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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也发生了。
拉美债务危机产生了一系列的恶果：经济发展停滞、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充斥在这一地区。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债务得到削减，并被转换为债券［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这些国家的经济才开始复苏，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也随之恢复元气。在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下，对金融系统的监管做了大规模改革，才阻止了银行的倒闭。
并不美好的“大稳健”时代
20世纪80年代中期，沃克尔成功地治理了通货膨胀，各国中央银行也都承诺要保持低通胀。同时，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波动也明显减少：经济衰退的冲击程度有所减弱，经济繁荣也得以在较长的时间内持续。在美国，像1987年的这种证券市场崩溃的破坏性作用也不再那么强，并没有造成经济衰退。而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只持续了8个月，无论在持续时间还是破坏程度上都不大。因此所谓的“大稳健”时代开始了，其特征是低通胀、高增长和偶尔发生的轻微经济衰退。
对于“大稳健”时代的解释各式各样，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商业特性、金融管制方式和技术创新造就了更加富有弹性和适应能力的经济体系，能够更加容易地应对商业周期的波动。有的说随着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发展，崛起的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生产了大量廉价商品，使世界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还可以维持较低的通胀水平。还有人认为工会力量的削弱使得工资的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
失去的十年
有些经济学家把“大稳健”归因于货币政策。2004年，本·伯南克在一次演讲中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他宣称自己“对未来十分乐观”，除了日本这个遭遇“与众不同的经济问题”的国家之外，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将长期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即使经济出现衰退，也将十分短暂。
这明显低估了现实。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在前所未有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后陷入崩溃。泡沫的原因与以前类似，在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的低利率政策纵容下，流动性出现泛滥，而在泡沫破裂前又大幅提高利率；金融创新和放松管制也同样存在，大量银行贷款从传统领域流入房地产市场；预期价格不断上涨的非理性心理充斥市场。日经指数从10000点上升到40000点，房地产市场也毫不示弱；到80年代末，住房价格上涨了2倍，商业地产价格上涨了3倍。在泡沫达到顶端时，东京皇居（Tokyo's Imperial Palace）附近几百英亩的地价能买下整个加州！
1989年，当日本银行为了治理过度投机开始加息时，市场开始去杠杆化，资产泡沫破裂。伴随着股票市场的急挫，经济逐渐陷入崩溃：股票市场持续下跌，地产价格也大幅下降，迎来了20世纪90年代的“失去的十年”。在这10年里，日本经济在衰退中蹒跚而行，再也没有达到之前年均4％的增长速度，实际年增长率只有1％。许多企业和银行无力偿债，为了隐藏亏损不惜大量做假账，监管部门因而疲于应对，对企业和银行重组的失败使它们长期摇摇欲坠。直到90年代末期，关闭一些银行，并对银行部门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大量注资以后，问题才得到部分解决，但是股市和房市的价格至今没有恢复。
伯南克在2004年的演讲中指出日本是个特例，不是一般的情况。但这并非事实，20世纪80年代末，柏林墙的倒塌使俄罗斯产生了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商品的大量需求，引发了挪威金融危机，连芬兰和瑞典的银行体系也遭受了冲击，而这次危机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期。同一时期，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引发了信贷危机，超过1600家商业银行破产，尽管其危害没有以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大，但也引发了1990…1991年的信贷紧缩和经济衰退，以及超过2000亿美元的财政成本（以2009年的美元币值计算）。
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
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发生经济波动的同时，拉美和亚洲国家也发生了多次金融危机，无不与投机盛行及不同经济部门的过度负债有关。拉美国家在渡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危机后，投资者卷土重来，激情重燃。资本流入迅速恢复，同样的问题随之产生。引发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币值的高估，当政府宣布不能偿还其与美元挂钩的巨额短期债券（tesobonos）时，投资者开始对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表示担忧，墨西哥比索因此大幅贬值。直到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后，墨西哥的经济形势才开始稳定。但是危害是显著的：政府花费纳税人的巨资拯救了那些银行，规模达到500亿美元。
这是新兴市场国家无数次的“资本账户危机”的开端。这些危机的共同特征是以巨大的风险积累了巨额外汇赤字，从而产生了对以外币计价的短期债务的过度依赖，最终把自己送入了金融危机。当外国投资者开始担忧并拒绝进一步发行短期债务时，高估的本国货币也就开始贬值了。更为严重的是，当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后，外债的实际价值剧烈上升，使这些国家发生偿付危机。
1997…1998年间，同样的金融危机冲击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投资者豪赌泰国、印尼、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市场，在这些市场制造了大量投机泡沫。股票价值明显高估，房地产市场泡沫充斥，银行大量投放风险贷款，外汇账户出现大量赤字，由于回报率低，大量私人储蓄撤出。对泰国政府能否维持其币值（泰铢）稳定的担心最终引发了恐慌，外国投资者大量撤回资本，最终使该国的外汇储备难以维持其汇率的稳定，银行、股票、房地产等市场纷纷崩溃。恐慌很快传导到印尼、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它们和泰国一样都发生了货币贬值和债务危机。纳税人最后为拯救危机买单，而随后的经济萧条又把这些纳税人推入贫困的境地。
