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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司拥有了过强的话语权。
另外，还必须实施更加激进的改革。包括高盛和花旗在内的某些被认为“大而不倒”的机构应该破产，其他更多不太显眼的公司更应让其倒闭。此外，国会应该重新实施十年之前废除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并且对其进行更新，以反映出整个银行业及影子银行体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这些改革措施都是非常明智的，但哪怕是最细致周详的监管措施也可能出现偏差。套利是金融机构的本性，它们通过金融创新，不断将业务延伸到政府的监管范围之外。而美国各州零星、分散的监管体系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另外，直到最近，金融监管作为一项职业，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份毫无前途且收入低下的行业。
但这些问题都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在设计法律法规时，遵循前瞻性原则，在业务开展之前就用法律法规堵住可能存在的漏洞。首先要阻止的是这样一种非常容易出现的冲动：某些具有普遍性的法规在执行时却只适用于某一类企业，比如那些大而不倒的机构，相反，法律法规必须能对其所有规范对象具有强制约束力，以阻止金融中介活动流向那些更小、受到更少监管的企业中去。同样，监管工作可以而且应该集中到几个更少却有更大权力的监管机构手中。而最为重要的是，监管人员的薪金待遇水平也应能充分体现出他们在维护我们的金融安全上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虽然争议不断，中央银行却一直在保护金融体系方面享有最大的权利，同时也因此承担着最大的责任。最近这些年，它们的工作表现非常差劲。它们未能很好地执行自己的规章制度。更糟糕的是，它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止狂热的投机分子越发失控的行为。如果非要说它们做了什么，也不过是给日趋膨胀的泡沫火上浇油而已。当然，在危机爆发之后，它们也尽其所能拯救了这场不可避免的大崩溃中的受难者。它们的失职行为是让人无法原谅的。在未来，中央银行必须积极主动地利用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去遏制和驯服投机性泡沫。
全球经济面对的挑战是无法由中央银行单独解决的。全球间不断扩大的经常项目不平衡以及美元迅速贬值所带来的风险直接威胁着经济的长期稳定。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全球必须在国际经济治理方面达成新的协议。必须进一步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位，赋予其发行一种全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权利。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何更好的实现自我监管方面也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一小撮规模较小而又严重老化的经济体控制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太长的时间。随着G20的国力和影响力不断提高，必须给予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应有的地位。
所有这些改革措施都将有助于减少危机的发生，但危机不会永远消失。诚如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所说到的：
妄图通过一次拨乱反正实现一劳永逸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改革使不稳定重回稳定，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新的不稳定又会因其他原因重新出现。
与飓风一样，危机是无法消除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管理好危机并尽量降低危机带来的损害。
矛盾的是，这种令人不安的事实反倒燃起了我们的希望。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政治家及政策制定者们对金融体系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为之后将近80年的稳定与安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问题并未从根源上被解决，但是80年已经足够长久，是一个人一生的时间！
如今，我们身处当今时代的大萧条之中展望金融的前景时，我们需要努力做得更好。永恒只是传说，危机终会再来。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危机的严重程度，阻止它们对经济造成过大的危害。如果能进一步加固金融体系的大堤，我们至少能在未来数年免于危机的侵袭。水位仍会上涨，但我们将安然无恙。但是，如果我们不对未来必将到来的飓风做好充分的准备，反倒继续自欺欺人，自以为我们的大堤将再不会被冲垮，毫不夸张地说，洪水将在未来频繁地成为我们的“座上客”！
我的预言
最近的危机已经清楚地表明，人类在未来数年更大的可能是“大动荡”而非“大稳健”。资产泡沫的膨胀与破裂会更加频繁，一度被认为一个世纪才能发生一两次的那种危机也将更为频繁地冲击全球经济。曾经的“黑天鹅”将变成“白天鹅”。
在2007…2008年，当全球经济被金融危机百般蹂躏时，整个人类世界如坠深渊，如临末日。在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全球经济活动雪崩的景象唯有当年大萧条时略可比拟。
部分国家迅速出台了大量积极的政策措施，世界经济雪崩现象才得以缓解。尽管各主要国家合作仍不够严谨细致，但是这种集体合作的应对态度还是较好地阻止了一次大衰退，而全球经济体在2009年年初自由落体式的局面也得到了遏止。通货紧缩风险逝去，全球经济开始踏上复苏之路。新兴经济体率先实现反转，而到2009年第三季度，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衰退局面也得以终结。
然而，尽管全球经济开始反弹，但是全球经济内生的风险及其内在脆弱性可能导致新的危机会在未来数年中继续成为人类挥之不去的阴霾。一种可能是激增的财政赤字将迫使部分国家违约，或者迫使它们通过开动印钞机来削减债务，而后者将导致全球陷入20世纪70年代一样的高通货膨胀的境地。
另外，这场危机的余波也可能导致其他许多问题。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加，伴随着对美元“套息交易”越来越强的依赖性，将孕育一个比刚被刺破的大泡泡更大的泡沫。一旦紧缩措施失当，风险资产及全球财富价值将迅速缩水，并导致全球经济二次探底。
