌投资者会将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引入绝境。随着灾难信号的不断增强，股市反映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断降低，人们不断抛售股票，转而持有风险较低的资产。
通过股市进行的危机传播本来应该比以往任何一次经济危机来得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并且同步性更强。但是金融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1875年，银行家卡尔·迈尔·冯·罗斯柴尔德（Baron Karl Mayer von Rothschild）就观察到全球股市同时暴跌，因此他做了一个简单却永恒的评论：“全世界已经融为了一体。”
在罗斯柴尔德时代，金融一体化已经超出了股票市场的范畴，世界贸易市场的相互依赖性也同样高，对金融危机也很敏感。不幸的是，在实行经济干预的年代，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在2008年的金融市场恐慌发生后，国际贸易推波助澜地把危机传播到全球。
危机的传播
19世纪，大英帝国是主宰世界经济的超级大国，每一次它都被卷入金融危机，接着对原材料和制成品的需求直线下降，其贸易伙伴都会因此遭受间接损失。20世纪，美国继承了英国的主导地位，在危机的前夕，美国的GDP占到全世界的四分之一。考虑到美国存在700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逆差，它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的实际份额更大。当美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萧条时，世界各国都难以幸免，包括墨西哥、加拿大、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等。中国的处境尤为困难，因为该国近年来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对美国的出口贸易。数以千计的中国工厂倒闭，雇员从城市返回农村地区，地球的另一端也陷入了灾难。
中国遭受的冲击并不限于贸易领域。亚洲许多国家生产计算机芯片，将芯片出口到中国，在中国将芯片装配入计算机、家电和其他器件，最后运往美国。当美国遭遇了经济危机，不仅仅是中国受到影响，中国的各个供应链国家也无一幸免。与美国毫无关联几乎是不可能的：全亚洲的经济严重依赖与美国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广泛的贸易联系。
在雷曼兄弟倒闭后，想要与美国毫无关联更加是难上加难。以往正常的贸易融资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通常，银行发行“信用证”以确保在货物运达目的地之后货款能够如数支付（中国运往美国）。然而，当雷曼兄弟倒闭之后，信贷市场的运行受阻，银行不再提供这种必要的融资服务。国际贸易近乎停滞，以往一些非常用的指数，如波罗的海干货指数（一种货物运输成本指标）下降了接近90％。正如国际运输行业的一位专家评论的那样，“因为人们收不到信用证，各种货物被堆积在甲板上无法运输。”
除了大萧条时期伴随美国经济萧条而出现、由于雷曼兄弟倒闭而加剧的国际贸易萎缩是史无前例的。
在2009年初的危机高峰阶段，中国和德国的贸易出口年度同比下降了30％，新加坡和日本的出口下降了37％，甚至达到45％。除了中国，这些国家均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即便在中国，其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了大幅下降，从每年13％下降到了大约7％，低于该国认为的经济增速底限。
危机发生得如此之快，各国如此同步，让大多数市场观察员吃惊。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两位经济学家将国际贸易的萎缩称为“伟大的同步”。这种同步性明显是由全球信贷的短缺引起的，但是仅仅信贷的短缺并不能完全解释所发生的一切。随着经济危机的恶化，许多国家违背了承诺，采用了关税、配额以及其他手段对国际贸易设置壁垒。例如，立法规定政府采购商必须从国内制造商那里购买货物。这种针锋相对的贸易战在大萧条时期大规模出现，近期，这些贸易壁垒又卷土重来，尽管不再那么明显，但是对于国际贸易的复苏确实没有什么益处。
最终，危机不仅通过商品向外蔓延，还通过人进行传播。随着美国陷入经济萧条，移民劳工不再汇钱回自己的母国，如墨西哥、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巴基斯坦、埃及和菲律宾。在房地产行业景气时期，大批移民劳工不仅在美国，在西班牙和迪拜等地也找到了日常性的工作。当行业不景气之后，移民劳工不再寄钱回家。汇款量下降所造成的影响难以估计，在某些中美洲国家，超过10％的国民收入来自在国外工作的劳动者。这样，即便是那些从未实行过轻率的金融政策的国家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
贸易联系和劳动力的联系在很多时候使得经济危机在不同国家蔓延，然而，商品和外汇所发挥的作用更大。原因显而易见：商品和外汇的价格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当石油、铜或者美元的价格在一个市场上涨时，这些商品和外汇的价格在任何市场也都会上涨；当一个市场的价格下跌，也会引起其他市场的下跌。因此，商品和外汇价格的急剧波动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
经济一体化至少可以追溯到两个世纪之前。新奥尔良的棉花价格在1836年达到了顶峰，在1837年的经济恐慌中泡沫破灭。此时，不仅仅是国内遭受影响，全球的棉花出口国都难以幸免。同样地，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后，许多商品的价格下降幅度超过50％，那些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遭受了重创。当棉花、橡胶、丝绸等所有商品的价格全线下降时，巴西、哥伦比亚、荷属东印度群岛、阿根廷以及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陷入了困境。即便在日本，对生丝需求的急剧下降也导致该国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由于商品价格的下降，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遭受重创，同时货币出现贬值。
尽管和以往的盛衰形式不同，商品价格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同样发挥了作用。在2007年和2008年间，石油、食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迅速上涨。2008年夏天，原油价格从一年前的每桶80美元上涨到了每桶145美元的峰值。这种价格上涨与经济基本面完全无关，相反，它是由商品投资或投机活动引起的，那些对冲基金、捐赠基金、经纪商以及各式各样的商品基金将其部分资金投资于商品市场。尽管如此高的油价可能对石油出口国有利，但是包括美国、欧元区、日本、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等在内的诸多石油进口国均遭受了重创。其中一些国家的经济在金融危机中已经摇摇欲坠了，油价的高涨很可能又将它们彻底推入经济衰退的深渊。