接着，俄罗斯在1998年也发生了金融危机。受亚洲金融危机及原油价格下跌的影响，俄罗斯经济开始走软，市场对其能否维持卢布价值和能否偿付外债的担忧开始增多。1998年夏天，投资者纷纷逃离这个国家，卢布随即崩溃。俄罗斯对国内债务实行违约处理，对大多数外债也停止了偿付。
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各国市场迅速发生反应。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LTCM），这家以复杂的工具投资外国政府债券的美国对冲基金公司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不幸蒙难。当俄罗斯债务危机的影响显现时，与之有关的各种债券价格剧烈下跌，LTCM公司因缺少流动性而陷入危机。为了避免引起连锁反应，美联储精心策划了一项对LTCM公司的拯救方案，才阻止了恐慌的进一步蔓延。
尽管这几次金融危机都没有危及世界金融体系，但金融危机继续在发展中国家蔓延。1999年，厄瓜多尔和巴基斯坦陷入政府债务危机，巴西也发生了外汇市场危机。其他的金融危机接踵而来：乌克兰（2000年）、土耳其和阿根廷（2001年）、乌拉圭和巴西（2002年）。和以前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一样，这些危机也都有各自不同的表象。比如，在阿根廷，金融危机重创了每个经济部门，房主无法偿付贷款，尤其是抵押贷款和消费信贷，而且它们还往往是以外币计价；企业也发生了类似的债务问题。储户包围了商业银行，希望能拿回他们赖以生存的存款，而政府却无力偿债，眼睁睁地看着外汇市场崩溃。
在这些金融危机中，过度投机和过高的债务都是其共同的特征。政府、企业、房主等等负债过高，而这些债务又往往是以外币计价。同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房贷太多，而抵押品的价值则不稳定。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对这些借贷的担忧必然会引发市场恐慌，随之而来的危机会使过度负债的债务人和过高杠杆投资的债权人都蒙受损失。
最后，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代价非常高昂：货币贬值，政府下台，大量人口陷入贫困，很多国家甚至因此发生政治动荡。比如，俄罗斯金融危机标志着叶利钦时代的终结和普京时代的到来。1998年印尼金融危机使统治该国30多年的苏哈托政权倒台。在阿根廷，2001年的银行挤兑和暴乱事件引发了经济和政治危机，迫使费尔南多·德拉鲁阿·布鲁诺总统下台。
这些事件并没有引起美国投资者和政府官员的重视，“大稳健”时代看起来仍然生机勃勃。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投资者对互联网和高科技股票的炒作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这引起一些人的质疑，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经济的繁荣是一种假象，股市泡沫横行，金融危机即将来临。但是，当泡沫破裂时，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却不是很大，只是有轻微的衰退迹象，这是因为股市的资金主要是来自于国内外投资者的自有资金，而不是银行贷款。
到2006年，美国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达到十分宽松的程度，高风险垃圾债券和低风险国债的利率差别低于2。5％的历史最低点，经济中出现很多危险信号，但没有受到任何重视。和历次金融危机一样，狂热的投资者都坚信价格飞涨是必然的现象。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首席经济学家戴维·莱利（David A。Lereah）就是其中之一，他于2005年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声称：“房地产泡沫不存在。”
金融危机重现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说过：“历史的魅力和神秘就在于，世世代代，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不会简单地重复。”尽管这次金融危机和以往十分类似，但也有其独特的特征，至少它的影响可以在21世纪的金融危机史上排名居前。
坦白地讲，金融危机的原因很简单：贪婪。金融危机发生后，无数评论专家都指出，是华尔街对金钱的无限贪婪摧毁了金融系统。让人难以置信的是，2007年金融风暴中的那些银行家竟然比20年前的戈登·格克斯（Gordon Gekkos）＇2＇还要贪婪。实际上，变化的并不是贪婪的本性，而是金融高管们的薪酬和激励机制变得更加危险了。在过去的20年里，银行家和交易员们的薪酬逐渐与公司短期利润挂钩，使他们更倾向于承担过多的风险，放大投资杠杆，甚至将整个银行押注到疯狂的投资上。
这种贪婪的本性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金融精英们创造了大量“安全的”的信用违约互换工具（credit default swaps）。在繁荣时期，这些金融工具体现了良好的盈利性，但当经济不景气时，就会使美国国际集团（AIG）这样的公司轰然倒塌（详见第8章）。诚然，交易员们是贪婪、傲慢自大、愚不可及的，但如果不是把奖金作为金融界的主要薪酬方式，单靠交易员们怎么可能引发如此之大的金融风暴呢？
理论上讲，股东们应该终止这种薪酬体制，但事实上，在金融系统出现麻烦之前，金融公司的管理就出了问题，众多的公司董事为了各自利益争吵得喋喋不休。这毫不奇怪，在20世纪末期金融体系就已经变得很不透明了。从那时起，股东和银行家、交易员、经理层的利益就出现了分歧。
监管者本来可以阻止这些行为，但和以前的历次金融危机一样，20世纪末是一个坚信自由市场体制的时代。美联储和众多联邦及州级的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千方百计地逃避资本需求问题视而不见。事实上，很多监管机构鼓励了金融创新，这些创新产品包括：只付利息的按揭贷款（interest…only mortgages）、反向摊销贷款（negative amortization loans）、诱惑利率贷款（teaser rates）、可调息按揭贷款（option adjustable…rate mortgages）等等，这些证券的价值都依附在有毒资产上，成了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在英国，也同样如此。
你不可不知的危机名词
反向摊销贷款
指借款人所还的利息低于应缴的利息，未付的那部分再增加到抵押贷款余额中，借款人今后的还款负担将更加沉重。
诱惑利率贷款
即在贷款初期以一个十分低的利率或只供利息作为开始，吸引需要贷款的客户“上钩”，优惠期一过，利率立即回到次按高息水平。
市场反映了一切，而且永远都不会犯错。从华盛顿到伦敦，以及大多数英语国家，人们都坚信这一传统的智慧。艾伦·格林斯潘也许是让金融体系自我监管的最大拥趸者，他宣称市场总会自我调整。1997年，当有人警告金融创新的危害时，他说：“我们必须在实施监管时格外谨慎，制订过多的监管规则是对市场的无谓束缚。”格林斯潘甚至还为次级贷款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