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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海涅，德国犹太裔文学家、诗人。西方有句成语说：“犹太人进市场如鱼得水。”犹太人的获利艺术一方面是出于生存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犹太人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施展才华的领地。基督教世界曾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里对经商、获利的行业采以鄙视的态度，“商人”与“小人”往往是同义语。直到19世纪资本主义因素普遍生长的时候，那种死抱着宗法风范的贵族迷仍然大有人在。所以德国犹太裔文学家、诗人海涅曾认为，是欧洲人自愿放弃商业领地并迫使犹太人走上商业之道的。
即使把宗教和种族的因素降到最低限度，单从经济的角度而言，在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所形成的，也是一种相互制约和复杂冲突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犹太人在欧洲的历史演进。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犹太人在与欧洲非犹太人的经济关系上曾上演了一个三幕剧：“……在第一幕中，犹太人正像他们之不可或缺那样的不得人心，但是由于他们的非犹太人迫害者在经济上没有他们就过不下去，图2…9波兰克拉克市，公园和广场的“犹太人禁止入内”的标志。
所以他们所受的虐待是被保持在限度之内的。一旦新兴的非犹太人资产阶级获得了为自己所有的充分的经验、技能和资金，感到他自己能够取当地犹太人之位而代之的时候，第二幕就在一个接着一个的西方国家中拉开了。在这一阶段里——英国是在13世纪达到的，西班牙在15世纪，波兰和匈牙利则在20世纪——非犹太人的资产者运用他们的新到手的力量得以排除他们的犹太对手。在第三幕中，一个现已确立起来的非犹太人资产阶级已变成了这样的犹太人经济艺术的老手，以致他们的败于犹太人之竞争的传统恐惧，已不再强制他们放弃重新使用犹太人的才能为他们的非犹太人的国家经济服务的这种经济利益了。本着这种精神，塔斯康政府在1593年以后，允许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暗奉犹太教的难民定居于勒格浑；荷兰从1593年起就向他们敞开了大门；而在1290年曾感到强大得足以排除犹太人的英国，在1655年感到更强大得足以再让他们进来了。”
虽然由于宗教、种族等原因，犹太人在欧洲的生活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但“西欧犹太人与其非犹太邻居之间的距离在实践上并不如在理论上那样巨大和不可逾越”，特别在经济生活方面，“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他们的邻居”。而这种联系又是一种时而容纳时而冲突的联系，犹太人在西方社会不断“排挤——接纳”的循环往复中，对金钱的内涵也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在犹太人看来，金钱是其生存的必要保证，却不是其生存的唯一目的。对他们而言，没有金钱万万不能，有了金钱并非万能，因为在许多特定的复杂情形下，金钱远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有了这一层理悟，犹太人便会更加珍惜金钱的作用。可以说，犹太人是在生存的磨难中铸就了对金钱的深刻认知、铸就了非凡的经营之道的。
金钱与拿钱换命的犹太人（3） 犹太人在银钱业上的才能与精明，既为所在国统治者带来财富，方便了社会上银钱的流通，但又使自己成为反犹迫害的对象。这是一个自己为自己掘墓的怪圈。为什么犹太人要进入这种是非之地去招惹杀身之祸？其原因是基督教信徒与犹太民族在宗教信仰、民族利益、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矛盾冲突造成的。为了增加捐税，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主张“犹太人是有益的，对普通人不可缺少的公民”。这时犹太人放债取利是“有益的”，也即符合道德的。所以这些国家实行了保护犹太人的政策。甚至有些地方，干脆禁止犹太人从事其他行业。中世纪史料表明，当时贷款利率偏高并不是犹太人自己决定的，而是教皇或国王他们决定的，为的是能从中分享利润。如在西班牙，决定贷款利率的法令是由国王本人亲自制定和颁布的。这些政策把犹太人引向了铤而走险的道路。因为当地政府在适当的时候，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利益的旗号下对犹太放债人进行清算和迫害，包括在道德上加以谴责。后来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