风水轮流转。石油和其他商品的出口国在2007年和2008年间均未受到金融危机的损害，然而在美国和中国的商品需求大幅下滑之后，这些国家也举步维艰。2008年下半年，对于石油、能源、食品和矿产的需求进一步下跌，由此所造成的影响与大萧条时期的情形十分相似：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商品出口国经济一蹶不振。石油开采商所遭受的损失尤为严重：2009年第一季度，油价从顶峰时期的每桶145美元下跌到了历史性低点每桶30美元。但是，损失进一步蔓延到原材料领域。例如，在智利，铜需求量的骤降对该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造成了沉重打击，使得该国陷入了经济衰退。在所有的经济衰退中，商品市场的繁荣最初会击溃那些进口国，随后，商品市场的崩溃会引起出口国的衰退。
外汇市场的波动破坏性也很大。2007年，在经济危机初期，美国经济增长减速，随之而来的利率下降导致美元贬值。这沉重打击了那些依赖美国出口的国家，包括英国、日本和许多欧元区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的货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它们出口到美国的消费品成本提高，削弱了这些国家的竞争力，导致它们的经济陷入衰退。
然而，随着危机的恶化，情况突然颠倒过来。2008年，对金融市场的担忧和恐慌情绪迫使国际投资者寻求避难所，其中一根救命稻草就是美元，尽管这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即便美国处于经济危机的正中心，它看起来仍然要比其他新兴经济国家来得安全。由于投资者争相持有美元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同时大量抛售许多新兴经济市场的股票和债券，这些新兴经济国家的货币和“更为安全的”发达国家的货币之间的汇差进一步加大了。
这种影响是灾难性的。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欧洲新兴经济国家的家庭和企业从发达国家获取抵押贷款和企业贷款，这是因为欧元、瑞士法郎甚至日元的利率要低于本国。俄罗斯、韩国和墨西哥等国的企业也采取同样的融资方式。但当经济危机来袭时，投资者抛出新兴市场货币，转而持有美元、欧元和日元等较为安全的币种，债务清偿成本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这给新兴市场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所有这一切的发展遵循了以往历次经济危机的传播路径。如同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贸易网络一样，商品和外汇同样是经济危机的传播媒介，它们使得一国的金融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这就是说，传染模型（contagion model）所能解释的问题是有限的。模型里一个隐含的想法是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美国）将世界各国都拖入了深渊。这种想法让人觉得安慰，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其他许多国家自身产生了经济泡沫，与美国无关，它们所实施的政策与美国相比并不见得更加高明，是它们自身在金融危机面前的脆弱性使得其对次级贷款危机缺乏免疫力。
共同的过剩
1837年，刚刚就任美国总统的马丁·范布伦试图解释“为什么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不久前还是一片繁荣盛世景象，突然间便陷入了窘迫和衰退的境地”。他指的是1837年可怕的经济恐慌，那时恐慌已经逐步蔓延开来。当时许多评论员指责是美国和英国引发了这场灾难，而范布伦则认为实际情况更为错综复杂。他写道：
我们发现，这两个国家出现了同样的纸币或其他信用工具的泛滥，同样的投机热潮，同样的成就，同样的困难和挫折，并且同样陷入了近乎疯狂的灾难。
范布伦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19世纪30年代，当美国陷入高风险的银行和房地产投机狂潮时，英国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金融泡沫之中，纺织业和铁路出现了“轻率的借贷和疯狂的投机”。当美国经济开始摇摇欲坠时，英国经济也未能幸免。这不仅仅是因为英国与美国经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和美国一样，英国经济在多年的繁荣积累中也形成了较大的脆弱性。这场危机并不是从一个问题国家蔓延到一个健康国家，它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冲击了两个国家。
其他的经济危机中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当一国的经济由盛转衰，其他出现同样经济过剩的国家也无法独善其身。例如，在1720年，劳约翰成立了投机性公司“密西西比公司”，几乎在同一时间英国南海公司泡沫破灭了。一个半世纪以后，继德国、中欧和美国同时进入经济高涨阶段之后，很快就爆发了1873年的经济危机。很多国家陷入了无情的经济衰退，首先是奥匈帝国，其次是美国，后来便是欧洲其他大部分国家。一百多年后，在亚洲的新兴经济国家，由海外投资引发的投机繁荣局面接连恶化，重创了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经济。和简单的危机传播一样，各个国家再次呈现出相同的缺陷。
许多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陷入困境的国家有着和美国类似的缺陷，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意料。首先，美国几乎不会是唯一一个出现房地产泡沫的国家。近期，阿联酋、澳大利亚、爱尔兰、新西兰、西班牙、冰岛、越南、爱沙尼亚、立陶宛、泰国、中国、拉脱维亚、南非和新加坡等国的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2005年，《经济学家》杂志统计，2000年…2005年，全世界发达国家的住宅房地产总值翻了一番。增值部分令人震惊地高达40万亿美元，相当于上述国家GDP的总和。《经济学家》杂志评论道，“这看起来是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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