其他同样令人担心的事情也可能发生。欧元区可能解体，日本将重回通货紧缩及接近衰退状态，进而引发巨大的主权国债务危机，甚至中国面临的风险也正在与日俱增。倘若其投资拉动的复苏在未来几年未能找到新的经济引擎，那么届时该国不良贷款势必大量增加，进而触发一场银行危机。而所有这些情况都会导致抵制全球化力量的死灰复燃。
全球经济在未来数年如何复苏或者崩溃事关重大。在此，仅就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将要面临的危险管窥一二。＇1＇
V型、U型还是W型复苏
经济的不同复苏形态反映了一个经济体不同的活力及其可持续性。具体形态包括非常迅猛的V 型复苏，比较缓慢且很折磨人的U 型复苏，具有双底特征的W 型复苏，即经济在经历快速复苏之后又迅速衰退。目前，发达经济体最可能的是U型复苏，也即经济将经历数年低于趋势增长率的速度缓慢增长，原因如下。
首先，劳动力市场仍很疲软。
2010年，美国失业率达到10％（如果算上半失业及主动失业人员，则失业率将超过17％）。房地产业、建筑业以及金融业的很多工作岗位将永久性消失，同样，那些已被外包到海外的制造业及服务员工作岗位也将一去不复返。
即使仍未失业的那些工人，也不得不接受收入被削减的现实。很多企业为了与其雇员“共克时艰”，往往要求他们接受更少的工作时间、休假甚至直接降薪。截止2009年底，折算成标准工作时长的话，单单工作时间的减少就相当于在现有840万失业人数的基础上新增了300万个失业人员。更为严重的是，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高达四分之一的美国现有工作岗位会最终被外包出去。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美国的失业率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攀升，即使有一天失业率开始下降，其速度也将非常缓慢。
其次，本次衰退迥异于以前历次衰退。
本次危机根源于家庭部门、金融系统、甚至企业部门的过度举债及高杠杆化。这次衰退不是由货币政策的紧缩造成的衰退，而是由疯狂举债导致的“资产负债表”式衰退。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的最新研究表明，这种“资产负债表”式的衰退结束后的复苏将非常缓慢，其原因在于经济体的各个部门都要“去杠杆化”和削减债务。
这的确需要花费一些时间。一直以来，美国和英国的家庭都花销太多而储蓄太少。尽管到2009年年底，美国的储蓄率已经上升到4％，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有关专家研究表明，储蓄率在未来几年需要最终提高到8％的水平。这意味着消费水平还需要进一步降低。然而，消费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70％，在其他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的国家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非常高，因而，消费的缩减将阻碍经济的增长。
其他一些指标同样指向U型复苏。在典型的V型复苏中，企业部门将大量资金投入到资本性支出中，进而形成快速反弹。不幸的是，在本轮复苏中，资本性支出投资面临“贫血”局面：当前经济体中，产能（工厂、机器、计算机及其他固定资产）闲置严重。事实上，本轮危机中，产能使用率（67％）大大低于上轮衰退时的产能使用率（75％~80％）。直到2009年底，美国和欧洲仍有30％的产能处于闲置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哪家企业会更愿意新增资本性支出呢？
再次，政府全力救助的金融系统也已经千疮百孔。
看看美国吧，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已经关闭了超过130家银行。另外有不少于500家被列入观察名单。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影子银行已经崩塌，或遭到了无法修复的破坏，沦为各州保护的对象。证券化除了还能享受到一定的政府补贴之外也风光不在，甚至连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都因曾经过度杠杆化而陷于挣扎之中。
金融体系的修复需要漫长的时间。而受损的金融系统将严重制约未来的住房投资、建设活动、资本性支出及耐用品的消费等对资金的需求。我们的经济增长再也无法回到那沸腾的2003…2007年那靠不可持续的信贷泡沫疯狂授信的年代。
其他因素也在强化U型复苏的可能性。帮助经济复苏的政策，尤其是财政刺激政策，终将退出。而政策一旦退出，经济增长也将随之减速。如果政策一直不退出，政策制定者采取更加巨大的财政赤字来支持减免税收及增加政府开支，那等于将我们自身装入一列巨大的财政列车上。另外，增加支出也会导致对该国债务违约风险上升或者通货膨胀风险担忧的增加，推高其长期利率，进而延缓其经济复苏的步伐。
最后，国际间经常项目的持续失衡也意味着世界经济在未来数年内将增长缓慢。
在过去十几年中，美国以及英国、爱尔兰、冰岛、西班牙、迪拜、澳大利亚、新西兰、波罗的海诸国和其他中欧经济体是这个星球上的主要消费方，它们的消费支出超过自身收入，形成了经常项目逆差。相反，其他一些国家，如中国、新兴亚洲经济体、大多数拉美国家、日本、德国和其他一些欧元区经济体是这个星球的主要生产方，它们的消费支出低于自身收入，形成了经常项目顺差。
当以美国为代表的前一组国家通过增加储蓄、减少进口来缩减开支时，中国等后一组国家却不愿减少储蓄、增加消费。这必然意味着全球商品总需求的净下降。考虑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的时代，全球总需求的恢复之路更显得极为坎坷。
以上所有因素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美国及其他开始学会节约的发达经济体都将迎来一个缓慢的U型复苏。这一论断或许与我们的实际感受有所出入。事实上，美国2009年第四季度的增长率高达5。9％，是六年来的最高水平。但这一结果主要得益于刺激性财政政策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各大公司在2009年末补库存所带来的需求的增加。
这些因素可能带动美国经济在2010年上半年增长3％甚至更高。另外，旧车换现金计划以及首套房税收优惠政策等也为经济短期内的快速增长带来了正面影响。与此同时，美国统计局将雇佣100万名临时员工，这也在短期内有助于维持经济增长。但是到2010年下半年，随着这些短期因素的影响淡去，美国经济的引擎也将再次熄火。届时，在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储蓄率上升到一定程度和完成“去杠杆化”之前，经济增速将重新跌回到低于潜在增长速度的水平上。
刀刃上的欧洲
相比美国经济的糟糕局面，欧元区与日本经济的中期前景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两大经济体同样面临U型复苏的局面。
第一，欧元区与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2％）低于美国；第二，这些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