犹太人经商艺术的成功及其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除了犹太人对金钱的特殊认知以及犹太人的历史处境外，还取决于一个十分不容忽视的因素，这就是犹太人之间所固有的特殊的民族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使得散居欧美各国的犹太人能够尽可能地结合在一起，在人数、经济力量等方面，化劣势为优势，从而在错综复杂的经济文化之争中站稳脚跟。
犹太民族就其本身的气质而言，是一个复杂、多变、爱争论的民族，即使在其民族精神的核心部分——宗教意识上，自古而来也分化成多种教派、教义，有些矛盾冲突还相当尖锐。但在异邦居住地，犹太人往往能够自觉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一方面是其文化传统使然，另一方面又是其生存环境使然，特别是外族人的种族歧视使然。在世界任何一地，涉及到某一个犹太人的事情，往往也是牵扯到整个犹太人的事情；就像在当今国际事务中，涉及到以色列，往往也就意味着涉及整个犹太世界。在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经济、文化斗争中，人们常形象化地用“油浓于水，血浓于油”的说法来形容犹太人的团结，这种团结对犹太人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犹太人的流散经历导致了犹太人对待世界的理性和科学的态度，这在他们的经济伦理中表现为对科学技术的充分肯定。
资本主义的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现代科学，特别是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理性主义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科学对待世界的文化传统，使犹太人中科学家层出不穷，为整个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诺贝尔奖获奖者名单上，犹太人是世界其他民族的28倍，经济学奖中三分之一的得主是犹太人。
犹太哲学家马克斯·韦伯说：“从来没有一种经济伦理只取决于宗教。”我们从来也不希望从犹太教中找到犹太人商业伦理的全部奥秘，但是我们认为从犹太教中寻找犹太人商业伦理的奥秘和从犹太人的商业活动中寻找犹太教的奥秘同样重要。宗教文化是一个民族最原始的文化，而原始文化往往具有“种子”文化的意义。一个民族文化的进程往往受多种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但那些“种子”的信息往往是后来民族文化必然遵循的内在逻辑，它决定着一种文化的特质。
总而言之，“犹太人与金钱”的问题虽以经济的形式出现，但却蕴涵着浓厚的宗教、社会、种族、历史等多种因素。犹太人由于特定的历史机制和文化背景，靠着百倍的努力创造了一种经济成就的“神话”；而西方人由于复杂的文化原因则演绎和生发了一种带有虚幻因素的“犹太神话”——这两者之间一方面存有巨大的差异，另一方面又共同营造了一个深厚的文化密码，以此为窗口，可以从中窥视千百年来犹太人的生存史、发展史，窥视犹太民族与异族文化的深刻冲突与联系。第四节
哭墙与祈祷的犹太人（1） 哭墙（WailingWall）也称西墙，是犹太教的遗迹，位于耶路撒冷东区老城。哭墙的历史要追溯到古代的大卫王。
公元前11世纪，古以色列王大卫统一了犹太各部族，建立了以色列王国，定都耶路撒冷。公元前10世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继位，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建造了第一座犹太教圣殿，即所罗门圣殿。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攻占耶路撒冷，圣殿被付之一炬。犹太人从巴比伦返回后，耗时20年，又在原来圣殿的位置上重建了一座宏伟壮观的第二圣殿。公元70年，罗马大军征服巴勒斯坦后，残酷镇压了犹太人的起义，第二圣殿被夷为平地。犹太人流散后，犹太圣殿始终未能再恢复重建。后来，留在巴勒斯坦的一些犹太人在原圣殿的废墟上用石块垒起一堵长48米、高189米的大墙。由于这堵墙是在原第二圣殿西外墙的位置，垒墙的大石块都是原来圣殿用过的材料，是当年圣殿留下来的唯一遗迹，犹太人就将这墙称为西墙。据说罗马人占领耶路撒冷时，犹太人常聚在这里哭泣。此后千百年中，流落异国他乡、屡遭反犹之苦的犹太人，常来此号哭，以寄托其故国之思，此墙因此又名哭墙。如今每到犹太教安息日，总会有人到哭墙去表示哀悼，进行祈祷。他们或围着一张张方桌做宗教仪式，或端坐在一条条长凳上念诵经文，或面壁肃立默默祈祷，或长跪在地悲戚啜泣。哭墙是犹太教圣殿两度修建、两度被毁的遗迹，是犹太民族2000年来流离失所的精神家园，是犹太人信仰和团结的象征，也是犹太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祈祷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人们祈祷的目的，人们最大的心愿，不过是在很多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两个字——和平。众所周知，在属于同一语系的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中，“耶路”的意思是“基石”或“城市”，“撒冷”的意思是“和平”，“耶路撒冷”即为“和平之城”。但是这座有3000年历史的和平之城却很少有和平，它总是与征战、暴力、流血、死亡联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时最久、影响最广泛的巴以冲突就发生在这里。让我们再回到历史。
犹太人称巴勒斯坦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早期的希伯来人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在这里和上帝立约，最后从这里流散到世界各地。但是流散的犹太人始终把耶路撒冷作为他们不能忘却的精神之都，相信他们终有一天要返回那里。耶路撒冷同时也是伊斯兰教的圣地。相传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后的第九年，从麦加乘飞马来到耶路撒冷，踏着一块巨石登上七重天，聆听了真主的启示。阿拉伯人打败罗马人征服耶路撒冷后，便在那里建造了两座清真寺，一座叫“岩石圆顶清真寺”，另一座叫“阿克萨清真寺”。
犹太人在流散时期开始后，大规模流入阿拉伯地区，与伊斯兰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接触和碰撞。由于生活在阿拉伯地区的犹太人不承认穆罕默德为他们的弥赛亚，使原本就存在的文化冲突由于宗教因素的介入而变得越发激烈。公元7世纪，阿拉伯大军征服了巴勒斯坦，在此之后的1300多年里，阿拉伯人一直在这里生息繁衍，巴勒斯坦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到中世纪后期，巴勒斯坦又被土耳其征服，成为庞大的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之后，复国主义者的一个口号就是：“巴勒斯坦有土地而没有人民，犹太人有人民而没有土地。”因为在他们看来，奥斯曼帝国衰败之后，巴勒斯坦是一块无主之地，那里既没有国家也没有政府，至于生活在当地的阿拉伯人，就像生活在美洲和澳洲的土著居民一样，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的返回和建国。为了在巴勒斯坦建国，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们纷纷到德国、英国、土耳其等国游说，寻求支持，但他们却从未考虑过要征求当地阿拉伯人的意见。当犹太人源源不断地向巴勒斯坦移民并在1948年建立以色列国之后，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之间的冲突就悲剧性地发生了。
以色列宣布建国后，已经独立了的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伊拉克等国立即出兵，想消灭这个新生的犹太人国家，帮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可是几次残酷的战争之后，以色列没有被消灭，而上百万的巴勒斯坦人却沦为难民。对此，阿拉法特在1974年的联合国会议上曾说：“欧洲人干了伤天害理的事，他们对犹太人欠下的道义之债却要让巴勒斯坦人民来偿还。”
哭墙与祈祷的犹太人（2） 再来看和平之都耶路撒冷的命运。根据联合国1947年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耶路撒冷将由国际共管，但这一决议实际上未能实施。1949年第一次阿以战争结束之后，耶路撒冷被分割成了东西两半，东边被约旦夺得，西部则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这种分裂持续到19年后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结束。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不但夺得了东耶路撒冷，而且还占领了阿拉伯人的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西奈半岛、戈兰高地等地方。在战争结束不到三个星期的1967年6月27日，以色列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正式宣布东西耶路撒冷合并，并完全处于以色列主权管辖之下。1980年7月，以色列国会再次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国“永